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当前中国经济安全态势——要重点防范重大系统性经济风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01 次 更新时间:2018-08-31 14:4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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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涌  
是依赖的大,还是依赖的小,是依赖的多,还是依赖的少,是主动,还是被动,这种依赖结构很重要,如果在相互依赖中,你是被动的、依赖大、依赖多的一方,你很可能就是依附了,原来美国跟墨西哥、加拿大、古巴、海地、夏威夷之间都形成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依赖,最后美国都把这些国家收拾得服服帖帖,夏威夷甚至变成了美国的一个州,这种相互依赖是不对称的、不对等的,这个依赖就一种事实上依附,因为依赖小的一方可以获得一种特权,不断敲诈依赖大的一方。中国和美西方形成的相互依赖,可以说是全方位而不对称的,经济领域里,像市场、技术、品牌、关键零辅件零部件等都对美西方形成依赖;还有就是秩序的依赖,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这一整套秩序,都是美西方建立的,我们依赖这套秩序,依赖西方规范的全球化;此外,还有人才方面的依赖,依赖美西方帮我们培养人才,早些年回来的洋博士,给的都是副司级待遇,现在很多部长、副部长都是原来一回来就登上高位的海归。直接关乎生产力的自然科学人才的引进,有相当的积极意义,科学无国界,不过科学家还是有祖国的,但是意识形态色彩明显的社会科学的大量人才引进,带来的问题就复杂得多了;更为关键的是思想的依赖,这是最可怕的依赖,例如,过去若干年间,组织高级官员到美西方接受学习培训,甚至一度把这一学习培训经历,当成进一步晋升提拔的必要条件。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一次听一个著名经济学家的报告,他说你们一帮年轻人要好好读书,中国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中国要崛起,你们要研究中国经济,未来把中国这套东西阐述出来,阐述清楚了,中国出几个甚至十几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不过分。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经济理论、社会科学理论有几个是自己的?基本上都是西方的,都是在拾人牙慧、仰人鼻息,哪有理论自信?以上这种全方位不对称依赖,必然给美国一种特权,来不断地敲打我们,时而不时地讹诈我们,一段时期,我们关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感到很憋屈,那个根本不是什么战略对话,那实质就是训话,美国可谓颐指气使。

   从上面一系列的判断,我们可以结论中国的经济是不安全的,而且是越来越不安全,很多方面越来越脆弱。我们近些年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宣传,说中国不得了了,“厉害了,我的国”,中国是很厉害,但是远远不是我们想象的、宣传的那么厉害。美国不卖芯片给中兴,牛X不得了的中兴立马就休克了。中国很厉害的宣传,本来是鼓点劲,长些志气,结果把自己给陶醉了,麻痹了。中美经贸战,中兴休克事件,让我们清醒清醒,是个好事。

  

   三、识别重大系统性经济风险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工作要求是,以防控风险为重要底线。习总书记在很多场合反复强调要防控风险。中央明确的三大攻坚任务,首要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防控风险的前提是要识别风险,不识别怎么防控?识别风险,十分重要,识别到的风险,出现在我们雷达屏幕上的风险,一旦形成之后,还要扛得住,要控制好。防控风险是国家安全的底线。国家安全和发展是不一样的逻辑思维,发展是积极向上的,而且似乎是无限向上的,如今美西方正在努力给我们设置天花板,要我们不能超越它,我们搞中国制造2025,就是要超越。美国认定,这个不行,中国若搞成2025,之后,美国主导的游戏就没有办法玩了,原来那套国际分工就没办法维系了。因此,美国要努力给我们设置发展的天花板,我们则认为发展是积极向上,而且是无止境的,是要超越的。

