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从存疑到求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46 次 更新时间:2006-09-27 10: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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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研究》编辑部  

  

  特邀主持人:杨云彦

  

  背景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以后,中国出生性别比问题就已经开始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国内外学者对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真假性”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认为出生性别比问题是由漏报或瞒报女婴所造成的,也就是说我国的这种性别比偏高是“假性”的,因为这部分漏报或瞒报的女性婴儿事实上已经存活于世,只是在人口普查统计中没有被反映出来,她们会在离调查时点较远的时间里逐渐显现。也有学者认为性别比偏高主要是由于女婴死亡率偏高或产前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流产决定的,我国的这种性别比偏高是“真性的”,即实际出生的男性婴儿的确比女性婴儿多。围绕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利用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其他专项调研资料,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状况与趋势做了深入研究。综合近年来有关出生人口性别比研究的主要成果,中外学者的看法已经基本趋于一致,那就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且在逐渐升高是中国已经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出生性别比偏高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产前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终止妊娠为主因,漏报等因素也有影响。由此,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研究从“存疑”进入到了“求解”的新阶段。

  湖北省是“五普”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近年来,经过大力整治,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也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为了结合实践探讨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中国人口学会、湖北省人口学会、湖北省人口计生委、武汉市人口计生委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区域研究所邀请国内知名专家,于2005年10月分别对湖北省的12个县(市)进行专题调研。在此基础上,筹办了首届人口与计划生育前沿论坛。我们以这次调研及会议的部分成果为基础,组织这一论坛。

  

  研究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要有性别视角

  

  慈勤英(华中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问题已成为一个广泛的公众热点话题,围绕这一问题的表述和分析,各个层面发言者立论角度和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别倾向也日益显性化。2005年12月12日我在google网上搜索关键词“性别比问题”共搜索到中文文章193万篇次①,在193万篇次文章中进一步搜索“性别平等”有28.6万篇次文章,“男性婚姻困难”12.4万篇次文章,“女性权益”7.8万篇次文章。换句话说,也就是发言探讨中国性别比问题的文章中,仅有14.8%的文章谈到了性别平等,关注“男性婚姻困难”的有6.4%,远远大于关注“女性权益”的4.1%,而且新闻媒体偏爱以“千万光棍”“婚姻挤压”等作为出生性别比问题的标题来吸引读者。

  强调出生性别比问题的分析必须要有性别视角,是因为性别比问题是女性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一个极端的集中的表现,其最深层的原因是社会广泛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过多强调利用打击非法性别鉴定和非法选择性引流产等行政、法律手段,在没有社会性别平等建设行动的干预下,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即使短时间有所收效,也难以坚持和稳定,政策执行力度稍有放松,则会反弹。故,对出生性别比问题的关注不仅要关注出生前性别选择技术和行为的控制,更应强调对出生后女性的生存保护以及对分性别死亡率的关注,后者才是出生性别比已然升高之后的一个解决对策,也即通过尽可能的保有已出生的女性,期望成年后的性别比有所降低或至少不再升高。

  

  1 研究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应以女性为关注的中心和研究的重点,以男性未来的婚姻困难为关注对象的研究视角舍本逐末,模糊了研究的重点和方向

  对于出生性别的失衡,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后果是影响了男性的婚姻,影响了男性的传宗接代,影响社会的安定,讨论到多少年之后中国将有多少男人找不到媳妇,有多少光棍以及这些光棍未来的养老问题等。对出生性别比社会控制的关注持续和这样一些诸如“千万光棍”、“婚姻挤压”以及“未来男性单身的养老问题”等等词和观点连在一起,面对大众的新闻媒体也热衷于对这些论点的轮番炒作,使得出生性别比升高即等于男性婚姻困难——找不到老婆,社会对出生性别比的反干预即是为了解决男性未来婚姻困境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这一简单的推论成为了公理。“君不见当女孩的出生权受到侵害时,人们可以熟视无睹,而虑及男子未来配偶权有可能受到影响时就惶恐不已,这不正是男性中心社会反映出来的性别不平等吗?(张敏才,2005)”可以这样说,对出生性别比升高后果之一——男性婚姻困难的过分关注和过分强调,对女性权益的刻意低调和回避,处处彰显了男性至上、男性至尊的男权思想,而这正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的根本原因。

  如果我们对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关注,还是重点在于男性权益比如婚姻权的重视,而忽略了女性权益诸如生存权、生殖权、健康权等的保护,无疑是对女性的另一种伤害,女性永远摆脱不掉从属、满足他人的定位。剥夺女性的生存权是为了生儿子——男性生存权优先,保护女性生存权是为了儿子有老婆——男性婚姻权的配套措施,两者在男性主体、女性从属上又有什么根本区别?

