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宝刚:为经济新常态构筑法治核心竞争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2 次 更新时间:2018-08-26 07: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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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宝刚  
“从国内经济成功的经验看,法治不仅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条件,更是提高区域竞争力的最主要因素或最重要的资源,只有法治才能将环境优势上升为竞争优势”。[35]为此,为经济新常态构筑法治核心竞争力应是推进区域法治发展和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使命,需要不断通过法治的力量规范经济活动的主体、客体和内容,保障和引领经济新常态充满活力、健康发展和有序运行。在经济新常态下,各地政府要充分重视和加强区域法治各个环节的建设,如在立法建设方面,“要求善于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充分运用法治激励机制,最大限度调动区域社会主体创新发展的热忱,使区域社会活力竞相迸发”。[36]加强区域法治建设首先要了解本区域的法治水平状况,需要对本区域或地方的法治指数进行科学合理评估,其中既要对法治政府建设的水平进行评估,也要对法治社会建设的水平进行评估,还要对文本中的法治、行动中的法治和观念中的法治进行综合评估,[37]以找出区域法治建设的优势和短板,抓住法治建设的着力点精准发力,制定区域法治建设的发展战略,提升本区域的法治建设水平,从而不断提升本区域的法治竞争力。

  

六、为国家经济竞争构筑法治核心竞争力


   就国别之间法治竞争而言,一个国家的整体法治水平和法治环境是其经济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放眼世界各地竞争战略,将法治作为经济发展和国富民强的核心竞争力是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共识和通例,不仅历史上每个大国的兴衰无不与法治的强弱息息相关,而且当代国际竞争力排名靠前的国家或地区无不具有法治化程度较高的鲜明特点。从历史上看,法治是大国崛起的持久动力,世界上公认的大国相继崛起都离不开法治的创新与推进。一个国家的法治质量从根本上决定其竞争力的高低,“在土地、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基本可以自由流动的今天,决定国家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呢?是制度,是决定市场交易规则环境、保障私人产权的制度”。[38]关于大国或强国的兴起或崛起,人们一般根据在战争中取胜或经济总量等要素进行考量,往往忽视支撑这些表征的背后的制度要素,而其实制度尤其是法治要素是其中极为重要的方面,一举成名的战争只是这个国家长期制度创新的自然结果,战争不过是使其有展示成就的机会而已,“那些决定大国命运的‘霸权战争’绝对是一个综合国力的较量,反映出构成这一国力基础的制度和组织结构的有效性和先进性”。[39]当代中国正在实现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提高法治的核心竞争力是中国走向大国的必由之路,“只有法治国才能成就一个真正的大国,一个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强国”,[40]此所谓“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经济大国应该是也必然是法治强国。因此,法治不仅仅是一种治理方式的问题,法治建设是一个国家的重要战略问题,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竞争的重要名片和砝码,“在国际竞争中,法治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框架,更是一种产品,一种品牌,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向别人推销自己时的一种无形的资源”。[41]

   世界银行发布的《国别财富报告》认为,法治的重要性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发展最为突出,其研究结果表明,无形资本一项就占78%,远超过自然资本的4%以及生产资本的18%,而其中法治程度可决定一个国家57%的无形资本价值,法治指数每提高一个数字,低收入国家人均财富总值就可以增加100多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人均财富总值可提高逾400美元,高收入国家人均财富更可提升近3000美元。[42]与我国的综合竞争力相比,我国的法治竞争力显得相形见绌。世界经济论坛近年来每年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对全球140个左右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竞争力进行全面量化分析,中国的总体竞争力位列第28位左右,一直显示了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影响中国竞争力的几个劣势包括腐败、安全因素、较低的预算水平以及政府较低的透明度等因素,大多排名基本在70位左右,在影响全球竞争力12个类别的指数中社会制度是首要核心要素,以上这几个方面的劣势都与我国法治环境不佳密切相关。无论我们如何认识和评价这些排名情况,不可否认的是我国法治化环境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些排名无疑会对外国公司、政府乃至普通民众如何看待中国产生潜在影响,并对其在中国进行投资和贸易、开展政府间合作乃至个人来中国旅游、学习、经商等活动产生影响”。[43]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而提升法治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竞争力显得至关重要,必须努力创造有利于经济新常态发展的国际法治环境,不断提高在国际竞争中的法治软实力。为此,一是要参与各个领域国际经济规则的创制和实施。我国要能够作为主要发起人发起和设立国际经济机构,并在各种国际场合提出自己的议题,积极参与并主导一些国际经济规则的创制,大力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规则体系的建设。二是要提高解决法治冲突与协调问题的能力。推动“一带一路”是经济新常态重要战略,由于“一带一路”沿线涉及各国及地区的法律环境和社会制度,防范法律风险、减少法律冲突、建立法律合作机制、拓展法律服务领域是“一带一路”及其法治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三是通过法治建设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如果这种放缓趋势一直持续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这就需要通过加强法治建设予以避免。从国际视野来看,法治不健全是一些中低收入国家经济停滞和陷入腐败的重要原因,如法治不健全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权力强大、腐败现象严重、市场竞争无序等是拉美地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这不得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和镜鉴。总之,正如江平教授告诫世人:“中国要成为一个比较长久的大国,没有法律是很难维持的。”[44]

