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宝刚:为经济新常态构筑法治核心竞争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 次 更新时间:2018-08-26 07: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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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宝刚  

   【摘要】 近年来,一些省市相继提出使法治成为本地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由地方在法治实践中提出的这一创新理念应该引起法学界的必要回应和足够关注。一方面,需要在理论上对法治能够成为经济竞争核心竞争力的法理逻辑、表现形态和构筑指向等问题进行探究,另一方面,需要在实践中使法治成为新常态中经济效率竞争、科技创新竞争、市场经济竞争、区域经济竞争及国家经济竞争等经济领域竞争的核心竞争力。

   【中文关键词】 经济新常态;法治;核心竞争力

  

   近年来,一些省市相继提出使法治成为本地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如上海市提出“使法治成为城市竞争力核心标志”,江苏省提出“使法治成为江苏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广州市提出“让法治提升广州核心竞争力”,等等。由地方在法治实践中提出的这一创新理念还没有引起法学界的应有回应和足够关注,传统法学理论中也缺乏相关研究资源。我们需要对法治竞争力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法学研究不仅要关注正义与秩序,更应该聚焦效率与市场,法学是正义之学、更是‘强国之学’”,[1]法治应该成为引领、促进和保障经济新常态的重要杠杆,要为经济新常态的健康发展构筑法治核心竞争力。十九大报告明确了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同样体现在我国的法治建设领域,我国不同区域和地方的法治发展水平也表现为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解决我国不同区域法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有效办法就是要让不平衡不充分的区域能够提升其法治的核心竞争能力。

  

一、经济竞争中法治核心竞争力释义


   经济发展是在经济主体间相互竞争的环境中实现的,能否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是衡量经济活动成败的关键因素,谋划和打造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也就成为每个经济主体的首要任务和永恒追求。

   竞争力是竞争主体(国家、区域、企业等)间的一种角逐或比较而体现出来的综合能力,法治竞争力是指竞争主体通过法治功能的运用所形成的竞争能力,法治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指的是竞争主体通过法治功能的充分运用使之成为增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关键要素所形成的优势竞争能力。拥有法治核心竞争力意味着竞争主体在经济活动中能够赢得比较优势,法治方式的运用和法治功能的发挥能够极大地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法治竞争力形成的原因和前提是法治适用主体的多样性和法治适用水平的差异性,法治适用主体可以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某个企业等多个不同主体,法治状态水平的差异性,是指不同主体在法治适用中所表现出来的法治各环节状态水平是有高低不等的差别的。因此,不同的国家、区域以及企业之间在法治认知和法治适用方面的能力和水平是不平衡的,这样在不同主体间就形成了法治适用状态水平的可比较性和可竞争性,其中高度重视并科学运用法治各环节功能的主体能够使得法治成为其促进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这种法治功能优势的充分发挥就形成为某个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法治竞争力,由于这种法治竞争力与其他影响经济发展的竞争要素的竞争能力相比显得更加重要,因而法治就能够形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之所以要提出法治核心竞争力的理念,就是要改变人们只是将法治作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普通动力要素来看待和对待的传统观念,力图警醒和促使各经济竞争主体能够在观念进而在行动上充分重视和运用法治在经济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使得法治成为赢得经济竞争优势、提升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也有人对法治作为核心竞争力的命题表示怀疑,认为法律对于诸如经济发展等物质世界的作用效果难以清晰表达和直接量化,法治的核心竞争力难以具象体现出来。笔者以为,这一理由并不能否定法治核心竞争力命题,因为法律对物质世界的作用效果本来就是间接的,诚如英国法学界阿蒂亚所言:“法律本身不能盖房子、不能防止事故的发生、也不能制止通货膨胀。因此,这只能通过人的实施来间接地做到。通过说服或强迫人们以某种方式行事,法律就能够间接地对物质世界产生深刻影响。”[2]即便如此,法治的竞争力也不是无法考量的,波斯纳认为:“还是存在经验性的证据显示法治对于一个国家的财富以及经济增长具有贡献作用。”[3]认真对待法治核心竞争力更能展示法治的力量,更能激发法治经济的意识,更能显现法治的经济竞争价值,使每个经济主体深刻意识到,“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里,法治是影响一个国家和社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4]法治竞争力的强与弱是影响每个经济主体经济活动的快与慢及存与亡的核心因素,能否使法治成为核心竞争力则是事关经济发展成败的大事,“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法治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核心竞争力的强弱”,[5]经济主体做好法治的各项工作就能够给其带来良性的经济发展,从而能够在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随着当代经济学和法学的发展,人们也愈来愈重视对于法治的经济竞争功能的研究,尤其是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理论是求证法治核心竞争力问题的重要分析框架,因为法律是其制度体系中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部分。

