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浩: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判决效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 次 更新时间:2018-08-29 07: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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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浩  
判决在事实上的反射作用不同于基于实体法上依存关系发生的“反射效力”或既判力扩张。本文探讨的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判决效力的扩大并不涉及私益诉讼判决效力影响公益诉讼的情形。

   因此,在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中也可采用此种前诉民事公益诉讼判决在客观上反射地作用于后诉私益诉讼的架构,将法院作出的特定作为或不作为给付的判决效力扩大至英烈近亲属乃至社会一般人。既然本诉判决在事实上发生反射作用,而判决效力无须直接拘束英烈近亲属和其他检察机关,也就意味着英烈近亲属和其他检察机关仍可针对本诉诉讼请求及判决未能覆盖的事项提起后诉,此时,重复起诉制度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与之衔接。当然,如后诉中的诉讼请求已为在先的民事公益诉讼判决覆盖,法院通常仅能确认被告行为违法。

   但是,何种内容的判决适宜发生事实上的反射效力,难以一概而论;针对何种行为作出的生效判决适宜发生此种效力,也存在着疑问。首先,作为(撤回言论、赔礼道歉)、不作为(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等)或确认侵权行为的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判决生效后能对英烈近亲属乃至社会一般人发生上述拘束力。至于英烈人格权益损害赔偿和修复费用等(也包括英烈财产权益损害赔偿)、英烈近亲属精神权益损害赔偿以及被告违反上述作为或不作为义务衍生的间接强制措施等金钱赔偿责任等判决主文部分是否能发生事实上的反射效力,取决于英烈近亲属有无从公益诉讼提起者处取得赔偿的顺畅路径,也受制于此类责任在实体上可否用于填补英烈近亲属权益所受损害以及其对应的诉讼请求是否有其他程序制度(如诉讼参加或共同诉讼等)加以支撑等因素。其次,于个案中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侵害英烈人格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需要具体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与公益诉讼中确认的侵权行为一致。例如,社会一般人出于维护英烈名誉、荣誉的目的在网络中报道他人诽谤英烈的言论,乃至直接对他人侮辱、诽谤英烈的言论提出批评、纠正时,就不宜直接将前诉英烈保护公益诉讼判决的事实效力扩及此类主体,此时也可采用诉讼担当作为判决效力扩大的理论路径并为其构思条件。

   (二)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诉讼担当”

   以特定作为、不作为或确认侵权行为为内容的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判决具有事实上的反射效力。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判决如以金钱给付为内容,是否亦适宜采用此种效力的架构,颇有疑问。有争议者系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中能否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域外有实务与理论观点认为,正当化对于一般人格权侵害所生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理由,通常为金钱损害赔偿可平复受害者的情感;然对死者而言,在客观上不存在平复伤害一说,保护死者系由于其身故后仍续存的人性尊严;且就预防角度以观,通常亦无法正当化金钱损害赔偿请求权,只有在他人将死者姓名、肖像或信誉等作商业化利用时,方认可死者继承人或近亲属的损害赔偿请求权[1]。但是,这种观点理解的死者一般人格权概念不符合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时代背景。英烈人格权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集体意志一致,侵害英烈人格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也使得国家、民族的集体情感遭受损害;并且,英烈人格权益虽由《民法总则》规定,但其实质从属于公益,因此,这种公益受到侵害,能够发生损害赔偿权。当然,这种损害赔偿权与英烈人格权益修复费用给付请求权、被告违反上述作为或不作为义务衍生的损害赔偿责任的关系如何,有待进一步探讨。需要进一步加以讨论的是,行为人在上述两类责任外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能否充分有效地发挥平复及预防的作用(这也取决于诉讼成本等诸多因素),且行为人承担多大的损害赔偿责任有助于起到这两种作用。其实,本诉中被告的所有责任成立要件的判断及具体责任形式最终是依实体法确定的,其精确理解亦需要由实体法研究者提出。

