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当前中国经济安全态势——要重点防范重大系统性经济风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24 次 更新时间:2018-08-31 14:4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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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涌  
他们就指责我们在新疆的所作所为,说我们对他们的兄弟不公,所以中巴传统友谊,国家间哥们是远不及穆斯林兄弟的,兄弟吃穿住行都在一起,是不可能市场化的,在市场化面前,敌人有可能变成竞争对手,兄弟也会变成竞争对手,这是他们不可能接受的。

   史圣司马迁对于夏商周以及秦汉的兴衰更替作了这样一个小结“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史圣时期的东南与西北于后来于今天已经有了很大的变迁。但是,胡焕庸线因为客观上基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而对中国东西的划分有着科学的依据,关键是经历了历史的检验。东北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力拔头筹,一度近乎成为共和国经济的中流砥柱,但是在市场化过程中,遭遇重创,地位与作用不断滑落。这样,在“东北塌陷”之后,沿榆林-张家口-山海关的长城一线以南,加上胡焕庸线以东的东南地带,成为中国人口、财富的富集地带,包括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还有武汉-重庆-成都-西安地区增长极,是中国生产力的富集地带,多年来一直是社会舆论、政府政策关注的焦点。东南与西北地区发展差异,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而使得差距不断拉大。市场化给西部的冲击,不亚于东北,只是西北原本就没有东北的显赫,而一直处在被忽略的位子。但是,西北地域面积广大、自然资源丰富,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中的少数民族集中聚居地,因此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不仅是史圣时代,起事于东南,收功实于西北,而且史圣之后的时代,莫不如此。即便近代以来,“司马迁谶语”也屡试不爽。看共产党和国民党就能端详,国民党蒋介石依靠东南财阀,偏安南京等东南一隅,终究成不了气候;共产党在东南建立苏维埃政权,过后长征到延安,立足西北,成就伟业。改革开放起事于东南,中国的东南区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衡量改革开放的最终成功,还要看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能否也从中获取重大实效,实现与东南地区的平衡发展、最终是国家的充分发展。

   深入分析发现,中国的东南与西北,自改革开放后,逐渐地分属两个不同的经济体系,东南地区的经济体系是个开放的体系,加入国际大循环的体系,从属于美元的体系;西北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体系是基于人民币的体系,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近代西方势力从海上渗透入侵以来,东南地区便趋于外向,有着更高的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不断用政策来促进东南地区的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融入美元体系,强化东南地区在国家发展中的优势,如此东南地区因为政策优势,而在地缘优势上不断积累币缘优势,因为美元利率长期低于人民币利率,美元管制长期松于人民币管制,使得东南地区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套利,于是乎与西北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美元套利主要有三种:一是在国际生产分工下的套利,由于一开始资本项目牢牢管控,放开的是直接投资,于是出现基于“中国制造”的间接套利。东南地区汇集世界廉价资源,不只是外部世界的美元廉价(利率低),而且更有国内尤其是西北地区的廉价资源,如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形成代工或贴牌的“中国制造”。多年来,起先是西北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不断地供给补充到东南地区,进入“中国制造”,而后在深化改革开放中,西北的销售市场也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东南地区“中国制造”;二是在贸易项下的间接套利。持续的“几减几免”的优惠政策,使得国际资本蜂拥中国东南地区,不断加码的“出口退税”将优惠政策推向极致,假外资企业大批涌现,各类外资企业的转移定价以及“出口转内销”层出不穷,实际上消耗的都是国家财政补贴,这类严重扭曲的财政补贴,实际是抽瘦补肥,是经济的逆向调节,逆向转移支付,将西北东北的发展机会堆积给东南地区;三是资本项下的直接套利。资本项目开放是不断引进外资的必然,国际经验显示,没有哪个国家政府能够抵御日益强大的涉外利益集团的游说攻势,由于美元与人民币利差明显,投机者(装扮成无比诚实的投资者)只要将美元资金搬进国内,坐等时间的推移,就可以实现套利。但是,国际投机资本并不满足这种消极的获利途径,他们通过各种代理人,包装、炒作一个个具有增殖潜力的概念资产、概念股票,于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相关服务业便大行其道,房地产价格在中国(又是集中东南地区的一线城市大城市)一飞冲天。投资泡沫、资产泡沫与债务泡沫,把中国经济推向无比的繁荣,如果这些泡沫类似啤酒上的泡沫、咖啡的泡沫,那么尚有一丝存在的价值,因为它们的存在使啤酒、咖啡的味道更好。然而,当啤酒上的泡沫、咖啡的泡沫超过啤酒、咖啡本身时,严重的问题便出现了。

