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倩:行为能力制度中绝对无效主义的价值反思与修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 次 更新时间:2018-08-29 07: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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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倩  
尽其可能地稳定交易秩序和动态财产关系的安全。首先,依据相对无效主义,可撤销的法律行为自行为成立之时起即生效,在撤销权行使之前法律行为是有效的。或者说,只要撤销权不行使,法律行为将对所有人发生永久法律效力。较之 “当然无效、自始无效、绝对无效”的绝对无效主义,至少在撤销权人不行使撤销权的情况下可以确保此交易行为的有效性,并保证这一交易行为辐射的其他交易关系的有效性,规避了绝对无效主义下因法律行为自成立之初即径直否定其效力给整个社会交易秩序稳定带来的潜在风险。其次,相对无效主义之下,撤销权是否行使的决定权始终掌握在权利人手中。法律行为是否对自己具有拘束力,只有撤销权人,即 “基于具有撤销原因之行为而直接取得法律效果之人”才享有决定的资格和可能。[20]撤销权人可以选择行使撤销权,使其实施的法律行为溯及既往地归于无效,也可以选择维持该法律行为的效力,必要时对基于该行为形成的法律关系予以适当的调整和修正。希望自己的意思表示尽可能得以实现的撤销权人,除非法律行为损害其利益,否则不会轻易行使撤销权。在此意义上,相对无效主义较之绝对无效主义,否定了相对人主张合同无效的可能性,更否定了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主张无效的可能性,从而降低法律行为丧失效力的概率,有助于鼓励交易,稳定交易秩序。再次,相对无效主义下,法律行为的可撤销并非国家意志直接对法律行为效力的管控与干预,撤销权是绝对私权性质的权利,只有撤销权人才有权否定法律行为的效力,公权力不得违背权利主体的意志强行介入,在具体的纠纷过程中,如果撤销权人未提出撤销法律行为的请求,法院不得擅自做出法律行为撤销或无效的判决。法律行为的效力状态排除了法院可能依职权认定无效的不确定因素,就此意义说来,相对无效主义较之公权力可以强行介入的绝对无效主义,将法律行为效力的不确定状态限定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最后,相对无效主义下,行为能力欠缺者及其法定代理人应当自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期间届满未行使撤销权的,法律行为将不得予以撤销。这就意味着,行为能力欠缺者独立实施的法律行为仅在一年之内具有不确定性,一年届满将确定其具有法律效力,避免了绝对无效主义因法律行为的无效认定不受时效限制长期存在的不确定状态,将法律行为效力的不确定状态限定在最短的时间内。

   行为能力制度的相对无效主义另一值得称赞的功绩在于,它尽可能地尊重交易主体的自由意志,有效地弥补绝对无效主义自由价值的缺失。首先,相对无效主义可以有力地排除公权力的干预。撤销权因其形成权的性质而在民事主体拥有的各项权利中是最具主体意识的一项权利,无须借助对方当事人作为或不作为,更无须借助公权力,仅依权利人个人的意志,只要权利人将表达撤销合同的意思转达到相对人,就发生撤销的后果。权利人不行使撤销权,任何权力机关均不得否定法律行为的效力,法律行为的有效与否仅遵循权利主体维护个人利益的理性意志,排除了绝对无效主义下法院依职权认定法律行为无效的可能性,表达了民法以人为本的人性关怀,真正实现了自由价值理念的要求。其次,相对无效有助于实现最大程度上的对行为欠缺者个人意志的尊重。绝对无效主义却将法律行为效力的决定权赋予给行为能力欠缺者的法定代理人,法定代理人追认则合同有效,否则合同无效。即便法定代理人没有实施积极的干预行为,但他的默示,或怠于积极的追认表示行为,都会发生拒绝追认的法律效果,致使行为能力欠缺者有足够的能力判断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也有强烈的实施法律行为的欲望和要求,却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志。相较之下,相对无效主义却为法定代理人最大可能地尊重行为能力欠缺者的个人意志,或者防止法定代理人对行为能力欠缺者独立实施的法律行为的不合理的干预提供了可能和机会。撤销权的行使需为积极的表意行为,在法定代理人未做表示的情况下,法律行为的效力取决于行为能力欠缺者的自己决定权,依其个人意志,未积极行使撤销权的,其独立实施的法律行为的效力,便无人可以否定,其订约的欲望与要求便能够得到满足。即便是法律同时也赋予法定代理人以撤销权,如果法定代理人行使撤销权未以尊重被代理人意志为前提,未以维护被代理人最大利益为要件,其撤销权的行使便构成对被监护人有能力独立实施法律行为的不当干预,不会对法律行为的效力产生不利影响。

