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钊:《白蜡烛》中农民精神的演变

——重读王兆军长篇小说《白蜡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 次 更新时间:2018-08-30 14:45:03

理钊  

  

   王兆军的长篇小说《白蜡烛》(下称《白》)出版于1997年,(《白蜡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9月北京第1版)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又据作者介绍,小说的创作时间在1989年之前。这样算来,自《白》写成至今,已近三十年。在文学创作十分繁盛,每年都有大量作品问世的今天,《白》算得上是一部旧作了。但一部作品的文学意义并不在它的新旧,而在其自身的品质与含有的文学力量。而鉴定一部文学作品的品质与力量,恰恰需要时间这个最公正无私的检验师。

  

   《白》以第一人称的文学手法,讲述了“我”的故乡——落凤坡和旦彰街两个村庄里,自1949年代至1963年,大约十四五年间所发生的历史变迁。这两个村庄位于山东东南部两条大河,即沂河与沐河之间。那是一片宽阔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历史悠久,在没有遇到大的自然灾害时,算得上是丰腴之地,自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人类居住,尤其是落凤坡,深厚的黑土地,看上去浸着油色。从历史的角度上讲,《白》所涵盖的那一段时间,对于中国农民来说,经历的是一场亘古未有的变革,也是一场史所不及的劫难。在这场历史活剧中,身在其中,并作为主要角色的农民,对这场活剧有着什么样的态度;在不得不演出其所扮演的角色时,其内心世界里又有怎样的波澜或惊涛?都是值得探索与追问的。《白》所呈现的,正是深入到这一时期农民精神世界的内部,伴随着时代风云所发生的农民精神的演变历程。

  

   现在,重读这部作品,就会发现,作品所揭示出来的那一段历史中,农民精神世界里所发生的思想、观念的变迁,是多么地巨大而又彻底。如果说如今的社会现状是历史之果,那么,那个发生在农民身上,巨大而又彻底的精神变迁,就是历史之因。由此也就可以看出,时过二十多年,《白》所具有的文学经典品质,正随着时间的逝去,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

  

希望、失望之无望

  

   胡风在1949年写过一首长诗《时间开始了》,吟颂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可是,作为历史、时代象征的“时间”,其真正开始的实际起始点,不是1949年,而应该是诗人创作该诗六年之后的1955年,即合作化运动全面推开的那一年。对于生活在这个有着数千年农耕历史与经验的中国农民来说,这个开始是断崖式。在中国运行了上千年的社会经济制度,至此嘎然而止,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全新的形式,其核心就是将土地的个人所有,改为所谓的“集体”所有。个人所有,明确而又实在,而“集体”所有,模糊而虚幻。其模糊与虚幻之处,就在于“集体”是谁,而又怎样所有。

  

   因此,这个巨大的社会变革,对于农民所产生的冲击力是可想而知的,由此而带来的认知上的迷芒与行为上的失措,也是根本性的。对这个冲击,在《白》中,是通过“我姥爷”与“我爹”的思想演变而呈现出来的。

  

   在这里,我依然使用新批评理论所使用的“呈现”这一概念。原因在于,《白》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呈现是其所遵守的基本文学创作规则。甚至可以说,现实主义创作与后来所流行的魔幻主义写作的区别,就在于文本是呈现式的还是想象式的。以莫言的作品《生死轮回》为例,其作品的中心也是农民,是农民与土地与劳动的关系,但其构架却是建立在一个想象的文学机体之上的。呈现自然可以虚构,但其虚构,正如鲁迅在谈到《阿Q正传》的创作时所言,是将不同地方人物之一点,采集起来,构成一个文学人物。究其本质,虚构的人物仍有其本;而想象出来的人物,它既可以有其原本,更可以从虚无中创造出实有。想象式的创作可以超越事实逻辑,但只要符合文学逻辑,也就是达到作者所要传达的思想,便达到了目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现实主义体裁的创作中,作者要有深邃的文学眼光,以穿透现实表象的迷障,挖掘出背后真质。或者说,要对现实世界中芜杂、零乱、琐碎,甚至是索然无味的生活,给予能动的压缩与高度的概括,使之以丰满的姿态表现在文本之中,使读者一下子就能从阅读之中,通过作品中的文学意象,在自己熟识的生活经验中体会到为之一振的触电一般的阅读感觉,或者是在现实生活的迷芒之中,产生一种由此豁然开朗,面前的现实一下子清晰可辨的感受。而这,也就是文学作品所应有的文学力量。