   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强调了如土地、资本、技术、管理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竞争意义,制度经济学家则强调了一直被人们所忽视的制度性因素,科斯认为,“制度决定着经济绩效,这正是新制度经济学为经济学家所给出的重要结论”。[6]刘易斯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并强调了制度与其他因素(如资本、知识)的相互关系,“制度促进或者限制经济增长取决于制度对努力的保护,为专业化所提供的机会,以及所允许的活动的自由”。[7]柯武刚和史漫飞则提出了制度竞争的理论,认为目前的全球化正在与国际性制度竞争紧密相连,国际制度竞争的概念并不新颖,制度竞争一直存在着,只是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而已,制度竞争下的制度选择就变成了竞争中的挑选,制度竞争是一个过程,它在人类活动的几个方面动员着创造性。而且,作为竞争方式的制度是一种资本形式,这种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会影响经济增长,“制度能增强生产要素——如劳动——在满足人类需要上的效能。这种作用的方式类似于其他一些生产要素,如资本。资本使劳动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我们可以视共同体的制度为一种宝贵的生产性资产。我们可以称其为‘制度资本’”。[8]因此,不同的制度安排会为资源配置设立不同的制度成本,而在一个资源可以自由流通的环境下,资源会自动涌向制度成本较低的一方,制度优势就会转变成一种资源优势,这种激励结构一方面会促使制度成本较高的一方致力于改进其制度构建以降低其运行成本,另一方面也会督促优势一方继续设法完善其制度以延续目前的优势,这样就会在各种制度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竞争、不断演进的总体趋势。[9]总之,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竞争力相比,制度不仅是一般竞争力,而且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制度竞争力与法治竞争力具有同样的寓意,虽然这里的制度竞争力不完全等同于法治竞争力,但主要表现为法治竞争力,因为现代社会中的制度主要是指法律制度。法治竞争力同样最终也落实到经济绩效上,诸多法律的完善都显示出其制度绩效功能。因此,不同国家、区域、企业在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等法治环节的数量和质量的差异性,使得法治竞争力能够在不同的经济主体间得以存在和发挥,使得法治竞争力能够在法治的各个层面得以表现,良法善治是经济发展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为经济新常态构筑法治核心竞争力应成为当代中国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的重要使命和现实任务,“在‘经济新常态’之下,不仅要继续坚持经济基础对法治的决定地位,而且要更加突出法治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10]

  

二、为经济效率竞争构筑法治核心竞争力

  

   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为效率的提高,低成本或高产出是经济增长的主要表征,经济领域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经济效率的竞争,谁的经济效率高谁就会在经济竞争中获得优势和成功,法治能够成为经济效率竞争的核心竞争力是因为法治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率。制度经济学对此有深入解释,康芒斯认识到法律对商品、劳动或任何其他经济量的控制,把经济关系的本质归结为法律上所有权的交易。科斯在此基础上充分肯定并具体分析了法律在降低交易成本中的作用,能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法律是最好的法律。诺思通过对经济史中产权制度的作用机制进行详细分析,认为一种有效率的产权制度不仅有助于发挥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而且还有助于减少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和降低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最终能够节省交易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率。法治通过对权利、义务的有效安排和实施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益,创制和实施有效率的法律就可以成为经济效率竞争的核心竞争力,“将效率作为法律市场追求的目标,就是将法律作为优化配置权利、义务等资源的函数变量,通过法律创新,满足法律市场主体(国家、组织、个人)的最大需要和利益”。[11]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发展是法律等制度变化的结果,如果没有制度的演变和创新,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起码是低效率的,一个效率较高的制度,即使没有先进设备,也可刺激劳动者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但是再先进的机器设备,若被安装在低效率的制度环境里,则其效率低得可能不如手工操作时代的效率。[12]我们今天应该有这样的观念,“人创造法律,就是为了创造财富,法治是直接创造财富的生产力。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实现经济增长,那是因为该社会没有从制度上为效率创造提供条件”。[13]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发展的过程实质上也是法律制度变迁和创新的过程,良好的制度能够成为经济效率竞争的核心竞争力。

经济新常态的重要指向就是要改变以往那种高投入、高能耗所带来的高速度、高增长的经济增长方式,我国长期以来传统的以消费、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动力正在衰退,以前依靠粗放型方式以及人口红利的发展模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目前更加注重经济品质和经济效率的提升,这就需要法治引领和保障经济结构和动力结构的调整以提高经济效率。从法的创制角度看,“如果一条规则阐明了内在化规律或者能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那么这条规则就是在实体上有效率的。如果一条规则被设计出来用于降低使用法律制度的成本或者提高适用法律制度的准确性,那么它就是在程序上有效率的”。[14]好的立法能够提高经济效益,如法律能够降低获取市场信息的费用、谈判费用、执行和监督费用以及诉讼费用等经济交易成本,能够减少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从法的实施角度看,好的执法和守法环境能够提高经济效率,如莱钢集团通过“法治莱钢”建设,每年为企业创造的直接经济效益达上亿元,避免的损失近10亿元,其重要经验是认为企业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法治状况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最根本的竞争,看似是产品质量价格成本的竞争,其实是企业文化的竞争,通俗一点说,就是规范与不规范,法治与不法治的竞争”。[15]有西方学者对法治的经济效率功能进行定量分析认为,制度的选择对经济效率和增长有深远的影响,与法律条例、个人财产、资源市场配置相结合的开放社会,与那些自由被限制和剥夺的社会相比,其增长率是后者的3倍,其效率是后者的2.5倍。[16]世界银行的测算是,法治程度的一个数量级的提高,从长远来看,可以把当地人均收入平均拔高3倍,也就是可以使黎巴嫩变成意大利,而意大利可以变成加拿大。[17]因此,通俗地说,法律是教人们更好更快地赚钱的,良法善治能够成为提高效率以便创造财富的发动机和保护伞。我国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发展走势充分证明了法治的巨大激励作用,当年安徽小岗村承包制的实施就是制度变迁和创新的民间范本,后经国家的法律予以确认和推广成为法治文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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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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