   安全是有底线、有边线、有红线的,我们现在设立这些底线、红线、边线似乎没有用,比如说台湾,我们老是警告美国不要踩台湾这个红线,但是美国还是踩了,通过了《台湾旅行法案》,踩了我们的红线,我们似乎也没有有效办法。前面提到,安全是状态,是能力,是感知,至于安全能力,还有一个是意志,敢于斗争,敢于以武止戈,看看俄罗斯,这个战斗民族,俄罗斯在经济上已经只是中国的九分之一,很快可能是十分之一,相当于广东的份额,已经到这个份上了,虽然经济很疲弱,但是美西方敢对俄罗斯怎么样吗?不敢的,因为它们都知道,这是个战斗民族,它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使用武力,中国不敢用,因为跟西方联系太紧密了,一度有那么多社会精英的子女在美西方,那都是人质,精英们有多少资产在境外,在美西方,这种情况下,你说台湾这是我画的红线和底线,这个没有用。

   既然防控风险为重要的底线,那么要清楚到底有哪些风险?习总书记讲得很清晰,要防止局部风险演变为区域风险、系统风险,防止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防止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防止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防止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

   安全是相对的,安全需要支付成本的,维护安全是为促进发展服务的,要统筹好安全与发展,并不是越安全越好,趴着不动、不作为最安全,但是那绝对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国家在总体上处于安全状态,不要出现系统性风险,就是不要因为一个蚂蚁巢穴而溃决了千里长堤。要维护系统性安全,就得要补短板,要堵漏洞,哪个地方短缺就把哪个地方补起来。多年来,我们积极致力于经济建设,聚精会神搞精神,一心一意谋发展,但是,现在看来,闷声不响发大财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各类风险演化中,如个别风险与综合风险,小风险与大风险,国际风险与国内风险,早有论述,而且论述得很详尽。不过,远期风险与近期风险的关系,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这里我们要深入细致分析。大家都知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们总是在思考远虑与近忧问题,越是社会精英,考虑得越多,于是一度将自己的小孩送到西方,拿上绿卡,因为对中国的教育、乃至对国家的前途没有信心。前途莫测,不确定,当下便采取行动,规避未来的风险。这种现象,在金融学里太明显了,金融学里投资者,本质上和投机者是无法区分,他们追涨杀跌,就是考虑到相关金融资产未来的风险,发现感知未来风险,不管风险是真还是假,相关分析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投资者总会在现在采取行动,如果投资者采取比较一致行动的时候,相关风险就形成了。如果大家一致预期某个股票会下跌,而采取抛售的行动后,该只股票肯定会下跌。如果储户都认为某家银行保不住了,大家都去提现,那么这家银行肯定要垮掉。假的也会变成真的,预期的会变成现实的。像同舟共济,如果大家都拥到船的一侧去,那么船就会翻掉。这样,理性预期——采取一致行动——远期风险就被贴现到近期来了。一段时期以来,社会当中出现所谓“邻避效应”,比如那个PX产品,很重要,实际也没有什么污染和危害,清华大学的博士生、教授、还有相关院士都出来解释说这个产品没有危害,但是老百姓在某种力量的怂恿下,偏听偏信,认定有危害,坚定不能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建造PX厂,于是纷纷采取抵制行动,导致群体性事件。这就是远期风险贴现为当下风险,预期风险、假设风险、想象风险演化为现实风险。尽管有的预期是错误的,相应的远期风险是不存在的,但是相关舆论与群体性行动,可以使之变成实实在在的风险。“颜色革命”就可以让一个错误预期,变成现实行动。

   下面比较集中地讲一下风险识别问题。

   其一,根本性风险。发展与安全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与安全相对应的就是不安全,即风险。所谓根本性风险,我认为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违背基本规律而产生的风险。在经济领域中,是违背了基本经济规律而产生的风险。经济领域的基本规律就是价值规律,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依照价值规律安排生产,即个别劳动时间一定要小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此生产出来的商品,才有竞争力,生产者才有利润,才能进行有效的资本积累。价值规律决定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三大机制都要服从于价值规律。有一段时期,我们把社会运动、革命运动中的一些成功经验拿到经济建设领域,比如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六十年代初期的“大跃进”,“大跃进”的问题后来看很明显,就是把社会革命运动的一些规律、经验拿到经济建设当中,讲群众热情,讲革命干劲,忽视了经济效率,即投入产出比。“大跃进”是一个重要的伤痛,包括后来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病根主要是在“大跃进”时埋下的。违背经济基本规律,就会出现根本性经济风险。

