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其他领域相比，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在中国的研究比其他理论流派有优势，一是在时间上说，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在国内20世纪80年代才起步，比西方要晚了整整一个甲子，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相比之下要同步得多。国内外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流派或学科在西方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如果按这个时间算起，那么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西方诞生于国际关系学科形成后的半个多世纪，而它在中国的引进则几乎是和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同步的；二是从研究传统上说，在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从19世纪90年代起就彻底分家，政治经济学就直接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还难以改变，以至于罗伯特·吉尔平在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之初感到了某种深深的忧虑，深怕被扣上马克思主义者的帽子。[1]而在中国，政治和经济的结合研究是我们的传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这是每个学生都知道的。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传入中国后，除了加上了“国际”两个字外，人们对它一点都不感到陌生，甚至有某种亲切之感。这也是为什么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国内能够迅速走红的一个原因，它符合我们传统的思维习惯和从接受教育以来形成的世界观。
尽管至少有这两方面的优势，但基于所掌握的有限资料，以及个人有限的理解和领悟能力，笔者认为，我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还存在这样几个问题：
一、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解为国际关系的一种理论流派，还是一个单独的交叉性学科？对此我们的认识还不太统一。讨论国际关系理论的著述一般都会把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其中的一个学派，或者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领域。[2]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自身又有很多理论流派分支，而且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的交叉性特别明显，它是国际关系学难以一家涵盖的，同样也是国际经济学难以完全覆盖的，因此也有学者主张它应该成为单独一个学科。
在笔者看来，把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单独的和国际关系并列的学科似有不妥，因为：第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属于国际关系的问题，特别是其解决的方法属于国际关系的方法。苏珊·斯特兰奇提出的结构性权力与联系性权力，以及安全、生产、金融、知识等四个主要领域的权力分配格局，从概念和方法以及问题上都努力形成独立的体系，[3]但实际上这些内容很大程度上是国际关系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具有自身动力和演进逻辑的领域；第二，从国内外看，目前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大多是国际关系学者，高校设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甚至系也大多分布在政治学或国际关系的院系里，这一方面说明它仍主要是国际关系学界感兴趣的问题，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自身研究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国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界（这一点下文还会谈到）；第三，一个学科下面还应该有数个专业，但国际政治经济学下面还只能说有不同的理论，很难说已经形成了不同的专业。大家比较公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三种流派，以及霸权稳定论、相互依赖论、世界体系论、依附论、中心－外围理论等，也很难说已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专业，只能说是各成一家之言的理论；第四，学科的交叉不等于形成了新的学科，一个学科的形成有它自身的历史和相对比较独立的知识体系，学科的交叉只能说传统的学科形成了新的生长点，融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知识工具；第五，国际政治经济学门下理论流派和分枝繁多并不构成它要自成一学科的理由。地区一体化也有很多理论来解释，但许多人把地区主义归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种理论，把地区一体化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也有很多不同理论，但没人把国际关系现实主义作为单独一个学科。
因此，在笔者看来，国际政治经济学还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领域。另外，它还不应该是经济学的一个领域，因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把政府的作用排除在外，或最多把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之一来考虑，如政府投资，它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家权力的作用无处不在并不相符。
二、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界定存在泛化现象。一是把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单独的学科来理解，这一点上面已有讨论；二是把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方法论来看待，认为只要利用政治和经济互相影响的观点来看待问题，就可算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甚至只要运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来分析问题，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譬如，有学者把国际制度理论也看作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种，笔者想来想去，觉得也许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这么说，那就是罗伯特·基欧汉用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方法来分析国际制度形成的原因及其作用，指出预期收益大于需要付出的成本，是国家愿意接受国际制度的重要原因。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这种理解就太泛化了一点，我们也许甚至可以按照这个逻辑进一步提出，只要是遵循理性分析的方法，都可算国际政治经济学了，国际关系当前三大流派，除了建构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可归入国际政治经济学门下了。当然，这不只是国内的问题，国外也有许多学者把自由制度主义看成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三是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简单地表述为国际政治的经济化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化，因此只要分析一下美日经济关系，似乎就算国际政治经济学了，或者在对中美关系的分析中提到一下经济的因素，也算国际政治经济学了，完全不理会国际政治经济学自身独有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以及所分析的特有问题领域；四是认为只要借用了经济学中的一些概念或原理，如外部性、公共产品、边际效益等，就认为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而不管它研究的问题是否属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在这方面，笔者认为我们还是应该回到罗伯特·吉尔平的界定，即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探讨与外交或国际关系有密切关系的重要国际经济问题，如国际贸易、发展援助、汇率、国际金融、国际经济合作等。标志着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的宣告之作的书名就叫《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4]说明国际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研究的就是国际经济关系，只是它用的是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方法和视角，而不是经济学的。苏珊·斯特兰奇也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不是要建立一种包罗万象的理论，而是寻求一种新的分析世界经济的方法。[5]
三、从上一界定出发，那么国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可以说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或发展后劲的匮乏，因为许多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在经济学（特别是经济史）方面存在知识不足。罗伯特·吉尔平自己也承认最初对国际贸易、金融关系及类似的概念所知甚少，但他花了很多时间广泛阅读经济学著作，求教于经济学同仁，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相比之下，国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这方面的缺陷尤其明显。尽管如本文一开始所指出的，我们有政治和经济结合研究的传统从未中断的优势，但如果我们对此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政治对经济有影响，经济对政治有影响的层面上，那么我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永远无法取得进步，在创造性的发展方面就会显得非常艰难。如上面所提到过的，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解的泛化某种程度上也与此不无关系。
尽管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国内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已几乎到了显学的程度，尤其是因为它离经济学——“社会科学中的皇冠”——最近，容易给喜欢逻辑、追求理性的学生产生诱惑魅力，但真正对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许多重大问题，尤其是有中国立场和视角的研究还很缺乏。例如，最近炒得很热的人民币升值问题，这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又是中国外交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国际关系学界对此有一定深度的研究还不多见。再譬如说能源问题，它同样是国际经济中的重要问题，也是中国外交中的重要问题，但真正有学理性的研究也很匮乏。其他的事例有：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问题，中国的对外发展援助问题，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贸易保护问题等，可谓不胜枚举。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绝无否定我们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取得的很多成绩，只是限于篇幅，这里没把成绩拿出来谈，而是集中谈了笔者所认识到的这方面的不足，以期我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有更大的发展。
注释：
[1] 参见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序言”第2页。
[2] 参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6页。
[3] 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4] 参见彭澎：“从政治经济学到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11期。
[5] 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第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