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轲:测度、评估和奖励:中国和西方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挑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4 次 更新时间:2018-08-30 15: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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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经济三个层面的行为。因此,在数据收集中,决定包含和不包含什么内容将有助于帮助分析和佐证规范性偏见或数据的工具性用途。

  

   第三是一些数据收集问题。其中包括如下收集信息的方式,即数据由生成数据者提供,或者国家自行收集数据,或者创建专门从事数据收集的企业。这些被视为数据收集的主动性或被动性(从外部引入)的问题。另一系列问题是关于数据范围的,也就是对所搜集的信息进行识别,看其来自哪个时期,以及如何保存。另一个数据收集问题在于关注的焦点。那就是社会信用和评级体系必须对收集到的数据的组织和分配方式构建一套连贯的理解模式。与这些有关的是收集能力的问题,包括一系列收集和使用数据时的技术能力问题。最后还有分析框架所带来的挑战,也就是算法。这其中最重要的的还是根本上人的问题,或者说是操作层面上的理解问题。人工智能的发展并不能解决这个难题,相反,它只会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复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工智能可以被看作是将决策制定的焦点从系统运行的低层决定转移到更为抽象的运作层面的决策制定。

  

   第四部分包括评估和充足性的问题,也就是有关从数据收集到在数据中提取信息这一转变的问题。这一问题思考了数据收集和数据收集的目标之间的双向关系。数据的选择可以从根本上影响从数据生成的信息的性质。同时评估信息需求的性质可能会影响所收集的数据的范围。充分性问题包括数据验证(系统完整性的问题),数据管理(腐败问题),曝光(隐私问题)和供认(执法和管理问题)。与评估问题有关的是透明度问题。透明度是监视的一个活跃因素。[5]秘密和公共信息的权力不仅包括数据的收集,还包括评级的分配,以及奖惩公布的后果。这些问题反过来又会可能产生本身需要系统响应的数据。

  

   最后,这些问题引出了更广泛的连贯性和合法性挑战。我们必须探讨数据、解释和判断之间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它与系统完整性的问题有关,因此也与(社会信用)系统作为管理行为和应用社会,经济和政治规范的手段的合法性有关。最后,系统的诚信问题当然也会影响到领导合法性和其自身对国家和社会的基本义务。

  

   所有的社会信用和评级系统都把控制看作首要目标。法律法规的控制要素以遵守为基础,而社会信用和评级体系的控制要素是以评估,激励和合规为基础的。形式上的根本差异并没有改变目标的性质,而只是改变其实现的手段。社会信用和评级机构机制用公共评级这一诱导和披露的激励结构取代了白纸黑字的法律规制。这种转变使得合规成本更容易从由政府(总是负有监督和执行的责任)承担转向由被执行的对象承担。社会信用和评级机构的巨大控制价值是对自我执法(Self-enforcement)提供的激励措施(由此可以降低执法成本,将执法形式转变为数据收集和实施奖惩,而不是警察一般的监管职能)。

  

   但控制的目标也引起了一系列新的挑战。首先是控制权的划归。决定将权力划归到哪里来对数据的识别,算法和奖惩做根本性决定将有效地带来控制行为的力量。选项有两个,一是把这项权力下方地方省市级政府,二就是将其留在中央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央地间)某种妥协总是必要的。但是,由此产生的控制架构,即在政府机构的整个范围内划归一些权力,将带来一系列行政问题。这不可避免地唤起了建立一个统筹全国所有社会信用体系运转的元社会信用体系的需求。

  

   元社会信用或评级管理机构必须在国家和私营部门的社会信用或评级各方面确保完备和诚信。关键任务可能包括一个分配信息生产责任的中央机构。与此相关的是积极制作数据的责任,这需要有国家的监督和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通过国家和私营机构开展和监管被动数据收集的任务更具挑战性。这些也催生了元社会信用或评级管理机构自身的诚信问题。元社会信用体系可能还将面临控制数据访问和解释算法以及确定信息使用规则的一致性问题。控制机构对原始数据的识别和管理以及管理机构的判断和后果将对构建合法性增强体系,即推进使用社会信用或评级来促进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面计划,形成重大挑战。

  

   D.作为治理方式的社会信用

  

   考虑社会信用的控制要素的必要性和元社会信用体系作为全国社会信用体系的主要监测和评级力量的可能需求引出了通过社会信用或者评级体系进行治理这样一个宏大而又具有挑战性的命题。这是一个有关治理的性质及加强法治的问题,现在我们可以以一种全新的,也许是唯一的社会主义方式来理解它。这个命题涉及到西方以治理术,一种治理和其权力技术的联系,形式进行的各方面管理的治理方式的转型。但这需要思维方式的进步来将社会信用作为提供诚信(integrity)的方式,通过改变国家和大众互动的终极特征嵌入到治理进程中去。

  

   首先,它要求我们重新考虑监管(policing)在现代社会主义(和西方)社会中的作用和特征。监管(policing)已经成为了治理的首要关注点。比如在美国,联邦证券法可以被看作是以对规则的遵循的披露和管控作为其有效性中心的法律秩序的构建。最终的监管人,也就是联邦政府,会选择需要搜集的信息,部署公司的外部人员来监管内部监控的效率,界定有效分析的边界(即具有法律效力的分析),并根据特定信息集群而非其他来作出判断。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可以通过法律来理解治理的特征。监控在其规范性/监管性的幌子下,会面临如下问题:有没有一种用来判断偏差的理想形式呢?在什么程度上偏差是严重到需要约束或修正的呢?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越来越变得模棱两可。

  

