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轲:测度、评估和奖励:中国和西方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挑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3 次 更新时间:2018-08-30 15: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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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轲 (进入专栏)  
这一问题从法律和权利古老结构间关系(对这一关系的挑战在1776年结束了英国对美洲殖民地的天命般统治)讨论到到新的治理与管理间的关系(权利就从中得以派生,保存和管理)。为了这一目的,美国和其他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一样,已经接受了一种多中心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越来越将传统的命令式的法律结构和更为灵活的,以数据为基础的评级和判断引导系统结合在一起。多中心的治理模式开始强调基于遵从和合作的治理,特别是在法律管辖下的企业内的监视系统的构建。最重要的是,这种模式通过把其资源恰当地归置到国家机关之外认识到了这种治理模式的碎片化倾向。新媒体有效地影响了大学的评级,从这一点上来说,新媒体甚至就像一个政府机构一样审查、评估这些大学。私有的信用机构也在评定个人、企业和政府的可信赖度,这种评定通过特定标准的应用,在信用机构控制下的数据收集以及以机构的目的为导向的数据建模来实现。正如本文下一部分所说明的,私有的全球公民社会如今会评估企业在使用那些以其专有的算法搭建的数据收集系统时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A.对于企业社会责任遵从的非国家评级体系

  

   在这个层面上阐述西方的社会信用(提供基于目标数据收集、专有算法和协调的奖惩的评级)通过什么方式参与社会的监管对我们来说很有意义。评级系统作为一种规范行为的机制已经成为了在西方非国家部门监管性治理的重要工具。它在管理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框架是显得格外有用。在这样的语境下,非国家行为体开始开发和应用私有的评级系统来评价大型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其影响将和其他社会信用体系一样,也就是引导被评级的客体改变其运营和治理结构以获得更高评级。在其他系统中,这种对行为的引导也包括对犯罪指控的规避和对金融市场的更高准入权。[10]

  

   正如依科瓦迪斯(EcoVadis)的第一份年度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指数所体现的,这种特定的语境是为企业提供一个等级系统以管理其企业社会责任行为。[11]这也说明监管继续从正式的立法转变为激励的结构和基于数据、算法和奖励的监管手段市场。同时这个语境也说明在企业社会责任阐述和企业人权责任的争辩中,在西方或者说至少在全球产品链上,规则和结构细化的推动力量会来自于国家的法律监管责任体系之外,由社会责任的非正式机制而非更正式、死板的国家责任与法律结构来推动。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指标是与ISO26000的企业社会责任框架方法有关。[12]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估把某种算法应用到一系列特定数据上以得出可比的用于评估机构的结果。依科瓦迪斯(EcoVadis)这样阐述:

  

   企业社会责任评估是一种针对一个公司如何将企业社会责任原则整合进其业务中去的评估。评估只是持续监督程序的第一步。这种评估的目的是清晰地了解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比如环境、社会、道德和供应链方面的实践)。评估结果会让我们了解公司运转情况,但我们不能用评估的结果来向利益相关方传达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承诺。[13]

  

   在这里,ISO 26000 框架显得十分有用。依科瓦迪斯(EcoVadis)从四个基本类别来构建了其数据收集框架:环境、社会、道德和可持续性。它把数据类别分为了两个小类,分别是环境(跟运营和产品有关)和社会(跟人力资源和人权有关)。这些基本类别和小类还可以根据搜集有效数据的方式再向下分类。

  

   之后,评估算法会围绕数据来向特定目标调整:“企业社会责任评估应该显示主要风险和机遇,此外还要对以下问题进行彻底分析:公司的战略如何回应了可能出现的机遇和问题?就企业社会责任来说,公司的优势和弱点在哪里?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以用来向利益相关方传达的重要信息。”。[14]

  

   最终目标当然是找到算法,也就是合规可以得以衡量的标准,和对如何应对企业社会责任风险的评估。这种管理自然是与数据本身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数据定义了风险,而算法则定义了数据的效果。这种组合的结果,即风险的架构和评估,带来了其操作性含义。其中最重要的是风险测量如何指引我们找到合规的焦点,理解风险如何减少。环境、社会、道德和可持续性因素作为被测量的客体是十分重要的。这些因素被测量的方式(什么数据应该收集,什么数据应该忽略)决定了企业如何减少风险,也把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提升到由企业社会责任指标衡量的高度。算法指出了在实际测量中,我们如何对测量中的净积极改变做出反应。为了诱导企业在其决定行为的方式和决策时考虑因素的方式上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更加敏感(responsive),我们不得不从针对特定行为制造激励的方式来衡量这些企业社会责任问题。

  

   这种方式恰是依科瓦迪斯(EcoVadis)和西方其他企业正在尝试的。这并不是批评,只是一个建议。它说明法律监管结构正与我们渐行渐远,国家不再是执行行为规范的主要力量。相反,在新的系统中,国家也是一个参与者,但是主要力量可能是私有部门,方式可能是对信用的规定和可能用于评估并改变行为的评估系统。作为国家和法律的代替,行为(包括以公司治理为基础的企业社会责任)现在也主要由评估市场来驱动。但是这个市场并不提供选择数据和算法的规范。相反,私有企业(和一些国有企业)通过借助全国的和国际的规范化标准来建构这些数据和算法。。[15]我们可以借鉴国际人权公约(联合国2号概况介绍文件)[16],这个公约里包含了联合国的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2011)为基础的企业责任要求。作为促进者和系统构建者的私有行为体与国家和作为规范合法表达起草人的国际组织之间的有效协调给新出现的社会规章提供了基础。