  

   现在,就来看一看《白》对那一历史时期的呈现。

  

   《白》的故事开始于1949年的落凤坡。落凤坡离鲁南重镇临沂城不远,中间虽隔着沂河,但直线距离大约只有二十公里。当然,在那时,这个距离是一个很远的距离。这种远,既是地理上的,也是精神上的。它不仅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距离,也是管理与被管理之间的距离。这时,一个新的政权建立了,这不仅标志着社会从战争的混乱中走出来,秩序得以恢复,生活得以安定,而且,农民所关心的赖以生存的土地,也得到了重新的调整。原来集中于大地主手中过多的土地,在新权力的主持下,被抽取出来,分给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而原本拥有适量土地的农民的地权,也被重新确定了所有权。尽管抽取大地主土地的方式,有些暴力,甚至是以灭掉土地主人的方式而完成,但这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再次动荡,因为新的权力正处于上升时期。

  

   在农民的眼里,看上去是全新的开始,但却又是旧式的轮回。因为尽管规则有所变化,但依然是自己熟悉的路径。他们重整精神,再次上路了。特别是对于农村的中产阶层来说,面前的现实,似乎重新给他们打开了向上的阶梯。在《白》中,“我姥爷”和“我爹”就属于这个阶层,尽管二人的生活目标与追求并不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点,那就是稳定的秩序。

  

   “我姥爷”家有几亩土地和种菜的园子,还有果树、瓜田。姥娘还做得一手深受乡民喜爱的手工编织,生活虽说并不丰裕,但也足够温饱。姥爷守着这一切,努力地为自己营造一种闲适恬淡的日子,清晨去汤河边散步,集日去市上说书;阴雨天,就坐在家里品茶读书,一幅典型的隐居乡间的散淡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从物质上看,“我姥爷”的生活几乎是停滞的——没有更多更高的奢求,但在这平静之下,却有一种精神上的饱满与怡人的愉悦。

  

   “我爹”走的,却是与姥爷完全不同的一种路。“我原先想着多挣几亩地,将来你们兄弟两个分家,都有个底子。……这些地,有八亩是我分家分的,那是你爷爷的身汗。后来我自己又置了二十来亩。”(《白蜡烛》第139页。下引只注页码)“我爹的理想就是过富裕中农的日子,也希望我成为一位识字的富裕的体面的农民。(P85)在父亲的眼里,眼前的生活一下子又展开了宽广的路,只要勤奋,只要肯出力,一切都可以向前向上走,前面就是富裕与丰足。父亲不知疲倦地在他的土地上劳作着。看得出,他对土地,对土地上所寄存的未来,充满由衷的热爱与欣喜。

  

   可这一切,在1955年嘎然而止。在传言许久之后,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在这一年的春天,终于来到了落凤坡和旦彰街。写在历史中的“合作化运动”,是一个充满激情与理想的词语,但在其下面,则是所有权的消失,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经验的彻底改变。历史往往如此,文字的功能,有时并不是为了记录真实,而是恰恰相反,为了掩饰真的现实。

  

   对于“合作化运动”,《白》中的两位主要人物“我姥爷”与“我爹”,在一开始也是持有完全相反的两种态度的:“我姥爷”积极地响应,“我爹”却是消极地抵抗。

  

