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建远:先签合同与后续合同的关系及其解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0 次 更新时间:2018-08-31 09: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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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建远 (进入专栏)  
确认《补充协议二》在法律效力上的独立性和约束力,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据此,本院认定《补充协议二》合法有效。”[17]单就个案处理的层面而言,笔者对此予以赞同,但在理论的层面观察,觉其遗漏了其他类型,仍有完善、提升的空间。

   (三)后续合同变更了先签合同

   后续合同变更了先签合同是存有补充协议场合的常态。在这种情况下,后续合同补充或改变了先签合同的非要素性内容,即变更了先签合同,使得后续合同与先签合同合而为一,共同产生同一个法律关系,先签合同和后续合同在实质上构成同一个合同。只不过,分解看待这种现象时,无论是先签合同还是后续合同都只是最终形成的合同的构成部分,与最终形成的合同形成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构成整体与部分间的关系,而非主从关系,必须是后续合同与先签合同的标的相同。否则,要么是主合同和从合同间的关系,要么是合同更改。构成整体与部分间的关系时,先签合同无效,后续合同也无效,除非符合这样的规定:一部无效不影响其他条款的,其他条款有效。

   上述结论的得出,依赖于传统解释论中的体系解释方法足矣。当然,“交易的整体解释”路径及方法也不排斥这些结论。

   (四)后续合同更改了先签合同

   构成后续合同更改先签合同,必须是它们之间未形成主合同和从合同间的关系,还必须是先签合同的要素被后续合同改变,从而使先签合同不是以原来的质的规定性存续,在核心部分、主干部分由后续合同统治。

   得出该项结论,传统解释论中的体系解释方法完全胜任,“交易的整体解释”路径及方法也不敌视该项结论。

   (五)后续合同所生法律关系是先签合同所生法律关系的变形

   既不属于主从关系,又不属于整体与部分间的关系,还不属于合同更改的,还有合同关系的变形关系,其中有的是替代关系(如合同解除场合的违约损害赔偿),有的是补充关系(如迟延履行并不解除合同场合的违约损害赔偿)。属于此类的,如后续合同系就违反先签合同的责任(含违约金、违约损害赔偿)所作约定。这些约定若属于违反先签合同所生的违约金责任、违约损害赔偿,且尚未发生,则在实质上属于对先签合同的违约责任条款的变更,与先签合同构成一个整体。如此,它们会随着先签合同的不成立、无效、被撤销而失去法律效力。相反,这些约定若属于对已经成为客观结果的违约金责任、违约损害赔偿所作的安排,则它们不是先签合同约定的事项,而是对违反先签合同或先签合同无效产生的法律后果进行的梳理、确认、了结,是独立于先签合同的,不是先签合同的从合同,也不是对先签合同的变更或更改,故不受先签合同无效、被撤销、不成立的影响。

   (六)阴合同与阳合同之间关系的多样化

   阴阳合同均为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时,阴合同和阳合同之间的关系可有如下类型:(1)阴合同签订在先,阳合同形成于后,尤其是阳合同依据招标投标法而签署时,确认阳合同的法律效力,就更无问题。至于是将阳合同作为阴合同的变更还是认定阳合同自其成立的同时就废止了阴合同,这属于合同解释问题。笔者倾向于后者,因为依招标投标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形成阳合同,要约邀请表现为招标文件,要约以投标文件的形式出现,承诺的形式为中标通知。至于成交确认书和纸质版的合同书(如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笔者看来是对双方合意的梳理、确认和体系化,重在证据法上的意义,合同成立的时间应该确定在中标通知到达中标人之处的时刻。此处所谓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标通知、成交确认书所显现的意思表示已经明显不同于阴合同签订时的合意了。(2)阳合同签订在先,阴合同形成于后,如果阳合同是依据招标投标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成立的,则阴合同不具有变更阳合同的效力,这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场合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下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第21条关于“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的规定,可资遵循。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有此类要求的,也应如此把握和处理。与此相反,如果阳合同的缔结不适用招标投标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或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在合同成立和生效方面不像“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第21条那样要求的,则应按照阴合同变更了阳合同对待和处理,而不应确认阴合同无效。例如,甲和乙之间的A房屋买卖合同签有两个文本,一份送交不动产登记机构备案,当事人双方并不据此履行;另一份大多被分拆为两种合同,其一仍为A房屋买卖合同,其二则为A房屋装修合同,它们才是当事人实际履行的根据。假如这两个文本均为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其实,此类情形罕见),则把实际履行的A房屋买卖合同和A房屋装修合同看作变更了备案的A房屋买卖合同。如果当事人如此操作违反了税法或行政法,则对当事人课以行政处罚,但不否定实际履行的A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

   在另外的场合,阴合同为真实的意思表示,阳合同实际上是虚假的意思表示。前述所举A房屋买卖合同签署两个文本之例实际上大多如此,而非两份合同均真,即备案的A房屋买卖合同是虚假的意思表示,当事人并不据此实际履行,实际履行的是未备案的A房屋买卖合同以及A房屋装修合同。对此,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146条的规定,备案的A房屋买卖合同系虚假的意思表示,依据民法总则第146条第1款的规定,认定其为无效;实际履行的A房屋买卖合同及A房屋装修合同系隐藏的法律行为,适用民法总则第146条第2款的规定,审查其是否存在无效的原因,若存在,则无效;若不存在,则有效。就实际情形而言,隐藏的A房屋买卖合同及A房屋装修合同有效应为常态。

   (七)辨析先签合同与后续合同之间关系的意义

   上述先签合同与后续合同之间关系的理论之建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传统解释论中的体系解释方法能够完成,但在个别场合(如后续合同系对已经成为客观结果的违约金责任、违约损害赔偿所作的安排)其无能为力;若依“交易的整体解释”路径及方法,则十分容易。辨析这些不是单纯的学术作业,而是有着实践意义,也有助于学说的完善。