   (二)相对无效主义的立法建构

   到目前为止,本文仅从学理上对相对无效主义的撤销权制度的价值优势进行了必要的分析和论证,但是,制度的正当性证成还需要借助对制度结构的合理设计与架构。否则,所有的分析和论证都只会是一种空谈,徒劳无益。

   1.撤销权的主体

   行为能力欠缺者独立实施的法律行为,之所以为相对无效的法律行为,是因为法律行为本身对行为能力欠缺者而言无拘束力,而对相对人具有拘束力。行为能力欠缺者受订约之时的认知能力左右决定与相对人实施法律行为,事后,因认知能力的提高发现其所实施的法律行为有失公平,可以作为撤销权的权利主体向相对人表达撤销合同的意思表示,意思表示一经到达相对人,即发生法律行为撤销的法律后果。如若相对人以法律行为不得撤销为由拒绝返还原物,需要借助公权力予以司法救济的,则需要由监护人作为诉讼代理人提起诉讼。若此时作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未成年人达到成年人的法定年龄,或作为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恢复了行为能力,成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则可直接作为适格的诉讼主体向法院主张权利。但此时法定代理人或者行为人本人通过诉讼主张权利的性质不是撤销权,而是返还原物请求权。因为撤销权在行为能力欠缺者向相对人发出撤销的意思表示时即已行使。

   当然,法定代理人作为行为能力欠缺者的监护人也享有撤销权。法定代理人的撤销权不同于现行法绝对无效主义下的法定代理人的追认权,须以明示的方式行使。于相对人向其发出是否撤销法律行为的催告时,法定代理人需在征询被代理人同意的前提下向相对人为撤销的意思表示,未表示撤销的,视为放弃撤销权。相对人未向其发出催告的,在其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有权行使撤销权,如果其关于撤销法律行为的意思与行为能力欠缺者的意思发生冲突,则撤销权须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行使,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法定代理人撤销权的行使确实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行为能力欠缺者的合法利益,法律行为不撤销,对于行为能力欠缺者将显失公平,法院认定撤销权成立、行使有效。

   2.撤销权行使的后果

   撤销权无论由法定代理人行使,还是由行为人本人行使,均发生相同的法律后果,即行为能力欠缺者所实施的依法不得独立实施的法律行为溯及既往地丧失法律效力。行为人本人行使撤销权的,自其撤销权的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时起发生撤销权行使的法律效果;法定代理人以诉讼方式行使撤销权的,经过法院认定撤销权成立的,自法院将起诉状副本送达相对人时起发生撤销权行使的法律效果。若行为人与相对人尚未履行合同,任何一方均不可要求对方履行合同;若双方已经因为合同的履行而发生了财产的交付,则交付财产的一方享有请求对方返还财产的权利,原物不在的,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如果原物已由相对人转让给善意第三人,则返还原物请求权不可对抗善意第三人,相对人应当按照合同履行时的市场价格,将标的物折合成相应的价款予以返还。

   3.撤销权消灭的事由

   对行为能力欠缺者独立实施的法律行为追认权人可以予以追认,但追认的效果不是使法律行为发生效力,而是法律行为不得再予以撤销,即撤销权的消灭。日本民法、法国民法对此均有明确规定,只是对追认主体的规定略有不同。按照日本民法第122条的规定,限制行为能力人或其代理人及其继承人等民法第120条规定的撤销权人是有资格对行为能力欠缺者独立实施的法律行为予以追认的人;[21]而按照法国民法第1311条的规定,未成年人实施的法律行为,于其成年时予以追认,即追认的主体是未成年人自己,只是需以其成年为条件。我国未来民法典可以对日本法与法国法的合理部分予以借鉴,规定行为能力欠缺者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对法律行为予以追认,一经追认,撤销权消灭。行为能力欠缺者本人的追认以其取得行为能力或恢复行为能力为前提。

