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建远:先签合同与后续合同的关系及其解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 次 更新时间:2018-08-31 09: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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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建远 (进入专栏)  

三、从合同的体系解释到交易的整体解释


   (一)交易的整体解释路径及方法的提出与倡导

   民法总则第142条及合同法第125条规定了体系解释方法,学说对此均予承认。[20]不过,必须指出,此处所谓体系解释,指的是同一个合同的全部条款应被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理解其中任何一个条款甚至用语的含义,不得脱离全部合同条款。循此理念及理解,可以解释上文所述合同联立、狭义的合同变更、合同更改、反对合同、代物清偿、债权让与合同、债务承担合同之类的合同;但解释上文所述主从关系的合同就勉为其难,特别是解释上文所述“先签合同和后续合同虽然各自独立、标的物不同,但依当事人的真意二者在实质上互为因果”的情形,更是力有不逮。

   客观现实是,现代交易时常由数方当事人参与,借助若干个合同或单方允诺形成系列交易安排。对此,不得孤立地抽出一个合同或单方允诺“作茧自缚”地处理,而应注意这些合同、单方允诺之间的关联性,整体审视全部合同、单方允诺即完整的交易,注意每份法律文件项下的权利义务间的相互影响,以使法律人的判断和结论符合交易真实,利益衡平地解决问题。孤立地看待和处理单个的合同、单方允诺,很可能得出显失公平的结论。

   满足这样要求的合同解释方法已经不是民法总则第142条及合同法第125条规定的(单个合同的)体系解释,而是超越又尊重单个合同、单方允诺而形成的交易的整体解释。这样的交易的整体解释的规则应是:在某合同的约定其实源于其他法律关系的设计时,解释合同时不宜甚至不得局限于该合同条款,而应将视野扩展于另外的法律关系,整体审视,全面衡量。[21]正在制定的中国民法典不仅应当承继(单个合同的)体系解释规则,而且应该创设交易的整体解释规则,在合同解释方法上领先于各国和地区的民法。

   交易的整体解释不排斥而是依赖于传统解释论中的文义解释、历史解释、反对解释、目的解释、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合宪性解释等解释方法,利用它们为自己服务。

   (二)交易的整体解释路径及方法与体系解释

   交易的整体解释与单个合同的体系解释之间不是否定态势,而是前者包容后者的关系。稍微详细说明如下:在交易由系列合同构成的案型中,即使采取交易的整体解释路径及方法,就某特定的单个合同而言,仍须遵循体系解释的方法。应通过解释使该合同内部自洽,各条款之间不矛盾、不抵触甚至填补合同漏洞。对于另一特定合同也如此解释。依此类推,直至将交易涵盖的全部合同都解释完毕。按照传统的合同解释方法,解释作业至此结束。但依据交易的整体解释方法,不可在解释交易中的某个合同时忽略其他合同及其对该合同的影响,而是需要关注构成该交易的各个合同之间的相互影响、衔接。如此操作,有些时候单个合同的体系解释及其结论会原封不动地留存下来,整体审视交易后不改变单个合同的体系解释及其结论。但另外一些时候则不同,单个合同的体系解释所得结论在交易的整体解释时发现存在问题,只有对其矫正后才符合整个交易的实情。

   (三)交易的整体解释路径及方法与口头证据规则

   口头证据规则系英美法上重要的实体法规则之一,其主要含义是:如果合同A是完整的,那么,在合同A签订之前当事人之间所有的口头约定、书信、电报甚至合同草稿等书面证据,皆因确定的书面合同的成立而失去其效力,对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22]其实,中国法及其理论同样关注并解决这样的问题:合同A由哪些意思表示(载体为文件、口头表示等)构成?相同的当事人之间除了合同A,还有文件B、电子邮件C、短信D、欠条E等等。文件B、电子邮件C、短信D、欠条E是合同A的组成部分吗?借鉴英美法的口头证据规则,可有如下结论:如果合同A是一完整的合同文本,特别是其中载有“本书面合同已经包含当事人合意的所有事项”之类的表述时,如果文件B、电子邮件C、短信D、欠条E均先于合同A出现,那么,它们均非合同A的组成部分;如果出现于合同A之后,则应按照本文第二部分关于先签合同与后续合同之间关系的类型的思路及方法确定。如果合同A不是一完整的合同文本,则应视具体情形、运用有关规则而检视文件B、电子邮件C、短信D、欠条E是否为合同A的组成部分。完成此项工作依然需要运用本文第二部分关于先签合同与后续合同之间关系的类型的思路及方法。