   如果检察机关在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中要求被告承担英烈人格权益损害赔偿(包括行为人未经许可将英烈姓名、肖像等作商业化使用获利情形的损害赔偿)及其近亲属精神损害赔偿,那么较适合将其作为“诉讼担当”的情形处理,即由检察机关在本诉中以自己的名义代英烈近亲属对被告提出上述损害赔偿诉讼请求。在当下,公益诉讼提起者从被告处取得赔偿后,受害人是否能从赔偿金额中取偿、其取偿数额应如何确定,欠缺明确的规定,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即有对赔偿款项权利主体的讨论。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是在代表整个社会和国家进行诉讼,所以通过“诉讼担当”的途径,检察机关可在本诉中为英烈近亲属要求赔偿。况且,英烈近亲属受到的损害往往最为严重,倘若本诉被告基于判决承担的赔偿额有限,不能同时满足上述金钱形式的责任,可考虑通过“诉讼担当”使其获得赔偿。检察机关获得胜诉判决后,在本诉判决执行程序中将发生检察机关为英烈近亲属申请执行的情形,这是执行力的实施过程。在执行程序中,应由执行法院审查后启动执行程序{8},执行款项到位后,即可设立专项基金由英烈近亲属取偿。

   从实践来看,承认构成“诉讼担当”也有便利性。在英烈人格权益受到精神性或财产性损害的情形,加害人或受害人的范围均可能有不特定性,尤其在网络舆情扩散迅速的背景下,由英烈近亲属逐一针对全体乃至部分行为人提出上述请求并在获得胜诉判决时申请执行,可能会增加英烈近亲属的维权成本,由检察机关代行英烈近亲属的赔偿权利并在事后由英烈近亲属取偿,可有力回应上述问题。再者,“诉讼担当”可与共同诉讼辅助参加制度相互配合,亦即英烈近亲属可在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中以相当于检察机关必要共同诉讼原告的身份参加诉讼,并承担相当于本诉必要共同诉讼原告的诉讼权利义务,在诉讼中主张损害赔偿数额及提供事实证据资料,本诉判决中即能明确英烈近亲属获得赔偿的数额。

   (三)判决效力对英烈近亲属的有利扩大

   采用有利扩大判决效力范围的形式,固然可在本诉中彻底解决纠纷{9},不过其结果未必都能有利于后诉私益诉讼原告。在民事诉讼学理中,存在着单纯有利于后诉当事人的判决效力扩张,其发生以前后诉实体法律具有依存性为条件{10}。在一些具备实体法依存关系的情形中(如保证),保证人仅受主债权人与债务人实施的对其有利的法律行为支配,主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诉讼产生的对保证人有利的判决与该法律行为同视,故保证人也受到该对其有利的判决拘束。此外,若案外人在实体法律关系中完全受前诉当事人主导,则前诉判决无论胜败,均对其发生拘束力,典型如普通合伙企业及其普通合伙人相对于公司债权人的关系。当然,这两种判决效力的扩张情形一般需要有实体法的明文规定。在本诉中,则不宜因英烈近亲属的权利从属于公益就将前诉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判决效力扩及之,因为前诉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判决及其事实判断未必都能稳操胜券。如法院在本诉中作出不利于英烈近亲属的判决或事实判断,则不宜以此种判定拘束之。基于上述公益必须保护的客观因素,同时考量具备英烈近亲属权利从属于公益这一依存关系,将前诉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中对于英烈近亲属的有利判决乃至其中有利的判断(如被告行为违法)扩大至英烈近亲属,是充分妥当的法理路径。

  

三、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判决效力扩大的具体形态


   以上述法理路径作为基础,可提出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判决效力扩大的具体形式及种类。判决效力的具体类型及其扩张形态,属于民事私益诉讼理论中长期确立的抽象概念,在将其适用于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时,需要从契合中国当下“现实需求”和“支撑条件”的角度作出方案选择{11}。