  

   这些做法同中国做法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会开展国家政府与私人商业机构的公私合作,并由政府来监督合作以推动政府设立的政策。中国的公私合作可以成为实现社会信用体系制度化的重要一环。我们可以把中国的经验视为西方模式的替代性方案。在西方模式下,西方社会过渡依赖私人商业机构推动社会信用系统制度化,私人商业机构主导信用制度的标准,并完全由市场来决定信用价值和排名的合法性,以及对信用主体行为的影响。[17]中国将构建一套公-私合作的(社会信用体系)安排,这一套安排将由国家监管并且用于推进国家政策。

  

   B.从数据理论走向社会领导力:大数据的新角色

  

   社会信用体系和其评级是建立在目标数据的收集、专有算法和协调的奖惩基础之上的。可能会有人担心生成评级的算法,不过算法仅仅是一个选择收集数据的函数而已。健全的可收集数据可能是任何数据驱动的系统中最耗时和昂贵的部分。因此,我们需要思考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社会信用制度下的社会化大数据采集。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台最新推出的电视剧Wisdom of the Crowd(《大众的智慧》)[18]就对此做了相关探索。

  

   我一直在讨论社会信用这个用于形容基于对任何活动的评级构建的治理系统的中国术语。评级成为了治理的一个工具,它为治理提供用以提供好处、诱因、奖励和进行惩罚的触发条件。当评级能够透明地开展时,它也会将治理的效果从国家转移到大众手中。对于大学或餐厅的评级就是一个采用基于评级效果的市场和大众选择的例子。社会信用的实践正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在中国之外,社会信用的推动力量更倾向于是私有企业,它们涵盖了从信用评级到企业社会责任有效性评级的一切。

  

   不过评级仅仅是整个系统的一部分。正如我已经提到的,社会信用体系及其评级是建立在目标数据的收集、专有算法和协调的奖惩基础之上的。任何基于行为管理的系统都需要数据。这种对数据的需求实际上有三类。

  

   第一类是识别对收集有效地数据(当然,相反地,识别应该被忽视的数据)。这些选择是带有意思形态和政治色彩的,比仅仅负责数据处理的算法生成复杂多了。举个例子来说,比如一个需要数据来识别野草的系统,野草这个概念既是独断的又是各地不同的国内景观思想的表现。其他的“事实”会更困难,比如“人种”,“种族”,“宗教”等等。

  

   第二类是以不会损失数据功能(重复计算,虚构、捏造事实)的方式来收集数据。这个问题比它看起来困难得多。比如当美国为公立学校打造基于标准化测试评级的政府社会信用系统时,作为学区的监管方很快就会发现对欺骗行为进行监督管理是有必要的。因为学区的声望和收入依赖于他们的评级,所以他们将会按自己的喜好来“管理事实”。 [19]

  

   第三类是收集数据。数据并不会像河一样自行从高山源头东流入海,数据必须要从其来源中提取出来才能有价值。数据的产生可能是被迫的行为,这通常是国家的强制披露体系。数据也有可能是买来的,这通常发生在私有部门。购买的成本可以是从信息获取权(比如报告之类),也可以是真金白银。数据也可能像森林里的野鹿或野菌一样,可以被捕捉或者采集。数据收集者可以雇佣专业猎人或者采菌人作为中介,不过不管怎样,采集数据的过程必须是主动的。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让大众自愿提供数据,情况会是怎样呢?对于各种餐厅的点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只要人们有机会给出评价,人们总是有兴趣分享他们在某个地方吃晚饭的经历(这其实就在生成数据)。这些评价作为数据输入的集合可以经过算法的处理转化为评级。这套理论就是像TripAdvisor(译者注:一个旅行点评网站)[20]这样的数据集合商搜集数据的方式。这类网站让数据提供者和数据收集者双方都有所获益。数据的收集者可以出售有评分加持的服务,而这些评分正是消费者为数据收集者想要出售的服务提供有关数据的结果。

  

   这些闭环的私人社会信用系统运转得相当有效。不过是否存在一种能让大众,或者大众民主作为一个整体,适应并接受超乎即时自我服务(immediately self serving)的闭环系统的一种数据披露模式呢?国家有没有可能开发一种执法(刑事和监管)系统,通过诱导大众自觉成为为执法或监管提供必要数据的参与人来实现法律的执行呢?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问题的答案可能依赖于西方社会文化管理机器,即电视、电影和相关媒体,构建一种全新的叙事来把这种活动自然地内化到西方文化中去。[21]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电视剧《大众的智慧》是基于现代(或传统)社会制度无法抵抗但又对其造成挑战的前提。通过思考这一前提,人们可能感觉到积极主动提供数据(给国家或者给行使国家或者市场功能的企业)已经被渐渐社会化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社会义务。“由汉弗莱(Humphrey)创作的《大众的智慧》以同名以色列电视剧为基础。这部电视剧灵感来自于万千大众的共同参与将创造巨大价值。剧中主角是一个科技创新者,她为了破解女儿被谋杀的案件发明了一个技术上顶尖的数据众包平台,这一平台后来也彻底颠覆了整个旧金山市的案件破解思路。”[22]汉弗莱Humphrey与科谢特工作室(Keshet’s)的阿维·尼尔(Avi Nir),阿隆·斯特鲁斯曼(Alon Shtruzman),(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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