   笔者倡导交易的整体解释路径及方法,不是推翻口头证据规则,不是否定、亦非改变上个自然段关于确定合同A的思路及方法。换句话说,合同A由哪些意思表示(载体为文件、口头表示等)构成,在英美法上系口头证据规则的任务,在中国法上依据上个自然段所述路径及方法解决。交易的整体解释路径及方法不过是更无障碍地完成这样的任务,因为它关注合同A与文件B、电子邮件C、短信D、欠条E之间的联系,最终确定它们是否为合同A的组成部分。

   (四)交易的整体解释路径及方法与合同的相对性

   交易的整体解释不是对合同相对性的否定,是在尊重、遵循合同相对性的基础上进行的解释作业。对此展开说明如下。

   (1)在交易系由数个主体参与、由数个合同构成的情况下,甲和乙之间的合同不约束作为交易主体之一的丙与丁,同理,丙和丁之间的合同也不约束甲与乙。交易的整体解释并不破坏、改变这种合同的相对性,只是寻觅出、注意到数个合同之间的牵连、制约。例如,甲和乙之间的合同之所以如此约定,是因为甲与丙之间的合同提供了特定的条件,如果甲与丙之间的合同不提供该特定条件,甲和乙之间的合同就不会约定这样的权利义务。这样,在处理甲和乙之间的合同纠纷时就必须注意到甲与丙之间的合同。再者,全面审视整个交易,也可能有助于填补某特定合同的漏洞,甚至于有的合同漏洞是用另外的合同约定予以补充。

   (2)在交易系由数个主体参与、由数个合同构成的情况下,甲和乙之间的合同约定了丙对甲或乙承担义务,若得到了丙的同意,则意味着丙与甲、乙达成了这方面的协议。这仍属遵循合同的相对性。如果甲和乙约定丙负有此类义务,未得到丙的同意,则适用合同法第65条的规定。对于该条规定的理解,有些学者认为它未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另外一些学者则主张它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即使采取后者,也是合同法第65条的规定使然,而非交易的整体解释造成的结果。确立交易的整体解释的路径及方法,不改变上述格局。

   (3)在交易系由相同的当事人双方参与、由数个合同构成的情况下,合同A约定甲和乙的权利义务,合同B也约定甲和乙的权利义务,即使合同B约定的内容本应由合同A约定,也无关紧要,因为当事人双方相同,这样约定还是那样约定纯属技术层面的问题,没有破坏、改变合同的相对性。采取交易的整体解释路径及方法,解释合同A、合同B甚至合同C,不改变上述状况,不破坏合同的相对性。

   还要辨析,交易的整体解释路径及方法与口头证据规则的关系,不同于交易的整体解释路径及方法与合同相对性之间的关系。因为前者意在讨论合同A的边界,哪些文件不属于合同A的范围;而后者旨在描述合同A的法律效力,合同A项下的权利义务由谁承受。

   (五)交易的整体解释路径及方法与漏洞补充

   交易的整体解释路径及方法的优势之一是,在法无明文、某特定合同未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关注同一交易的系列安排,重视各个合同之间的牵连、制约甚至个别权利、义务的形变,复原、外化,明晰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从而衔接、自洽、衡平权利义务关系。但若换个视角审视这些优势,会不会认为这是在规避法律,漠视了当事人的表示行为?回答是否定的。

