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浩: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判决效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 次 更新时间:2018-08-29 07: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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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浩  
他人在微博中恶意转发侮辱、诽谤英烈的言论时,其同样成为侵害英烈人格权益的行为人、责任人;也只有在此种情形下,该他人才受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判决的拘束。一般而言,社会一般人转发他人侮辱英烈的言论,即有相当的可能与早先散布侮辱英烈言论者同样有侵害英烈人格权益的故意;社会一般人转发并批评、驳斥他人诽谤英烈的言论时,则不能认为其主观上有侵害英烈人格权益的故意,这时将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判决运用于转发人即有失妥当。理论上,义务承担人是否受前诉既判力拘束也有争议,且严格说来,他人在微博中恶意转发侮辱、诽谤英烈的言论,既非移转最早散布此等言论者的责任,也不能发生连带的债务承担。总之,诉讼中争议民事权利义务转让与本诉既判力范围依随诉讼标的扩大的共同之处在于其结构而非实质,其要求检察机关对于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主张权利的事实基础与对案外人能主张权利的事实基础一致。

   (二)既判力主观范围依据“诉讼担当”扩大

   如检察机关在本诉中为英烈近亲属提出精神损害赔偿或物质性人格权益损害赔偿(如未经许可商业化使用英烈姓名、肖像等获利),则判决效力扩大的根据系“诉讼担当”,即由检察机关代行英烈近亲属的赔偿权利并在事后由英烈近亲属取偿。前诉审判对象并非检察机关与行为人之间存在的实体权利义务,而是英烈近亲属与行为人之间存在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情形下的判决效力扩张属于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不包括客观范围的扩张。

   当然,并非所有损害赔偿请求都适合由检察机关在本诉中通过“诉讼担当”方式代行。被告承担英烈人格权益修复费用、被告违反作为(撤回言论、赔礼道歉)及不作为(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等)义务所衍生的金钱赔偿责任,即不宜采用诉讼担当的形式。这是因为此种金钱形式的责任纯粹系被告所负有的撤回言论、赔礼道歉等作为义务及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等不作为义务的变形,而行为人对检察机关与英烈近亲属分别负有此类义务,检察机关基于法定赋权模式有权要求行为人实施此类作为或不作为,英烈近亲属依据《民法总则》的规定也享有此种权利。在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中,法院判决被告承担作为或不作为义务,因该判决在事实上的反射作用,英烈近亲属仍可对前诉被告提起作为或不作为的诉讼;故上述要求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相对于行为人而言即为义务)的变形——金钱赔偿责任也宜采用“判决在事实上的反射作用”这一路径。

   另外,事实上的效力以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及私益诉讼分别提起,在不同的诉讼中,事实认定及裁判目前仅能通过预决效力的作用保持一致,难以兼顾保护英烈人格利益与彻底解决纠纷的目标,也不能与诉讼参加乃至共同诉讼的程序形式形成配合态势(即将其作为判决效力扩大到私益诉讼的事前程序保障)。因此,不宜将事实上的反射效力法理转用于上述金钱形式的赔偿责任。据此举一反三,亦可知在“诉讼担当”下对于案外人英烈近亲属的保障,除通过前诉判决效力有利扩大外,也可用诉讼参加乃至共同诉讼等制度实现。再者,“诉讼担当”不必然消灭被担当人的诉讼实施权,这取决于担当人的实体法地位能否吸收被担当人的实体法地位、是否有必要再度赋予被担当人诉讼实施权对其加以保护。上述保护方式何者可采,尚需进一步探讨。

   (三)事实认定预决效力主观范围扩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0条规定了裁判认定事实的预决效力。虽然不同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分配各有其考量因素,不宜任意更改,但抽象适用于不同诉讼的证明责任规范并不意味着已为前诉判决确定之事实对后诉毫无意义。证明责任规范主要系抽象地斟酌条文构造等形式因素及其蕴含的深层次衡量取向,然其并非专门针对“已有前诉生效判决确定本诉中的事实争议”这一具体情形。再者,人类经验判断具有相当程度的共通性,何况前诉中作出判断者系应精于经验法则和事实认定的职业法官。由此可见,前诉判决确定的事实客观上可对其他诉讼发生较强的证明力{15},即使前诉与后诉系不同性质的诉讼(如前诉为刑事诉讼,后诉为民事诉讼),亦是如此;即使是前诉刑事诉讼中的自认,对于后诉民事诉讼法官心证也有较大分量。这是因为自认陈述不仅系当事人表示对该事实不予争执的意欲,也是其报告或通知其认为对造所主张之事实为真的行为。当然,如法官依据心证认为诉讼中的自认对诉外人不利,则自认在理论上不能发生效力。当事人可对前诉裁判确定的事实提出相反证据予以推翻,这是赋予诉外人听审保障且穷尽法官心证的制度。因此,就司法解释中关于预决效力的规定,只需考量前诉裁判认定是否影响后诉法院正确适用法律的问题。

