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特朗普与希特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14 次 更新时间:2018-08-29 14: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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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进入专栏)  
他的这个解释显然是不行的。他的这个解释就等于说,以前的平等,或者说以前相对而言不平等不是那么严重的状况,纯粹就是因为高增长造成的暂时性现象。但是高增长是奇迹,而奇迹是不能持久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解决不了。

  

   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不平等加剧

  

   但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以前的高增长也不见得都会带来平等。比如比如说,拉丁美洲在1970年前后也是处在高增长状态。那个时候中国媒体提到墨西哥奇迹、巴西奇迹,它们当时都是高增长。但是拉美的高增长伴随着不公平的非常严重的扩大。

   很重要的一点是,拉美当时的高增长和东亚的高增长是不一样的,当时拉美执行的是所谓进口替代政策,它的高增长不是出口拉动的。而出口拉动的高增长,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在世界各国吸引资本,招商引资,然后利用低成本的劳动力生产,再向世界输出大量的廉价商品。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高增长。那么这种高增长是外向型的高增长,只有外向型的高增长能带来基尼系数的降低,能够带来看上去比较平等的局面。我们看到,在这个时期,日本的确是这样的,东亚地区,包括中国的台湾省,包括韩国也的确是这样的。当然它们现在都已经超越了这个发展阶段。大家知道,像亚洲四小龙也好,日本也好,现在已经不是吸收资本、输出商品了,现在恰恰相反,它们现在已经是输出资本、进口商品了。当然贫富问题也就重新建立起来了。

   如果只是外向型的高增长,我们可以证明,它在国际上的确可以带来平等的改善。道理很简单。从市场的角度讲,劳动和资本在一个利益的博弈中,到底谁能占优势呢?很大程度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取决于哪一种要素更为稀缺。假如资本稀缺,那么资本在国际要素市场谈判中就占据优势;假如劳动力过剩,那么劳动力就不具备议价能力。但如果是资本过剩,劳动稀缺,就像我们前些年出现所谓的民工荒,当时我们的经济是高速增长,这就有利于劳动力在市场上提高要价。

   所谓外向型经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向世界各国招商引资,把世界各国的资本吸引到中国,把中国的廉价商品出口到世界。把中国的廉价商品输出到世界,实际上就是把中国的劳动输出到世界。有的人认为,这种要素的流动是不合理的,因为只有资本的流动,没有劳动的流动,这种流动是一种偏向。我认为,所谓的劳务输出,在今天有国界的情况下确实很难大规模进行。我们国家现在也有规模很大的劳务输出,但是我们讲中国人输出劳动的方式,主要不是以劳务输出的方式,而是以中国廉价商品输出的方式。简单一点说就是,我们做的廉价商品替代了人家的昂贵劳工。就是本来由它们的高工资工人生产的东西,现在由我们的农民工生产了。这等于是我们的劳动,通过商品贸易输出到了它们那里,同时它们资本跑到我们从这里。

   那么为什么原来它们的劳工很有地位,原来它们这个社会能够维持高福利,能够维持强势工会呢?那是因为资本主义经过两百多年积累以后,出现了资本高度过剩。它们的资本高度过剩,劳工就有谈判余地。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它们的资本跑到我们这里来了,那么对它们来讲,它们的资本就不过剩了,甚至于现在西方很多国家都出现了资本稀缺的状态。资本不过剩,什么过剩了呢,劳动就过剩了。一方面它们的资本跑到我们这边来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商品把它们的劳动给取代了,它们出现高了失业率。这样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特朗普现在要搞贸易保护,为什么他要为美国人争取饭碗。至于他的政策到底是不是能为美国人争取到饭碗,当然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全球化过程中,一方面它们的资本外流,造成它们的资本不再过剩,另一方面外面的商品输入,造成它们的劳动不再稀缺。这两个过程显然会使得,在各个要素持有者的博弈中出现不利于劳工阶层的博弈。那么在它们那边就会出现基尼系数的增加,不平等的扩大。

   依据同样的逻辑,在我们这边应该出现一个相反的过程。我们搞外向型经济,输入资本,输出商品,应该使我们变得越来越平等才对。

   而且在世界上的其他案例中,凡是处在外向型发展阶段的国家,包括日本,包括亚洲四小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它们面对中国大陆时是很自豪的。它们认为它们实现了的所谓的民主、均富。民主我就不说了,说均富吧,当时它们的基尼系数是很低的。当时在台湾是国民党执政,当局说那是三民主义的功劳。老实说,亚洲四小龙里的其他三个经济体其实都是这样,它们并不信仰三民主义。我觉得这和三民主义没有关系,纯粹就是因为它们当时的经济发展处在高增长阶段,这个阶段就是有利于平等的。

   可是这里碰到一个例外。其实不光是一个例外,应该说是两个例外。一个是1990年以前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当时的南非大量引进资本,输出商品,但同时又是当时世界上不平等最突出的国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在过去三十年里实现了经济高增长,也是外向型经济,也是大量引进资本、输出商品,可基尼系数是在不断扩大,而不是在减少的。

   南非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当然与种族隔离制度有关。中国之所以也出现不平等加剧的趋势,简而言之,是因为中国在体制方面的一些弊病,使得全球化本来应该有利于中国平等扩大的一些功能不能够正常发挥。全球化在西方那里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在我们这里本来应该增加社会平等的一些功能,也没有真正能够落实。所以全球化就变成了,无论在我们这里,还是在他们那里,都造成了不平等的加剧。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造成的一个困境。

