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国际关系学的 “去历史化” 和 “再历史化”

——兼疑 “修昔底德陷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3 次 更新时间:2018-08-27 23: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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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晓  
守成一方则会感到恐惧,因为曾经言听计从的一方随着实力的增长开始提出自己的主张和反对意见。崛起一方的自豪感逐渐变为自大,守成一方的恐惧极端点说会陷入偏执,由此就产生了误解。这种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在五百年间一共出现过16次,其中12次演变为战争,4次避免了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苏冷战以及日本、德国的崛起属于后者。

   应该强调的是,“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修昔底德的本意。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一部厚重的历史著作,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的该书中文版正文达641页。但修昔底德无意也没有提出一种一般性的论述。“修昔底德陷阱”是相隔两千多年之后的后世学人杜撰出来的一个术语,甚至可说是强加给修昔底德的。修昔底德并没有讲过什么陷阱。他无意通观什么,也无意做预言家,他所做的只是记述延续了27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在这部战争史的一开头修昔底德就交代,在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他就开始写这部著作。他说:“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

   在古希腊历史上,发生过两次规模较大的战争。第一次是公元前500年—公元前449年的希腊—波斯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包括斯巴达和雅典在内的希腊人联合起来,击败了波斯。在此后18年间,希腊人分裂为两个集团,一个集团以雅典为领袖,另一个集团以斯巴达为领袖,在公元前431年—公元前404年进行了一场伯罗奔尼撒战争。根据修昔底德所述,雅典和斯巴达是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一个在陆地上称雄,一个在海上称霸。“在陆地上称雄”的是斯巴达,“在海上称霸”的是雅典。当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人破坏了攻陷优卑亚后所订立的30年休战和约时,战争就开始了。双方各有以其为首的同盟国,它们反复争夺。若干年后,雅典于公元前415年远征西西里并遭遇失败,成为这场战争的转折点。伯罗奔尼撒战争于公元前404年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终。

   “修昔底德陷阱”一语最初所受的思想促动当是来自中美两国。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头十余年,中美力量对比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力量稳步上升,因而被视为崛起大国。敏感人士如艾利森由于其所受的学术训练等影响,联想到了古代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并进行了类比。这样的比较并非绝对不可以,但简单的历史类比常常问题多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历史条件和历史情境存在很大的不同,因而研究者需要秉持谨慎和严谨的态度。然而,“雅典vs.斯巴达”被美国个别战略界人士抓住不放,其他人又加以引用从而以讹传讹。“修昔底德陷阱”一语作为一种警示也许不无意义,提醒人们和有关的大国不要掉入“陷阱”,但在学术上却可能经不起推敲。十分根本的一点是,大国力量的兴衰交替是永恒地发生着的,难道战争也是永恒地发生的吗?事实并非如此。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名著《大国的兴衰》(The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写了1500年以来五百年间的世界经济变迁和军事冲突,其间发生的战争岂止16次。时移世易,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此后70多年间,尽管各种冲突和纷争为数不少,但大国之间没有再爆发战争,在可见的未来我们也看不到这种可能性,这被有些学者称为“长和平(long peace)”。之所以出现如此情形,其中必有缘故。核武器的出现及其巨大的破坏力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便是世界政治中的一大变化及其产生的影响,但不会是唯一的原因。历史不会简单重复自己,它是变迁着的,其中有些又可能是十分深刻的,甚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究其实,以古代希腊雅典和斯巴达做类比存在很多问题。历史学家钱乘旦指出,“斯巴达和雅典,谁是新崛起的大国、谁是现存大国,那是说不清楚的,因为那个时候既没有现代统计学,又没有GDP之类的数据,无法衡量谁比谁更强……也许雅典本来就比斯巴达强,因此它更加冒进,更愿意执行帝国主义政策”。如果雅典是新崛起的大国,那么类比下来,今日的中国就好比当年的雅典了。可是“在西方思维模式中,斯巴达一向是强权、专制、军国主义、蛮横无理的象征,雅典则代表着民主、自由、理性、智慧等等,是西方价值观的集中体现”。然而在西方话语中,中国又不是雅典,而好像是斯巴达。于是,这一类比便陷入了左右矛盾、进退维谷的境地,怎么都说不通了。

   因此,应努力避免对历史的误读和滥用,让历史受到应有的尊重。不同的人们读史,对同一件事读出的却不同,是常有的事,这就要经由学术讨论或争鸣来达致“真理越辩越明”的功效。对今人而言,重要的是应避免笨拙的古今简单类比,而更多地让历史事件和事实来说话;不排除理论概括,但宜谨慎从事,不应削足适履。

  

结 论


   20世纪下半叶,社会科学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中出现了某些值得重视的发展,对原本并不是问题的历史对于国际关系学的重要性提出了质疑。甚嚣尘上的“科学主义(scientism)”来自迷信自然科学的模型、公式的普遍作用,以其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条,可无一例外地、普遍地适用于社会科学各学科。当科学主义大行其道之时,国际关系学也未能幸免,在美国尤甚。由于美国的国力及其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科学主义的影响作用也从美国外溢至别的国家,流风所及,导致历史对于国际关系学的重要性遭到轻视和漠视,以至于国际关系学似乎可以“无历史”,可由公式、模型加以推论。这种“去历史化”现象并非一个福音,并非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方向。与之相颉颃,国际关系研究的“再历史化”取向是对过度的实证主义和科学化倾向的一种反拨,已经并将继续产生富有洞见的国际关系学产品。社会科学不可“无历史”,无历史则无建设性的社会科学。历史是一座富矿,是今人取之不尽的研究材料和思想理论来源,国际关系学应不断地往返于现实和历史之间,往返于历史和理论之间。

   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可能发生的对历史的误用和滥用,时下流行的“修昔底德陷阱”一说庶几近之。修昔底德原无意做普遍化的陈述而今人强以其名表达己意,虽然不无意义,但就学术上而言未必妥适。以古代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类比21世纪的美国和中国终属勉强,漏洞颇多。学界类似的笨拙例子还有以19世纪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Ito Hirobumi)类比21世纪的安倍晋三(Abe Shinzo),却不虑及时空条件的巨大差异。因此,简单化的类比并不具建设性。历史并不会机械地重复自己。今日的学人在做普遍化概括和论断时还应谨慎为宜。

   (本文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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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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