   (1)民法总则第142条第1款确定了意思表示解释、合同解释以客观主义为原则,但这并不断然阻止探求当事人的真意。缔约者大多不是法律人,词未达意,前后矛盾,彼此未连,不乏其例。其实,这并不符合交易规则、惯例,没有反映整个交易的全貌,未能体现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尽管传统的解释论也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弥补当事人约定的不足,衡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但不堪重负、鞭长莫及,也是事实。交易的整体解释路径及方法解决它们则不费力,它帮助法律人由外在而入其内,从客观探知主观,复原、明晰当事人的真意。在解释、确定某特定条款之意思时,交易的整体解释路径及方法践行着具体—整体—具体—整体……这一思路,最终合理地、准确地确定合同条款之意思。

   (2)中国现行法未规定随意条件,未规定合同条款附条件和附期限,看不出究竟是采纳了主观行为基础说还是客观行为基础说,情事变更原则仅仅停留于司法解释的位阶,尚未成为基本法律上的制度,且适用范围一方面过于狭窄(排除了不可抗力引发的履行实在困难),另一方面过于宽泛(侵占了不能履行制度的领地),这无法满足实际生活的需要。例如,对赌协议存在不少条款附条件,有些合同附随意条件等等,需要解决却法无明文。交易的整体解释路径及方法能够较为“轻松”地解决这些以及其他法无明文的问题,也就“合理合法”地、自然而然地填补了这些以及其他的法律漏洞。

   (六)交易的整体解释路径及方法与行为基础说

   所谓行为基础理论,有从“主观”方面理解和从“客观”方面理解两种思路。前者简称为主观行为基础说,为德国厄尔特曼教授力倡,是指双方当事人都具备的某种观念,或为一方当事人所具备,而另一方当事人至少知道其存在;并且有关的当事人将这种观念作为其考虑和决策的基础。[23]从“客观”方面理解行为基础,即客观行为基础说,系德国克吕克曼教授和洛赫尔教授所主张,指行为基础是处于行为之外的各种情形的总称。这些情形的存在或持续存在是一种先决条件,否则,鉴于行为典型的或在行为内容中体现出来的行为目的,法律行为不能作为一种有意义的规则存在下去。[24]形成的共识是,无论是主观行为基础说还是客观行为基础说,在特定条件下均须被重视:主观行为基础说应归属于错误学说,[25]而客观行为基础的丧失则应归属于给付障碍的范围,时常在“情事变更”或者“情事的重大变化或对情事认识的重大错误”的题目下讨论这一问题。[26]

   中国民法及学说如何看待这些德国学理?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因在重大误解制度中未规定动机错误和共同错误、在履行制度中未承认情事变更原则而未体现出(主观的、客观的)行为基础学说,学界肯定它的也只是部分学者。[2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下称“合同法解释二”)第26条虽然规定了情事变更原则,但它把不可抗力排除在情事的范围之外,至少将若干客观行为基础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否定掉了。加上将情事变更原则与客观行为基础说联系起来的阐释实在鲜见,尽管存在这样解释的空间,“合同法解释二”第26条仍未能全部解决问题。但笔者接触实务体会到:行为基础学说确有价值,处理某些案件时遵循它才会结果妥当,因而呼吁编纂中国民法典时应当吸纳它。[28]但民法总则设计的重大误解制度依然未规定动机错误和共同错误,而依立法分工,情事变更原则不由它规定,也就是说,仍未采纳行为基础学说。

在这样的背景下,囿于传统的解释论对合同进行解释,包括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等方法,得出某特定合同因符合主观行为基础说进而构成动机错误而应予撤销的结论,十分困难,或曰底气不足。笔者等学者倡导借鉴行为基础说,响应者寡,就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法律不承认动机错误,就很难将主观行为基础囊括在重大误解制度中,也就难以适用民法总则第147条及合同法第54条第1款第1项。换个角度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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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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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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