   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尤其是城市近郊土地价格会有较大幅度上涨,上涨的好处,应当“涨价归公”,极差地租应当主要归集体归国家,然后由国家来转移支付。但是,综观中国的土地房产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好处,大部分都归私了。在一线城市,如两个北京市人结婚,不只是一个新家庭的诞生,而是两个公司的合并重组,看一看,北京市的那些独生子女,其名下实际都有两三套房子,一套房子就一两千万,几套房子自然能顶上上市公司的资产,在三版上市的企业,诸多年报收益不过千万。由级差地租带来的巨大财富效应,西北地区基本没有得到。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视角看,这种近乎只是少数地区少数群体大发横财的局面,是非常不公的,是不能维系的。

   中国东南与西北的发展态势,与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南北地区的发展状况近似。当时,美国南部地区加入国际分工、进入英镑体系,经济效率,尤其是资本积累效率,实际上比北部要高,大量劳动力和资源都被吸引到南部,美国要通过营建美元体系以实现资本主义独立发展,根本不可能,如此南北矛盾日趋紧张,最后只有通过战争加以解决。美国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引起的国内矛盾激化,应当值得我们关注、借鉴。

   然而,今日中国比当初美国更加复杂,复杂性在什么地方?即西北部地区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是宗教力量相对活跃的地区,也是境外势力频繁插手的地区,少数民族人口、信教民众在中国总人口中比例不断提高,他们在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小的同时,在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上却越来越大。经济发展的差距通过社会矛盾的激化,最后经由民族不和折射出来、宗教对立体现出来,问题便复杂了。

   在新疆这个好地方,开放伊始,汉人便一马当先,市场化是支点,勤劳智慧成杠杆,他们开店设厂,只要有钱赚,24小时都在干。我们的少数民族兄弟多数信教,金钱的力量被宗教的力量所稀释,甚至所取代。如此,市场化竞争大背景下,少数民族竞争不过汉人,财富差距、贫富差距很快就拉开了。市场机制就是资本原始积累机制,一端是财富积累,一端则是贫困积累,积累的结果,但凡是汉人,不管是原来的、还是后来的,差不多都过上了好日子,成了富人,而少数民族兄弟多数则与贫穷、穷困为伍。

   我们的有关执政者、决策者似乎在休眠、在打盹,但是国际反华势力、境内外敌对势力可没有消停,一直在虎视眈眈,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手段来插手、介入,于是乎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就出现了,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

   有鉴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全国范围内,不能一刀切,不能一视同仁,应当视具体时间、具体地点而具体运用。东南沿海,市场经济可以多一点,内地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成分应当多一点,现在从西藏到新疆,局势一直在稳中向好,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多用社会主义手段治理,奉行社会主义大锅饭。

   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要特别能够意识到,哪里市场主义多一点,哪里社会主义多一点?人也是这样,年轻力壮市场多一点,老弱妇幼则社会主义多一点;大城市、沿海地区市场多一些,老少边穷、偏远乡村则社会主义就应当多一些。

