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轲:“新时代”的新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4 次 更新时间:2018-08-27 18: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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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其同时想要推动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时俱进,适应国情(以一种许多人认为西方人难以理解的方式)和把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广给世界(在没有对如何克服已有固定理念体系的外国人对中国化的不理解并实现跨越有清晰认识的情况下)。对此,强教授有其答案,这次又是历史案例,只不过是来自欧洲的[47]。不过令人担心的是历史本身可能就是罗莎·卢森堡曾思考过的那样,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复杂交错在一起的。强教授十分准确地指出了中国化的国际主义所可能面临的风险与意外:“中国文明能否对全人类作出新的贡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文明能否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48]。不过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是用更大的努力将中国模式打造为基于民族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想结合——即根植于“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49]。这一“走出去”政策导向的是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并作为邓小平时代对内事业的对比,是国际化的[50]。

  

   不过强教授前述两章的紧张关系依旧存在。强世功教授铺开了一套强大的逻辑论证和对比——即通往国际主义的道路注定是民族主义的。这也正是特朗普政府当前的政策定位。中美两国国际主义上的差别已经是显而易见了[51]。强教授用了一个经典的美式模式来阐述这些差异。强教授已经注意到中国在新时代将要经历的重大变革的深远影响,不过可惜的是,他没有看到美国也同样正在大步走进其自己的新时代。中美两国新时代间的差别可以看做聚焦于权利的再分配和对外部目标(国家领导人、先锋们对此目标负有责任)的定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德国和苏联足以被引以为戒,不过这两个例子都没有讨论自然、哲学或者是当下美国国家的行为。

  

   六、理论与实践的层级集中

  

   在阐述清楚中国的中国化国际主义之后,强世功教授引出了习近平时代的第四重定位: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层级集中[52]。这一部分对于预示历史对当前问题的强大影响来说是十分有用的,在一片文明经过5000年历史洗礼仍在前进的土地,时代也在自我折叠中保持着其当下的活力。西方人忽略了这一点并将为此付出代价,这是强教授最有力的论点,值得我们反复回味。不过这一观点在西方很少引起共鸣——这些知识被那些与会犯西方学者同样错误的中国学者们简要地吸收了——他们并不重视在西方的理论化和在其视角下的考量。

  

   对比之下,强教授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之间的一致性远远大于二者与中国哲学和文化之间的一致性[53]。这种选择至今对于中国人来说仍是令人厌恶的,正如晚清时中国人所面对的此类选择一样。相对于被西方哲学奉为根本皈依的思想——即几乎在所有事中都作为根本输入的主仆二元关系——强教授还指出了中国的关注焦点:和谐[54]。不过尽管在和谐社会,排序的现实仍然是一个问题。这些差别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且互相并不如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兼容。这种面向西方思维的思考方式将在接下来的几页中具体阐述。强教授认为其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因为这种思维本身就把世界分为了主与仆。中国,正如强教授所言,将会为世界提供一条不同的道路[55]。

  

   在进一步探讨后,强教授把中国与西方国际主义之间的差异总结为西方的主体哲学和中国的矛盾论[56],在这之前,他还把读者带回了通过核心价值观建构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后一点讨论[57]。强教授指出,中国更雄心勃勃的国际关系路径在当前西方构建的世界里显得不可阻挡。如果国家与国家之间并不以或主或仆的关系相待,中国式的国际关系道路似乎就很清楚了[58]。

  

   面对全球秩序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改变历史上西方支配全球的现代化模式,为后发达国家提供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中国人必须进行不妥协的斗争。[59]

  

   这的确是有道理的[60]。不过其中也有风险。通过拥抱当前国家得以将自己的力量以投射到他国身上的国际秩序现实,该国家必须接受国际体系的哲学、方式,了解其敏感之处。结果就是,强教授这一研究的风险在于其如果成功,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是“第四国际”[61]会沦为同一主题的不同变体,并且其中一种已经初具雏形。

  

   七、在新时代重新聚焦“阶级斗争”:从主体性到矛盾论

  

   在这一语境下,“斗争”这一概念又被放到了中心位置,不过这里的“斗争”是一个复合的词汇。它当然指向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阶级斗争。不过在此同时,强教授也把这一词汇用来指向内生于他指出的所有二元关系中的斗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中国和西方等。斗争就是直面矛盾。不过正是在这里,强教授进一步增强了可能被他认为是十分独特的中国贡献,即通过和谐来克服矛盾。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融合早在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中国化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毛泽东曾经对阶级斗争及其背后的辩证法思想进行了中国式改造,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提出了“矛盾论”和“实践论”的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基础不仅基于主体性哲学,而且基于在实践中把握整个世界对立统一的矛盾学说。在矛盾论的世界观中,“斗争”并不具有必然的绝对地位,是否要进行斗争乃至于采取怎样的斗争,最终取决于在实践中对矛盾及其性质的判断,取决于对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精确把握。[62]

  