  

   【注释】 [1]汪习根:《论法治中国的科学含义》,《中国法学》2014年第2期。

   [2]P. S.阿蒂亚:《法律与现代社会》,范悦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7页。

   [3]波斯纳:《为经济发展构筑法制框架》,陈炜恒译,《经济法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5页。

   [4]张志铭:《法治是国家和社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中国司法》2007年第2期。

   [5]苏卫严:《让法治成为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光明日报》2015年9月28日。

   [6]科斯:《新制度经济学》,克劳德•梅纳尔:《制度、契约与组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视》,刘刚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7]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梁小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第65页。

   [8]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公共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44页。

   [9]周尚君、郭晓雨:《制度竞争视角下的地方立法权扩容》,《法学》2015年第11期。

   [10]江必新:《建设与经济新常态相适应的法治》,《中国领导科学》2016年第3期。

   [11]钱弘道:《法律的经济分析工具法学研究》,《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

   [12]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第215页。

   [13]钱弘道:《法治是无形的财富》,《钱江晚报》2008年8月26日。

   [14]波斯纳:《为经济发展构筑法制框架》,陈炜恒译,第553页。

   [15]马会:《打造“法治莱钢”核心竟争力》,《中国经济时报》2015年6月3日。

   [16]詹姆斯•A.道、史迪夫•H.汉科等:《发展经济学的革命》,黄祖辉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17]吴木銮:《香港:法治是摸不着的竞争力》,《南风窗》2008年第17期。

   [18]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页。

   [19]诺思、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7页。

   [20]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7页。

   [21]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公共秩序与公共政策》,第75页。

   [22]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蒋兆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47页。

   [23]参见布鲁斯•A.莱曼:《知识产权:美国在21世纪的竞争优势》,戴尔•尼夫等主编:《知识对经济的影响力》,邸东辉、范建军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93页。

   [24]周佑勇:《抓法治,就是抓经济发展》,《新华日报》2015年6月26日。

   [25]魏枫:《新常态的技术进步视角解读》,《经济学家》2015年第8期。

   [26]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公共秩序与公共政策》,第152页。

   [27]波斯纳:《为经济发展构筑法制框架》,陈炜恒译,第549页。

   [28]参见万学忠:《行政垄断每年致损两到三万亿元》,《法制日报》2016年7月4日。

   [29]石泰峰:《市场经济与法律发展——一种法社会学思考》,《中外法学》1993年第5期。

   [30]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3页。

   [31]杨红文:《法治建设与中国民族地区经济区核心竞争力提升探析》,《黑龙江民族丛刊》2013年第2期。

   [32]张文显:《变革时代区域法治发展的基本共识》,《法制现代化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28页。

   [33]参见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91页。

   [34]陈易、张祎:《法治环境是区域竞争的核心要素》,《重庆日报》2014年12月8日。

   [35]田成有:《让法治助推经济迈入新常态》,《人民法院报》2016年3月31日。

   [36]公丕祥:《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区域治理现代化》,《人民日报》2016年6月6日。

   [37]参见付子堂、张善根:《地方法治建设及其评估机制探析》,《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

   [38]陈志武:《陈志武说中国经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4页。

   [39]任东来:《大国崛起的制度框架和思想传统——以美国为例的讨论》,《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4期。

   [40]高全喜:《法治成就大国》,《民主与科学》2011年第1期。

   [41]张志铭:《法治是国家和社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中国司法》2007年第2期。

   [42]参见郝铁川:《法治是直接创造财富的生产力》,《检察日报》2006年9月20日。

   [43]张保生、郑飞:《世界法治指数对中国法治评估的借鉴意义》,公丕祥主编:《变革时代的区域法治发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7页。

   [44]江平:《大国崛起靠经济,但长久维持靠法律》,《南方周末》2011年1月13日。

   【期刊名称】《求是学刊》【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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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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