   全球化本身是一件好事,从理论上很多人都可以说得头头是道,逻辑上也是如此。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国家内部,要讲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分配,确实出现了分配不均的问题。我们今天形容一些无良资本家不好的一点,往往会这样描写:资本家会对劳工说,你爱来不来,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人有得是。这实际上形容的是劳动力过剩状况下,劳动者没有办法和资本家讨价还价。

   其实经济全球化是应该有利于改变这种状况的。我们也看到过这样一些现象,比如说, 民工荒推动农民工工资上升。比如说,我们改革这几十年来,中国人的收入确实提高了,而且社会福利——我这里讲的是真正使分配向穷人倾斜的福利——在改革之后的三十多年中也在改善。

   改革以前中国也有福利,但那种福利基本上是和特权挂钩的,基本上不是为弱者提供的福利,而是为强者提供的福利。城里人的福利比农民要高,干部的福利比工人高。越是初始分配占便宜的人,二次分配又再占一次便宜。我们的福利以前就是这样的。那么真正有利于穷人的福利还是在这三十年里实现的,这都是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但这些好处本来应该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要明显得多。这些好处实际上是被压抑的,被压抑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国家自己也是基尼系数上升,也是不平等在增加。

   这样一来,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一个不平等加剧的现象。这就使人们感到非常担忧,也对21世纪本身提出了一个挑战。

  

   原东德人抱怨的声音还是很大

  

   我在2009年访问过德国。大家都知道,两德统一以后,东德地区人们的生活状况是有很大的变化,收入有很大提高,人权就更不用说了。但是,统一也不是没有副作用,一个很大的负作用是,东德的制造业基本上就垮掉了。因为东德原来的国营制造业是完全没有竞争力的,两德合并以后基本上就垮了。

   两德统一后,当时人们认为,西德有那么多的资本,应该去东德更新那里的制造业,东德那里低效率的制造业被淘汰后,西德高效的制造业就应该过去更新。但是实际上,西德资本家不愿意到东德投资,他们更愿意跑到中国投资。两个德国统一以后,东德也实行了西德式的高福利,工人也可以组织独立工会,所有一切都和西德拉平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西德资本跑到东德那里要做什么呢?结果就导致东德那里的产业更新计划完不成,老是完不成,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东德现在虽然人均收入等各方面指标都比统一以前高得多,但是人们抱怨的声音还是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抱怨就是,那里失业率比较高,而且老龄化比较严重,因为凡是年轻力壮的人都跑到西德找工作了。

   由于人口老龄化,由于靠福利供养的人口增加,使得东德的人均收入至今为止还是和西德有一定差距。这个差距并不是因为东德工人工资比西德低,而是因为东德的工作人口本身就比西德少,而很多年轻人去西德就业,福利供养人口留在东德了。我们知道,福利制度有利于降低不平等,但是再怎么说,福利供养人口与就业人口之间的收入还是有差距的。这一点是东德人很不满意的

   我去过东德的汽车城艾森纳赫(Eisenach)。艾森纳赫是非常有意思的案例,那里生产的瓦特堡(Wartburg)牌汽车在中国很有名。东德时代的艾森纳赫,人口有4.8万,几乎所有人都在汽车城上班,号称是没有失业的。汽车城生产多少汽车呢?当时年产5万辆,雇员是一万人,基本上解决了那里的就业问题。

   两德统一以后,这个汽车厂就垮了。之后当地人就想找西德的汽车厂商比如大众、奔驰什么的,过去接盘,结果那些汽车厂商都不愿意过去。等了十几年以后去了一家美国的汽车厂,就是那个欧宝(Opel)。当时有过一个约定,去接盘的厂商必须保证产能规模不比原来低,这是为了保护当地的就业。就是说,你不能把一个大工厂搞垮了,然后去办一个小工厂。欧宝就按照这个约定去接盘。今天欧宝在艾森纳赫的工厂,产量是6万辆,比原来的5万量只多了1万辆。其实按照欧宝的实力,它要在那里生产600万辆都有可能,但是它只生产了6万辆。而且它生产这6万辆车需要多少工人呢,只需要1600人。

   于是艾森纳赫那里失业率就很高。统一以后,1992年它的失业率曾经达到20%,现在它的失业率还有6%。而且它的人口也比原来低,原来4.8万人,现在只有4.2万人。这4.2万人的人均收入六倍于统一之前,但是比西德的平均水平还是低了10%。你可以设想,那里的人现在并不是和以前的东德比,而是与现在的西德比,那么一和西德比,当然就很愤怒了。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你现在到了东德,如果你是一个旅游者,你的确会发现那里比以前要漂亮得多,以前那些高污染的地带,现在变成了高档住宅区。两德统一后,德累斯顿这样的城市,与其说更现代化了,不如说更古代化了,因为原来的工业都没有了,原来的教堂都修复了。但是,老百姓还是有抱怨的声音。尤其是巨变之前的共产党,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党,现在的左派党的领导人,当然对现状很不满。因为当年他们也是拥护统一的,但是统一使他们不再掌权,成了反对派。反对派总是要提意见的,他们的一些反对意见的确有理由充分。

  

   不曾发生的“昂纳克寓言”

  

   其中有一位是统一以前最后一届共产党政府的总理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我在2009年访问德国的时候跟他谈过一次。他到过中国,对中国的经济成就非常羡慕。

   我问他,你当年是不是可以采取类似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他想了想说,不可能,当时东德没有改革的条件。我说那你假如不改革、不变,会不会比现在好?他想了想说,也是不行的,我们原来那一套肯定是失败的,继续搞那一套是没有前途的。

我又问:两个德国统一,是西德统一了东德,你作为东德总理,有没有想过,东德去把西德统一了,把西德吞掉呢?他说,根本没有想过,我们原来那一套体制是失败的,用正常手段不可能统一西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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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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