弗朗西斯·福山:反对身份政治:新部落主义与民主的危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56 次 更新时间:2018-09-01 21:3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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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  
不如说是违背了基本的正派准则,许多特朗普的支持者也不一定同意这些言论,还有特朗普其他语出惊人的言论。但在许多美国人都认为公众言论被过度监管了的情况下,特朗普的支持者们会欣赏他没有被舆论压力吓住、而避免冒犯这一点。在一个被政治正确形塑的时代,特朗普体现了一种真实性,这是许多美国人都钦佩的:他或许有恶意的、偏执的、不像个总统,但他至少敢说出自己的想法。

  

   然而,特朗普的崛起体现出的并不是对身份政治的保守拒绝,而是反映了右翼对身份政治的接受。特朗普的很多白人工人阶级支持者都感到他们被精英阶层忽视了。生活在农村的人——他们不仅是美国的、也是许多欧洲国家民粹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往往认为他们的价值遭到了世界主义的城市精英的威胁。尽管他们属于主导的种族,许多白人工人阶级却感到自己受了伤害、被边缘化了。这种情绪为右翼身份政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这种身份政治表现为明显的种族主义-白人民族主义。

  

   特朗普直接推进了这一进程。他从房地产大亨和电视真人秀明星向政治竞选者的转型,是在他在成为种族主义“出生地阴谋论”(birther conspiracy theory)——即怀疑巴拉克·奥巴马出任总统的资格——最著名的推动者之后开始的。作为总统候选人,当他被问及前三K党领袖大卫·杜克(David Duke)对他的支持这件事时,回避了问题,他还抱怨说,监督有关特朗普大学一案的美国联邦法官对他“不公平”,因为这名法官是墨西哥裔的。2017年8月,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白人民族主义者举行暴力集会——一名白人民族主义者杀害了一名反示威者——后,特朗普断言说“双方都有很好的人”。他花了很长时间把黑人运动员和名人挑出来进行批判,也乐于利用人们对拆除邦联领袖纪念雕像的愤怒。

  

   特朗普使白人民族主义从边缘走向了几乎是主流的位置。白人民族主义的支持者抱怨说,尽管人们在政治上可以接受谈论黑人权利、妇女权利或同性恋权利,但要想提倡美国白人的权利,就不得不被冠上种族主义的标签。左翼的身份政治实践者会争论说右翼对身份的强调是不合法的,不能同少数族裔、妇女和其他边缘群体放在同一个道德层面上,因为他们体现的是历史上享有特权的群体的观点。这显然没错——保守派过度夸大了少数群体获得优势的程度,正如他们也夸大了政治正确限制言论自由的程度一样。许多边缘群体的现状仍未改变:非裔美国人继续遭受警察暴力,妇女仍然被强奸和骚扰。

  

   然而我们也要注意到,右翼是如何从左翼那里借来这套语言和框架的:白人正遭受伤害,他们的处境和痛苦被社会中其他人忽视了,造成了这种状况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尤其是媒体和政治体制——需要被打破。在意识形态光谱的两端,身份政治都是目前人们看待大多数社会问题的视角。

  

对信念的需要

  

   社会需要保护边缘的、被排斥的群体,但也需要通过审议和达成共识的方式实现共同目标。左、右翼政治议程转向对狭小的群体身份的保护,最终将威胁到这一协商过程。补救的办法并非放弃身份的观念——这是现代人理解自己和周围社会的方式的核心,而是规定出更大、更具整合性(intigrative)的国家身份,它需要把自由民主社会确实具有的多样性考虑在内。

  

   人类社会离不开身份或身份政治。用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话来说,身份是一个“强大的道德观念”,它基于激情(thymos)这一普遍人类特征。这种道德观念告诉人们,他们有一个未被认可的内在真实自我,而外部社会可能是错误的、压抑性的。它关注人们要求其尊严得到承认的需求,并为表达不被承认时的怨恨提供了一种语言。

  

   让这种对尊严的要求消失是既不可能,也不可取的。自由民主制是建立在个体在决定自己的集体政治生活方面享有同等的选择、行动权的基础上的,但是许多人并不满足于仅被平等地承认为一般人类。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现代生活状况。现代化意味着不断的变化和中断,以及先前不存在的选择不断敞开。这总体上是一件好事:几代人以来,无数人逃离了那些没能为他们提供选择的传统社区,选择了给他们选择机会的社区。但现代自由社会的自由与选择的程度也可能使人不开心,并与其他人疏离。他们感到自己怀念他们认为失去了的社区和有条理的生活,或者失去了他们的祖先似乎曾拥有的生活。他们追求的真实身份将他们与他人联系在一起。体会着这种感觉的人可能会被一些领袖引诱,这些领袖告诉他们,现有权力结构背叛了、且不尊重他们,他们属于某个重要的社群,这个社群的伟大将再次得到承认。

  

   然而,现代身份在在本质上是可变的。一些人可能会对自己说,他们的身份基于生理、不受他们的控制。但现代社会的公民拥有多重身份,这些身份是由社会互动形塑的,身份取决于人的种族、性别、工作场所、教育、亲密关系和民族。身份政治的逻辑是要将社会分成一个个关注自己的小群体,但它也有可能创造出范围更广、整合性更强的身份。为了使人意识到他们和更广大的公民群体共享着价值和激情,并不需要否定个人的生活经验。换句话说,生活经验可以只是经验——它将个体和与自己不同的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把他们分开。因此,尽管在现代世界没有哪个民主国家能免受身份政治的影响,每个的民主国家却都可以将它引导回范围更广的、相互尊重的形式上。