   今天,我们实行的市场经济,重视市场调节,但是我们实行的不是一般的市场经济,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要有社会主义的内核。现在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怎么恰当地和市场对接。中央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两方面作用,公有制和私有制两方面积极性,怎么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现在邱海平老师他们正在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研究,要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挑战很大,但意义深远。

   这是我本人多年从事经济安全研究时的一个重要体会。西方经济学里面讲一个看不见的手、一个看得见的手,即市场和政府之间相互博弈,像幽灵一般。其实,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都是生长在社会集体上,都应当为社会服务。卡尔·马克思(1818-1883)和卡尔·波兰尼(1886-1964)这两个著名思想家,讲市场调节手段的时候,讲得很清晰很透彻,市场不仅是“财富魔法师”,还是“撒旦的磨坊”。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指出了市场作为“财富魔法师”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生产力被惊奇地创造,机器、轮船、铁路、电报、尤其是大量人口,就跟魔法师一样,一下把这些财富从地底下呼唤出来了,我们改革开放这几十年也是这样的,正是通过市场机制,我们在很多领域,就由原来短缺,变成了过剩,这就是财富的魔法师。但是,与此同时,卡尔·波兰尼又强调,市场还是“撒旦的磨坊”,它把优质资源、优美环境、道德良知等一切美好,都可以卷到魔鬼的磨坊里面碾个粉碎。

   近些年来,我们只看到了市场的魔法师的一面,忽视了市场同时还有一个撒旦的另一面,我们必须要看到市场同时具有天使与魔鬼这两个方面的作用。学者们在就市场与政府职能争论不休时,卡尔·波兰尼在他的《大转型》一书中默默地写道,经济、政治都从属于社会,社会规律最终起决定作用。其实,历史唯物主义讲得很清楚,先有人类社会,才有经济活动然后才有市场,市场内嵌于经济,经济从属于社会,政治也是这样,社会经济过后,才有政治。因此,最终是社会决定一切,倘若经济走极端,如极端自由,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政治走极端,弃民主搞独裁,最后都会激起社会的反弹、变革,所以过去说革命有理、造反有理,都是从这个角度说的。卡尔·波兰尼把社会、经济、政治三者的关系解释得很清晰。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波兰尼在马克思逝世后几十年才活跃于思想界,他的很多思想弥补了马克思研究时的历史局限性。波兰尼强调,有三样东西不能被商品化、私有化,第一个就是人,人不能被商品化、私有化,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人来管理社会的,所以不能被商品化,不能有雇佣劳动;第二个是土地,如果说人被商品化、私有化是灾难的开始,那么土地被商品化、私有化就意味着共同体落入灾难深渊,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给他们以伊甸园,土地、水、空气、阳光、风景、季节,都是伊甸园内不可或缺的,所以土地这个东西不能被商品化、私有化;第三个是货币,货币是标准的公共产品,共同体交换的时候不可缺少,而货币制度确实是能整合国家的经济力量中最强大的一个,货币不能被商品化、私有化,否者共同体就会落入灾难的深渊不能自拔。从这个视角来衡量,今天的英美两国就已经落入了灾难的深渊,因为这两个国家货币被私人占有了,被金融利益集团占有了,从这个视角来看,英美已经是金融资本的殖民地。金融资本正是依托英美政权在世界搞扩张,即金融全球化。

其二,不发展就是中国最大的风险。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彻底告别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而且在多种经济指标上,不断刷新世界记录,拥有数百个世界第一。“我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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