   然而通过导向奖惩的算法判断得出评级的数据收集系统来进行监管和促进合规的策略就像在其之前的法律和监管体系一样,也会遇到阻力。在社会信用和评级系统的语境下,这种阻力会趋向于使用与被抵制的系统相似的技术。比如,以监控技术来控制大众和大规模抗议已经通过同样基于控制人群的抵抗技术的演进而实现了。

  

   遵循政治组织规范性基础的治理术也值得我们注意。社会信用和评级系统可以在本质上有着明确的社会主义和西方特征,这来自于各个社会体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各个具体国家的习俗和传统。在西方,监督和控制的治理力量已经崩溃了。社会信用制度可能仍然是民营企业和国家机关共存的领域,人们也可能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多方协调努力。尽管整合所有的社会信用子系统会让西方社会治理更有效,西方也不可能出现一个集中的社会信用体系。而在中国,治理术的形式恰恰朝着相反方向发展。我们可以预料国家和私有企业的合作关系构建将呈现集中化趋势。尽管在某些特定领域中,私有企业的子社会信用体系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但是它们毫无疑问可以整合进总体的全国性社会信用体系中。

  

   III. 在西方,融入到社会规范,治理手段及信息治理之中的社会信用体系

  

   在数据治理时代即将到来之时,西方人开始以权利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6]在国家的职权范围内,个人权利通过集体的方式表达,但同时却以个人的方式实现。因此,个人权利是基于控制国家机关者对在政府和社会形式的预期来实现和评判的。权利是国家必须保护或不得干预的个人活动的集体表达。从个人角度适用的集体权利似乎已经成为了在法律框架内管理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归根结底就是个人组成的集体)的基本原则。权力关系总是倾向于国家,倾向于维护上述集体的权利,即组成国家的集体所拥有的“财产”。上述解读提供了另一种理解西方权利概念的思路,并契合了当代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其内涵在于权利集体地由国家保管。同西方相对应的中国政治概念即“天命”(mandate of heaven)。

  

   所有这些思想都是众所周知并被广泛应用于实践的。即使在构成美国种族结构的各种民族、宗教、性别和阶级之间碎片化的政治和社会控制之争中,上述权利思想的现代表现形式也证明了集体(尽管是碎片化的)规范的活力和表现与纪律的个性。这些群体间对国家空间控制权的争夺加剧,造成了我们当下的大量所谓政治冲突。这种情况当然并不新奇,一些宗教派别在历史上长期追求把他们的宗教结构外化到国家空间中来。这些扩张性工具现在正被其他追求把他们集体规范扩张到民族和国家边界之外的人所采纳和提炼。

  

   这些思想已经深深地根植于国家的政治之中,并且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国家管辖在生活和思想的几乎每一个方面的事实性扩张。这种趋势似乎通往一个由科技构建出来的,早已被私有部门占据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集体权利本身变成了具象化的客体,而个体权利的表现就是这种集体权利具象化的证明。同时,这种转变既把个体提升到最终权利目标的地位,又把个体简化到只不过是这样一个表达形式而已。个体只有通过其抽象权利的执行才能被注意到,也正是这些集体权利才能在之后拥有具体的形式。以商业领域的个体为例,一个顾客只是其购物习惯和其所消费的物品的集合。顾客可能被简化到只是其网飞(Netflix)[7]账号的集合或者是其从iBooks(译者注:苹果公司提供的移动电子书应用程序)[8]或亚马逊上购买的阅读服务的集合[9]。同样,一个公司有时也会被简化为一张财务报表而已。顾客的政治观点被看作是其慈善捐赠和其政党身份的集合。只有在以其累计的消费选择作为参照时,这个顾客才是真实可见的(人们可以像喝一碗粥一样容易地消费政治和宗教)。但事实上,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顾客所代表的意义是远远不止这些的。其作为使抽象个体具象化选择的集合(从集体权利的意义上来讲)也让判断、纪律和控制有了更多可能性。判断产生于集体表达其对行使个人权利(吃垃圾食品,看某种电影等)价值(集体的)的观点时。纪律产生于选择的成本可以由个人承担时(较低评级会提高借款成本;吸烟会提高医保费用等)。控制产生于被选中的数据集合提出政策改变的建议时,这种建议通常是基于管理选择范围和将选择导向特定结果的目的而做出的(比如限制酒精销售等)。

  

   这个从集体权利到集体管理的进程在信息时代有着变革性的影响。当今这个量化、信息和算法的时代似乎已经颠倒了集体和个人间的传统关系,尽管这种关系的原则(比如个人适用的集体权利)还没有改变。曾经国家只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管理,现在个人的表现和集体的权利都在信息的框架下接受管理。管理的过程不仅仅是通过国家直接实现的,还通过其直接或者间接的工具来实现,即企业、教育机构、宗教和社会组织(特别是在次集体层面上碎片化了的组织)。每次想要入境美国或想要(在选举中)投票,求职时,我们每个人就都被简化为我们的行为集合的具象化。或早或晚,国家基于权利与义务以目标为导向的管理会通过数据管理和解释这一全新治理方式来实践判断、纪律和控制的模式。或早或晚,国家与履行部分国家职能的非国家部门会开始积极地转变观念,它们将不仅把个人看作数据的集合,还会把这些数据用于评判个人及其选择以及实现纪律和控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算法将成为新的法令,计量经济学中的变量会成为公共舆论崭新的基础。我们似乎要从权利的时代过渡到信息管理的时代,从集体责任和约束的时代过渡到集体管理的时代。

  

个体作为数据集合点的重构为独立宣言中的内在原则提供了新的形式。这个过程似乎会激烈地改变这个国家的宪法和权力运作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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