   保护善意相对人,借以保护整个社会的动态安全是现代法的发展趋势和方向。穷尽现代法保护善意第三人信赖利益规则制度,保护善意第三人信赖利益无非有三种不同的方式:其一,将可能导致善意第三人信赖利益损失的民事法律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从根本上杜绝善意第三人信赖利益的损失;第二,信赖利益损失在所难免,责令导致信赖的一方当事人赔偿其所受信赖利益损失;第三,信赖利益损失有可归责于行为人的原因,并且最大限度地实现遭受信赖利益损失的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是实现法的安全价值的必然需要,以实现善意第三人的期待利益遮盖其可能遭受的信赖利益损失。在行为能力欠缺者实施的依法不得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场合,以怎样的方式或何种程度保护善意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因民事法律行为效力样态的不同而有别。依绝对无效主义,相对人签订合同时有正当理由不知道行为人行为能力欠缺,签订合同后发现其行为能力欠缺的,为了避免合同履行后被认定无效而使自己遭受损失,可以在民事法律行为被法定代理人追认前予以撤销,[22]即以赋予撤销权的方式保护善意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撤销权一经行使,民事法律行为自始不存在,相当于没有实施法律行为,由此,善意第三人免遭信赖利益的损失。依相对无效主义,行为能力欠缺者以诈术使相对人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其有行为能力的,行为能力欠缺者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撤销权不得行使,即原本享有撤销权的人,因其行为导致善意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其撤销权消灭。撤销权消灭的结果是使善意第三人获得其履行合同的期待利益,实现订约目的。关于导致善意相对人合理信赖的可归责于行为人的原因,法国民法认为,未成年人在订立合同时自述其已经成年的简单声明,不足以认定相对人的合理信赖,[23]因而不妨碍未成年人行使撤销权,因为相对人还有机会利用身份证件查知行为人的年龄;如果未成年人使用诈术使相对人信赖其已成年,则相对人的信赖合理,未成年人不得行使撤销权。如果要对两种效力样态下的善意第三人信赖利益的保护方式进行比较,我们认为,相对无效主义的保护方式远优于绝对无效主义的保护方式。绝对无效主义赋予善意第三人撤销权,尽管可以将可能导致其信赖利益损失的法律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从根本上杜绝其信赖利益损失,但却以损害行为能力欠缺者订约自由与订约成本为代价,因为依据《民法总则》35条第二款、第三款确定的尊重被监护人意志原则,只要法律行为内容不存在欺诈而显失公平的情况,法定代理人不得对被监护人的意志自由强加干涉,并应以追认的方式确认法律行为的效力。易言之,只要法律行为内容公平合理,法律行为有相当的概率得到安全、顺利地履行。撤销了这样的法律行为,必定伤及行为能力欠缺者订立合同的自由意志,也使订约成本付之一炬。相对无效主义赋予善意第三人对抗行为能力欠缺者撤销权之抗辩权,以实现期待利益的方式保护了善意第三人的合理信赖,实现了法的秩序价值,即便可能悖于行为能力欠缺者的自由意志,那可以理解为对其不诚信行为的鞭挞,是其实施欺诈行为应当遭受的结果。

   4.行为能力欠缺者所立遗嘱的相对效力

“遗嘱是单方法律行为,实施法律行为者须有行为能力,所以,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不得设立遗嘱”,这是无须思考既可当然得出的逻辑判断。基于这样的形式逻辑三段论,各个国家和地区民法几乎无一例外地限制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设定遗嘱。《瑞士民法典》第467条、《意大利民法典》591条及我国《继承法》22条均明确规定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的人设立的遗嘱无效。法国、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尽管在限制上有些许缓和,例如,德国民法(第2229条)、日本民法(第961条)、我国台湾 “民法”(第1186条)等在可以设立遗嘱的未成年人的年龄规定上有所缓和;法国民法(第904条)在未成年人通过遗嘱处分的财产范围上有所缓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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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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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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