   理论通过行动而得以实践,行动又以理论作为支撑,再进一步说,行动本身也就成为了理论。这一套理念也就是从一带一路倡议到上海合作组织背后的推动力。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行动背后的推动力,并在这样的推动作用下,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路径。

  

   中国共产党不是代表那些在全球化时代可以到处自由流动的资产阶层或自由漂泊的知识分子,而是始终扎根中国本土大地,代表在本土大地上生生不息的中国人民,尤其占据人口大多数的基层劳苦大众。[63]

  

   不过我们有必要思考下此处的含混不清。在极端情况下,这种观点将掏空那在实现共产主义伟大使命中管理个人与集体的“制度的笼子”。这一目标是不可妥协的,是不会屈服于历史与文化变幻互动中的胡言乱语的,更是不能在中国化过程中丢失掉的。不过这也正是在一个本质上近似公社的体系中聚焦于个人的风险。此外,这一体系也必须克服在本质上作为中国的体系但同时也是全球体系的内在矛盾。强教授为我们指出了方向,不过前路依旧漫漫而待求索。

  

   强教授的理论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即使矛盾从深处浮现出来,他也能将其理顺。强教授把斗争和矛盾的理念结合起来,提出了更新的矛盾理论。这一理论再一次尝试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斗争中找到用和谐解决矛盾的方式。“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基础不仅基于主体性哲学,而且基于在实践中把握整个世界对立统一的矛盾学说。”[64]这一理念的基础在于相互渗透交错。“毛泽东曾经对阶级斗争及其背后的辩证法思想进行了中国式改造,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提出了“矛盾论”和“实践论”的思想。”[65]

  

   从这里,强教授带领读者回到了分析的起点——从理论回到实践,把目光放回到实践在文本化和执行理论上的角色。[66]

  

   在矛盾论的世界观中,“斗争”并不具有必然的绝对地位,是否要进行斗争乃至于采取怎样的斗争,最终取决于在实践中对矛盾及其性质的判断,取决于对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精确把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实践论要高于矛盾论,矛盾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进行判断。[67]

  

   然后,强教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并不是以矛盾和斗争为核心,相反,是以其对实践的理解为核心的。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也为问责和评估铺下了基础。“能否从实践出发,实事求是地对每一时期政治社会矛盾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从而提出正确的策略和政策,就成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的考验。”[68]。

  

   不过“制度的笼子”到底在哪里呢,赋予先锋队的意识形态以合法性的权威又在哪里呢?如果是主要内生于个人中,那么监督和纪律就也将成为个人导向的而非集体导向的。这一道理对于错误来说也一样。十六大到十八大阐明的这一智慧不应被新时代掀起的强大热潮所冲刷掉。事实中的真理没有被理解为声称拥有无限度的自由裁量权的宣告——不管这一权力是由集体还是个人行使。其反面观点反而是正确的:合法的行为和实践的价值都只有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目标这一前提下才能得到保障。当这一思想在标榜个人的价值而非历史决定论的基础的匆忙之中被遗忘时,先锋政党(必须)为之奋斗的目标和所有此类实践都将最终被清扫至历史舞台的边缘。这一课从是苏联的失败和文革动乱中学到的。强教授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力量将在斗争的矛盾中胜出;不过这一实践必须在中国共产党基本路线的指导下执行,尽管实践本身也必须承认那些可能影响党的基本路线的历史变化。上述二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

  

   强教授认识到了风险,他注意到了左和右的错误所带来的挑战,这一挑战将让当前精英们努力在坚持先锋政党责任的同时避免文革残留影响变得困难重重。

  

   可以说,这三十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在逐渐淡忘矛盾学说、斗争学说和实践学说。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名词概念虽然出现在主流话语中,但在实践中却未能完全将其作为认识问题、把握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哲学方法论,由此导致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成为空洞的概念表达,而不再具有鲜活的实践内容,不再作为认识问题的哲学工具,不再能与人们的政治生活建立内在的联系,因此也无法真正深入人心。[69]

  

   只提到马克思和毛泽东而不提到邓小平这件事本身就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工具箱的削弱,这可能会导致倒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动力的修正主义,并且与生产力的全面发展背道而驰。每个时代都是重要的,每个时代都会带来新的一层重要知识沉淀。这可能是强教授为其读者献上的文章中最具价值的一部分。不过这提出了如下要求:即用同一把标尺审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与毛泽东和马克思。新时代的巨大挑战就是如何找到一种保持尊敬的方式来承认当前时代的力量,并且理解好当前时代是如何与新时代有所联系却又有所差别的。这一任务当前仍是正在进展中的重大事业。不过习近平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理论上的而非实践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定位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70],这恰恰是在矛盾理论和实践理论的哲学基础之上提出来的。

  

强教授准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矛盾的重要性及其统筹理论与行动的力量。他把这一发展放在了历史的语境下加以审视[71]。不过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那些塑造历史的理念实际上也同样被历史塑造着。这些理念是集体的产物,不过可能也是在核心领导下而成为了现在的样子。这从本质上来说既是中国特色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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