   平时以“出世”的隐士姿态生活在旦彰街的“我姥爷”,对“合作化”竟然热情起来了。在旦彰街,他是第一批报名“入社”的农民。“入社”,并不仅仅是身份的变化,像现在加入某个组织、社团,或去信仰一门宗教一样,那时的“入社”,是要把过去归自己所有的土地、耕畜、农具等,都作价转移给“集体”所有。尽管可以以其作价,在“以后的每年里”得一点利息,但这种孳息一是少得可怜,二是到“大跃进”办食堂时,就全部归零了。因为在公共食堂里,连劳动所得的粮食都要全部交给食堂,更何况入社土地的孳息了。当然,这是后话,在“入社”开始之时,在入还是不入间纠结的农民,不仅不关心孳息到底能拿多久,而且更无法预料,仅仅是二三年后,当时承诺的“孳息永给”,便都化为了泡影。

  

   这个身份的变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那就是由持有土地的自由农民,一下子转变为一无所有,只能提供劳动力的“公社社员”,由独立的个体,转变为集体中的一分子。而这,才是最为彻底的转换。

  

   “我姥爷”之所以对“入社”怀有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的积极,是因为他在听到关于合作化运动的宣教之后,与他思想深处一直渴慕的桃花源世界、五斗米教式的浪漫主义生活理想,吻合起来。他觉得“从此以后,人人饱暖,个个安乐,没有贫富高低,没有你争我夺。”(P151.)所以,他不但把自己所有的几亩地入了社,而且还一反不做官的誓言,出来做了社里的会计。

  

   相比之下,“我爹”则没有姥爷那样的觉悟,他对“入社”抱有一种天然的抵触情绪,理由来自于他的人生经验和信条,非常地纯朴:土地公有,谁还会去用心侍弄;不好好侍弄土地,地里怎么能够多打粮食。在他看来,只有土地是自己的,才会爱惜使用。他以村头的石碑为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在落凤坡村东,有一座石碑,上面刻有宋朝时撰刻的碑文,记录着落凤坡建村的传说,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可因为村人在石碑上敲打家什,使石碑有多处损坏,致使有的字迹已不能辨认。所以,他说:“就说那石碑吧,不是他们自己的,就不知道爱惜,在上面乱敲打家什。要是他们自己的呢,保险爱惜得不得了。钱财、粮食、耕牛,只要是没有主的,谁都想多抢点、多弄点。”(P118.)因此,当合作化来临时,“我爹”用尽了软磨硬拖的办法,直到在武力——村里的民兵趁着黑夜,蒙着脸对七位不愿意入社的领头者,暴打一顿——胁迫下,才不得不把视为命根子的土地缴到了社里。

  

   但入社之后,不论是积极的,还是被迫的,看到的却都是相同的景象,那就是农民对社里的劳动,不再像在自己家的土地上那样下力气、那样用心了。“姥爷在田间看见社员们懒洋洋地,对播种质量很不关心,就问他们为什么。社员说:‘多打一百斤粮食,咱才分多么一点。’姥爷说:‘如果大家都这样,地里打不出粮食来,总产量上不去,大家不就都分不到粮食吗?’社员们说他说得对,说的道理像铁一样,可是不知为什么,一想到这是公家的地,就没有多大的劲头干。”(P158.)不但如此,“很多人不仅自己不积极干活,还处处攀比那些懒惰的人,以为自己努力干,就等于吃了亏。”(P160.)这使得原本满怀希望,甚至是热望的姥爷感到出乎意料之外的失望。

  

“我姥爷”的失望,并不仅限于此,还在于另外的两个事情:一是当他听说对不愿入社的农民,动用了武力和强制的办法时,觉得这是违背了“入社自愿”的原则;二是入社后,当他再到集市上说书时,受到了周书记的斥责,并告诉他,“以后呢,说书的和说的书,都要经过上级单位批准,不能谁想说就说,更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党既然能把经济管起来,也就能把文化管起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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