   前诉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判决的事实认定将对前诉诉外人英烈近亲属发生特定的预决效力。当然,基于公益应得到周全保护以及英烈近亲属权利从属于公益这一依存关系等因素,需要对既有预决效力扩大的规定有所变化。具体而言,可参考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定,本诉判决所确定(包含通过自认的方式)的事实如有利于英烈近亲属,则其在后诉中无须举证证明,但行为人对该事实有异议且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行为人在后诉中主张直接适用对其有利的前诉事实认定的,法院不宜支持,仍需行为人举证证明。此时预决效力作用的对象超出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双方当事人的范围而波及诉外人,对于英烈近亲属更为有利,外观上构成事实认定预决效力主观范围的扩大。

   (四)判决执行力依从既判力范围扩大

   如前所述,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以外的人恶意转发侮辱、诽谤英烈的言论,可扩大前诉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判决的主体范围与客观范围,使该他人受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判决拘束。这时将发生前诉判决执行力的扩大,亦即发生被执行人的追加,这是为了有效应对侵害英烈人格权益的言论或行为可能迅速散播的情况。如在前诉中作为诉外人的被执行人辩称其实施的行为并非前诉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判决认定的侵害行为,可参酌新近司法解释,由其提出执行异议{16},并根据异议结果转换执行异议之诉的起诉责任。这种执行异议是针对上述既判力主客观范围是否拘束该他人而提出的,理论上属于该他人否认自己是适格被执行人而提出的争议,司法解释设定的诸执行异议程序架构与此类似。

  

四、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判决效力扩大的“周边程序”调配


   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判决效力扩大需要对“周边程序”制度加以统合、协调,从而形成配合态势。一方面,本诉判决效力扩大的形态较为特别,在逻辑上导致其他制度亦需要作协同调整;另一方面,本诉判决效力扩大也需要其他制度的支撑。举其要者,有以下两点:

   (一)重复起诉制度的弹性化

   就同一案件有诉讼正在进行或已有生效判决时,不得再次向法院诉讼。在这里还需要考虑本诉判决效力的特性。发生事实上反射效力的诉的部分与其他诉讼相互间并不发生法定的效力扩张,因此,检察机关提起本诉要求行为人作为(撤回言论、赔礼道歉)、不作为(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等)或确认其行为违法,不宜排除检察机关与英烈近亲属针对同一行为人再度提出上述请求。因为舆情具有复杂性,前诉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提出的要求或法院的裁判有可能未涵盖某些事项以应对实际情况,需要随时通过其他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或由英烈近亲属起诉加以补充;且行为人实施的侵害英烈人格权益的行为的后果经常随时间推移而变化,也需要通过上述方式补缺。例如,若前诉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中被告承担的英烈人格权益修复费用等以金钱为形式的赔偿责任不足以实现目标,即需要再度提起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或由英烈近亲属对行为人提起诉讼。此时不宜沿袭“重复起诉”这一概念的传统界定,而需要从事实上反射效力与客观情势的角度弹性解释重复起诉及既判力基准时制度,承认他诉提起的可能性。

   (二)诉讼参加制度的“活性化”

   此一对策主要针对两类情形:首先,行为人所实施的侵害英烈人格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言论迅速散播,因此,扩大前诉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判决的主体范围与客观范围,使恶意转发侮辱、诽谤英烈的言论或实施其他侵害英烈人格权益的行为者受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判决拘束。此时如散播者作为被告型参加人加入本诉,则可使其服从判决,且检察机关与各行为人之间分别形成的义务责任关系属于同一种类。该结论既可从诉讼参加的类型“活性化”(由共同诉讼参加到普通共同诉讼参加)推导出,也能从“辅助参加效力或既判力可对参加人与对方当事人之间的实体关系发生”这一命题中得出。其次,在本诉既判力主观范围依据“诉讼担当”扩大的情形,被担当人即英烈近亲属可作为共同诉讼辅助参加人承担类似于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虽然现有规定并未明确此种参加情形,但可通过活用诉讼参加制度的方式切实赋予英烈近亲属程序保障。

  

   【注释】 基金项目:2017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地位及运作程序研究”(GJ2017C26);重庆大学法学院科技创新专项“公益诉讼当事人适格与判决效力扩张研究”(106112016CDJSK080007);重庆大学法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卓越法律人才分类培养机制研究”(LAW201704)

   作者简介:廖浩(1986),男,江苏盐城人,重庆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1]参见:BGH, Urteil vom 6.12.2005- VI ZR 265/04(LGK?ln),Rn.11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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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名称】《西南政法大学学报》【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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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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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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