   第三,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我们现在能够查阅到的很多对金融的重要论述,不过,一个直觉就是,似乎都没有江泽民总书记总结得那么有理论深度,有战略高度,有历史跨度,还有现实的热度。在《金融工作的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2002年2月5日)一文中,江泽民同志指出,“金融已成为一个国家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工具和基础”,“已日益成为国际政治经济较量的工具”,“西方发达国家已把控制国际金融作为控制全球的战略手段”,“经济发展中最大的风险往往是金融危机”,“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金融安全,最终就没有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为了确保金融不受制于人,维护国家金融、经济安全,我们要善于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周旋,谨慎把握资本市场开放的时机和程度”。等等,可谓字字珠玑,诲语谆谆。

   经济发展当中最大的风险往往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可不只是一般的剪羊毛,而是很有可能把整个肥羊给套走了。没有金融安全就没有国家的安全。我们讲金融与金融安全的时候,一定要区分好货币和资本的关系。我搞金融安全这么多年,做的一个重要研究,就是区分好货币和资本。在西方经济学教材里面,在相关金融学教材里面,有关区分是有问题的,说金融市场,一年以下是货币市场,一年以上是资本市场,银行搞的是货币,资本市场搞的是资本。其实,我们接触的大量是货币,而不是资本。区分货币和资本的性质是大不一样的,资本往往是跟一个公司企业结合在一起的,货币则是跟一个国家结合在一起的。资本运营,一个企业一年赚个几千万、几个亿都了不起了,几十个亿的盈利,于整个世界都是凤毛麟角的。但是,货币不一样,一个货币政策的配合,或者一个货币的失误,导致的损失往往就是几百亿、几千亿、甚至几万亿。东南亚危机爆发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辛苦几十年积攒的财富,一夜之间就人间蒸发了。马来西亚时任总理马哈蒂尔指责华尔街银行家乔治·索罗斯是嗜血的金融大鳄。东南亚国家财富一夜蒸发,遭遇的不是资本战,而是货币战。货币战最惨烈的要数前苏联-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当政的时候,1卢布兑换2.5美元,到叶利钦搞“休克疗法”失败的时候,1美元兑9000卢布,从1卢布兑2.5美元到1美元兑9000卢布,这个国家过去创造的财富近乎被洗劫一空,这就是货币战。成十万亿美元计的财富流失了,流向了没西方,如此才有所谓“新经济”的繁荣。

   这里有关于“货币”的一系列重要表述:

   乔治?索罗斯:掌握货币的人是最有权力的人。

   罗斯柴尔德: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

   亨利?基辛格: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世界。

   塞缪尔?亨廷顿:美国在后冷战时代要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一是“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金融系统”;二是“控制着所有的硬通货”;五是“主宰着国际资本市场”。

   米尔顿?弗里德曼:无论何时何地,通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最重要。

   卡尔?波兰尼:货币商品化,社会灾难开始。客观上,货币制度确实是能整合国家的经济力量中最强大的一个。

   卡尔?马克思: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

   这里列出的人物非同一般,索罗斯和罗斯柴尔德是著名银行家,一个现代银行家,一个是传统银行家,基辛格和亨廷顿是战略家,弗里德曼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波兰尼和马克思是著名思想家,这些人都强调货币的重要性。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都是犹太人。我认为,犹太人对货币金融的理解,比任何一个民族精英们的理解都要深刻,所以我给我的学生们讲课时,总是强调,一个金融硕士哪怕博士毕业生,如果不了解犹太教和犹太历史,那么他对金融的理解,很可能只是一知半解,因此咱们研究经济金融安全的,一定要懂犹太教,要认真读一读《塔木德》。

这里要把亨利·基辛格的话单独拿出来讲一讲,这个美国前国务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经常来中国忽悠中国人,基辛格那句名言完整表述是,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控制了能源谁就控制了国家;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世界。美国的政治家政客们在世界到处兜售自由、民主、人权,但是战略家们强调的是控制粮食、能源、货币,这就是美国的霸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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