   (1)在先签合同无效、被撤销、不被追认的情况下,后续合同若为从合同或已为先签合同的组成部分,则后续合同会随着先签合同不复存在而失去法律效力。这对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具有直接的法律意义,如因约定产生的权利义务大多不复存在,而是基于合同法第58条的规定产生法定的缔约过失赔偿、返还给付物、返还不当得利等类型的权利义务。再者,后续合同与先签合同互为因果,在先签合同无效、被撤销、不被追认时,仍然按照后续合同的约定履行,会对当事人一方极为不利,且不公正。故有必要调整后续合同的某些条款,以达双方权利义务的衡平。

   (2)先签合同载有仲裁条款,后续合同则无此条款时,后续合同若为先签合同的组成部分,那么,后续合同也属于仲裁管辖的范畴。若为先签合同的从合同,则后续合同只能作为证据,不得作为仲裁依据,因仲裁庭对欠缺仲裁条款的从合同没有管辖权。这至少影响到有无另外的诉讼或仲裁程序的启动和展开。

   (3)狭义的合同变更不同于合同更改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在前者场合,因债的同一性仍在,故先签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的从义务、负担跟随至后续合同产生的法律关系中来。而合同更改场合则否,因债的同一性已经丧失,故先签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的从义务、负担不必然地跟随至后续合同产生的法律关系中来。该项原理是否可以同样用于判断仲裁条款的效力范围及仲裁管辖呢?答案是否定的:在属于更改性质的后续合同已经将先签合同全部废止时,因仲裁条款具有相对独立性,不因合同的无效或被撤销而失去效力,且当事人双方未变,故先签合同因后续合同的生效虽被更改,但这仍属先签合同的变化引发的问题,依旧属于仲裁条款授权的仲裁机构居中裁处的范围。如果属于更改性质的后续合同没有废止先签合同的全部,包括不取消仲裁条款,则仲裁条款依然有效,仲裁条款授权的仲裁机构当然有权裁处先签合同、后续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

   (4)有助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符合真实情况地解决有关纠纷。例如,前些年涌现了许多“闭环交易”。甲将100吨钢材以每吨2330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卖与乙,乙以每吨2400元人民币的价格把这些钢材出卖与丙,丙以每吨2470元人民币的价格将这些钢材出卖与丁,丁以每吨2540元人民币的价格把这些钢材出卖与甲。在履行过程中,案涉钢材根本没有流转,有些案件中其实没有钢材,未办出库单、验收单等手续,只有增值税发票的开具。后来,丙向某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请求裁决乙履行钢材买卖合同并支付迟延交货的违约金。仅就丙和乙之间的证据而言,只有它们双方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及增值税发票,没有出库单、验收单和运输案涉钢材等证据。虽然仲裁庭的权限源自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仲裁授权,无权审理甲和乙之间、丙和丁之间的法律关系,但如果把目光局限于丙和乙之间的关系及其证据就裁决乙败诉,是背离案件真实的,是极不妥当的。如果遵循交易的整体解释路径及方法,整体审视甲、乙、丙、丁之间的关系,将全部合同联系起来考量,重视“走单不走货”的客观实际,认定甲是个理性人、经济人而非专门利他者或欠缺意思能力者,就应得出结论:名为钢材买卖实为民间借贷,钢材差价是借贷利息,应适用民法总则第146条的规定,钢材买卖合同为虚假的意思表示,归于无效。至于隐藏的民间借贷合同,则应视个案情形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14条关于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规定,或者第26条的规定,对年利息在24%以下的,予以支持;对年利息在36%以上的,认定为无效;对年利息在24%至36%之间的且借款人已经实际支付了的,予以固定,不支持借款人请求返还的主张,借款人尚未支付且拒绝支付的,予以认可,不支持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相关利息的主张。

   (5)行文至此,遇到了下面观点的挑战:“在进行规范解释时,原则上无须考虑那些在表示作出之后所发生的事实情形,然而,如果这些事实情形存在于参与法律行为表示当事人的行为或表示之中,则可以将其作为证据来证明当事人在作出行为时的实际理解。”[18]德国联邦法院正确地强调:“意思表示自其生效之时就具有——也许通过解释而获得的——恒定不变的表示价值,该价值不受事后发生事件的影响。意思表示不能于其生效之时具有某一含义,而生效之后又具有另外一个含义。因此,未来发生的事件本身对于解释不产生任何影响,它至多只能被当事人(当下)的意识——作为可能的或不可能的、确定的或不确定的——所容忍。”[19]

   在笔者看来,注意后续合同对先签合同的影响,特别是合同变更、合同更改、代物清偿、了结协议对先签合同项下权利义务的改变,并非否定“意思表示自其生效之时就具有恒定不变的表示价值”这个断言,没有树立“意思表示于其生效之时具有某一含义,而生效之后又具有另外一个含义”之类的理论。换言之,先签合同在意思表示的层面上仍然是“意思表示于其生效之时所具有的某一含义”,没有因后续合同的出现并发挥作用而“于生效之后又具有另外一个含义”,后续合同所改变的是先签合同所生权利义务关系。此其一。正因如此,不宜笼统地说“在进行规范解释时,原则上无须考虑那些在表示作出之后所发生的事实情形”,“未来发生的事件本身对于解释不产生任何影响”。因为法律人尤其是裁判者处理纠纷时解释合同,目的在于透过廓清意思表示的含义而妥当地确定权利义务关系。在妥当地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层面,“那些在表示作出之后所发生的事实情形”,“事后发生事件”确确实实地影响着先签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关系。此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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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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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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