   (一)既判力范围依随诉讼标的扩大

   行为人侵害英烈人格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言论可能迅速散播,例如,他人在微博中恶意转发侮辱、诽谤英烈的言论。在此种情形下,除侵权行为人不同外,其应承担的责任通常并无区别。但民事私益诉讼以纷争解决相对性为原则,难以应对侵权行为人人数众多或侵权行为迅速扩散的情形。面对此等情形,在私益诉讼框架下,通常是通过追加本诉被告加以应对,但这种做法有时在客观上存在困难。例如,当转发人数较多时,要求在起诉时集齐被告或在诉讼中追加所有被告,会导致司法成本增加。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亦面临着同样的难题。检察机关往往仅能针对早先散布侮辱、诽谤英烈言论者提起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而法院判决被告作为(收回言论、赔礼道歉)、不作为(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等)或确认侵权行为时,若拘泥于纷争解决及既判力相对性原则,其他在微博中恶意转发侮辱、诽谤英烈言论的行为人仍不受该判决拘束,这势必导致本诉判决的实效性降低。为能通过本诉有效应对舆情事实广泛传播的实际情况,在承认本诉判决理应拘束诉外恶意转发侮辱、诽谤英烈言论行为人的前提下,可构建相应的扩大既判力的方式。

   具体而言,作为审判对象的诉讼标的决定着既判力的客观范围{12},而诉讼属于何种共同诉讼类型等问题则取决于当事人方面,不能自诉讼标的识别因素导出。依据前沿研究,采自然观察法撷取的整体生活历程事实即识别本诉诉讼标的之事实标准{13}。在前诉“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中被告行为人侵害英烈人格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言论被迅速散播”的情形下,案件事实范围也随之迅速扩大;此时,前诉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诉讼标的涵盖的事实仅为被告行为人侮辱、诽谤英烈的行为,并不涵盖他人恶意转发侮辱、诽谤英烈言论的事实,故他人恶意转发侮辱、诽谤英烈言论的事实并不能作为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标的之事实因素。因此,若将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判决结果运用于此类恶意转发侮辱、诽谤英烈言论的行为,本诉判决被告作为(撤回言论、赔礼道歉)、不作为(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等)或确认侵权行为时,其他恶意转发侮辱、诽谤英烈言论的行为人也同时被确定应承担上述责任。当然,如检察机关在本诉中为英烈近亲属提出精神损害赔偿或物质性人格权益损害赔偿要求并得到法院判决认可,该判决是否也适宜扩大至其他同样实施的导致英烈近亲属受到精神损害或物质性人格权益损害的行为主体,还需要进一步探讨。这是因为损害赔偿数额的酌定可能需要考虑包括侵权行为人自身情况等诸多方面的因素,能否将前诉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判决确定的被告责任直接适用于诉外其他实施侵权行为的主体,尚有疑问。可以确定的是,将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判决结果运用于本诉被告以外的人实施的恶意转发侮辱、诽谤英烈言论行为,即属于诉讼标的之扩大,进而既判力客观范围也随之扩大。并且,在这一情形中,恶意转发侮辱、诽谤英烈的言论或实施其他侵害英烈人格权益行为者并非前诉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当事人,而将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判决运用于此类案外人,同时构成既判力主体范围的扩大。

   上文主要从案件事实角度界定诉讼标的之范围,其实,依据实体法中请求权及相应的诉讼请求内容确定诉讼标的之多寡,不符合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实际。虽然在民法理论中,撤回言论、赔礼道歉、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等作为或不作为构成不同的实体请求权,但就实体法的规定而言,立法机关将其作为因侵权行为所生请求权的不同责任形式而非请求权本体。否则,检察机关在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中一并提出上述请求将构成客观的诉的合并,这不符合实务的理解。况且,事实在诉讼标的界定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实务中发现案件客观真实更为关键;若因上述请求不同而将其拆分为不同诉讼标的及诉讼,则可能导致无法彻底查明案件全貌(如将现在侵害英烈人格权益的事实与行为人将来侵害的可能事实分开审理),从而明晰行为人所应负的责任{14}。

既判力主客观范围随诉讼标的之事实范围而扩大,尚须满足前后诉事实在客观上相符的条件。在传统理论中,与此类似的既判力扩张情形,表现为当事人在诉讼中转让争议民事权利义务导致前诉判决拘束受让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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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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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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