  

   首先一个最明显的出发点,是反对那些导致一些群体受伤害、被边缘化的具体虐待行为,例如警察对少数群体的暴力和性骚扰。任何对身份政治的批评都不能说这些情况不真实、不是迫切需要具体解决方案的问题。但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也必须更进一步,政府和市民社会团体必须着眼于将小群体融入更大的整体中。民主国家需要推进政治科学家所说的“信条式国家身份”(creedal national identities),这种认同不是建立在共同的个人特征、生活经验、历史纽带或宗教信仰上,而是围绕核心价值和信念建立的。这种观念的目的在于鼓励公民认同于他们国家的根本理念,并利用公共政策有意识地融合新成员。

  

   要想在欧洲对抗身份政治的负面影响,将会很困难。近几十年来,欧洲左翼提倡的多元文化主义削弱了把新成员整合进信念式国家文化的重要性。左翼欧洲政党以反种族主义为名,低估了多元文化主义妨碍融合的证据。欧洲新兴的民粹右翼则怀旧地回望着日益衰落的民族文化,这些基于民族或宗教的文化在基本上没有移民的社会中,曾一度兴盛。

  

   欧洲必须从修改国籍法开始反抗身份政治。执行这一议程超出了欧盟的能力,因为欧盟的28个成员国都热切地捍卫自己国家的特权,随时准备否决一切重大变革或转变。因此,无论好坏,都只能在单个国家层面上开展行动。为了不再让某些族裔群体凌驾于其他族裔群体之上,国籍法基于血统原则(jus sanguinis)——“血权”,即依据父母的族裔赋予公民身份——的欧盟成员国应当采取新的、基于出生地原则(jus soli)的法律,即“土地权”,赋予该国领土上出生的任何人以公民身份。然而欧洲国家也应当像美国多年来所做的那样,对新公民入籍施加严格的要求。在美国,新公民除了必须证明已在该国连续居住五年之外,还需要能读、作和讲基本的英语,了解美国的历史和政府,品行良好(即没有犯罪记录),并通过宣誓效忠美国来表明对美国政体的原则、理念的认同。欧洲国家应当对新公民有同样的要求。

  

   除了调整对公民身份的正式要求外,欧洲国家也需要改变基于种族的国家身份。近20年前,一位叙利亚裔的德国学者巴桑姆·替彼(Bassam Tibi)提议将主导文化(Leitkulture)作为新德国国家身份的基础。他将主导文化定义为对植根于启蒙运动的自由理念的平等、民主价值观的信仰。然而,左翼学者和政治家抨击了他的主张,认为他把那些价值观置于其他文化的价值观之上了;这样,德国左翼就不知不觉地满足了那些不在乎启蒙理念的伊斯兰主义者和极右民族主义者。但德国等主要欧洲国家确实迫切需要像替彼的“主导文化”一类的东西:一种能使土耳其裔德国人自称为德国人、非裔瑞典人自称为瑞典人的规范性调整。这种转变已经开始,但是速度太慢了。欧洲创造了一个值得他们自豪的了不起的文明,一种能包容来自其他文化的成员、又始终能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的文明。

  

   与欧洲相比,美国对移民的欢迎程度要高得多,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在其历史初期就建立了一种信念式国家认同。正如政治科学家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指出的,一名美国公民可以被指责为“不美国”(un-American),而一名丹麦公民不可能被描述为“不丹麦”,日本公民也不能被指控为“不日本”。美国主义是一系列信念和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族裔。

  

   如今,必须把内战后出现的美国信念式国家身份重新树立起来,以抵御来自左、右翼双方的攻击。右翼白人民族主义者希望用基于种族、族裔和宗教的国家身份,来取代信念式国家身份。左翼的身份政治提倡者则试图通过强调受害(victimization)来暗中摧毁美国国家叙事的合法性;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是在暗示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其他形式的系统性排斥内在于美国的基因中。这些缺陷向来是美国社会的特征,它们必须被克服。但进步人士也应当讲述另一个版本的美国历史,一个侧重于关注越来越广的人群是如何克服壁垒、赢得对他们尊严的承认的历史。

  

   美国的确从多样性中获益了,但它不能基于多样性建立自己的国家身份。一种可行的信念式国家身份必须给出实质性的观念,如宪政、法治和人人平等。美国人尊重这些观念;这个国家有理由不把公民身份赋予那些拒绝这些观念的人。

  

回到基础

  

   一旦一个国家明确了一种对现代社会确实具有的多样性保持开放的、恰当的信念式国家身份,有关移民问题的争论的性质必将改变。目前在欧美,这一争论都处于两极化的状态。右翼试图完全切断移民、把移民遣送原籍;左翼则主张自由民主国家实际上有义务无限地接纳全部移民。这两种立场都站不住脚。真正需要讨论的,是把移民融合进该国的信念式国家身份的最佳方案。成功融合的移民会为一切社会带来健康的多样性,融合不当的移民则是国家的累赘,在一些情况下会构成安全威胁。

  

欧洲政府口头上表示需要更好地融合,但未能贯彻这种说法。许多欧洲国家制定的政策都主动妨碍了整合的进程。比如按照荷兰的“柱状化”(pillarization)体系,儿童会在彼此分离的新教、天主教、穆斯林和世俗系统下接受教育。在国家资助的学校中接受教育、却不用接触自己宗教以外的人,是很难加速融合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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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澎湃思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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