  所以,从什么人的立场、什么人的权益出发去关注出生性别比升高非常重要,牵涉到研究者的价值观、研究者的人文关怀精神以及研究者性别和性别平等意识等。保护女孩的生存权、生殖权和健康权,应该是出生性别比社会控制的核心内容和行动的策略。因为:女性是出生性别比升高的最大受害者,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的实质是对女性生存权的剥夺、是对女性的完全藐视。

  

  2 对选择性生育进行社会控制不仅仅只是因为其出生性别比的升高后果,而是因为选择性生育本身就是对母亲身心的伤害,就是对未出生婴儿(不分性别)生命权的剥夺,选择性生育本身就是应该加以规范和控制的

  以我国每年出生人口1700万来推算,出生性别比每升高一个点比如由108升高至109,就意味着有近四万女胎丧失了出生权,有近四万妇女接受了引流产手术,且不说女性承受的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仅以可度量的经济支出衡量,以一个手术平均花费500元(包括手术费、药费、住院的床费等)估计,直接损失就在2000万,这是一笔社会资源的无谓浪费。关于大月份引流产的孕妇死亡率没有权威的数字提供,但2003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为51.3/10万(人民日报,2005-04-08),一般而言正常情况下,大月份的引流产孕妇的死亡风险应该高于足月分娩的孕妇,考虑到选择性引流产大多在中小医院和非法地下诊所甚至是在孕妇家里进行,其面对死亡的风险还要高,可以肯定的是2003年引流产的死亡率至少在51.3/10万以上。有数据显示,近4年来,广州地区造成被害人死亡、重伤的非法行医案件呈上升趋势,受害人80%为孕妇(信息时报,2005-05-10)。

  抛开出生性别比升高不提,仅就选择性引流产而言就是应予以干预和反对的。选择性引流产剥夺了未出生女婴的生命权和生存权、助长了重男轻女风气、在损害妇女身体的同时也把妇女降低为简单的生育工具,妇女承受着巨大的身体和精神的创伤,所以不管选择性引流产的后果如何,选择性引流产本身就是应予以干预和反对的。出生性别比的升高只是对选择性生育行为进行干预的原因之一。

  现在分析出生性别比异常社会控制的研究和政策很强调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后果,似乎B超性别鉴定、选择性引流产等等选择性出生行为只要没有导致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升高,就是可以接受、不必干预的,对选择性出生的手段和过程持一种默认、纵容的态度,而这与我们所提倡的人权、生存权、男女平等、保护妇女等目标是相违背的。这种对选择性生育过程的沉默,也激发了奇思妙想,有人提出,在以后,政策放松之后让每个家庭都通过性别选择而生育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来平衡性别分布,且不说这个想法的逻辑悖论,仅仅想到全国因此产生的一定数量的以选择性别而实施的大月份的引流产手术就令人怵然(目前B 超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引流产仍是应用最广泛、成本最低的获取某一性别孩子的主要途径)。

  

  3 降低女性、尤其是女婴死亡率,提高女性生存质量,应该是性别比异常社会控制的重点之一

  增加社会上女性的人口数量,通过新增女性人口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是一种途径,更可以通过降低各年龄段(尤其是婴儿期)女性死亡率来最大限度的保有已出生女性人口的方式达到婚龄人口的性别比平衡,尤其在中国现阶段女婴死亡率高于男婴的背景下,后一种方式不论从任何角度分析都是最优的,关爱女孩是出生性别比异常社会控制的核心。

  对出生后女性生存的关注虽然超出了出生性别比这个统计学概念的范畴,但女性的生存恰恰是解决出生性别比问题的核心和关键,我们关注的男性成年后的适婚女性的短少或称“赤字”,而婚配年龄女性的数目要受出生女性数目和从出生到成年(20岁)女性各年龄段死亡率的共同影响,在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事实已然存在的情况下,降低女性死亡率是唯一可以干预若干年后婚配女性数量的有效措施。

  

  4 性别平等制度整体而言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但其构建却是由一件件具体的制度、习俗组成,从一点一滴做起,每个部门、每个人都可以有很多力所能及的贡献

  谈到性别平等制度的建设,有相当的学者虑其实施的难度之大、范围之广而萌生退意,且不论性别平等的实现是否有如此之难,从逻辑上分析,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首先考虑的该是当为不当为,当为则要知难而进。性别平等观念的建设,应该首先关注的是政策设计者、制定者性别平等思想的培养,性别平等制度构建之难是难在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上。

  笔者认为,性别比平等制度的建设主要在于约束政府各级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这要比面向广大育龄群众的行政法律手段的管理简单和单纯,基层也有很多在权力之内的具体事情可做,工作的重点在于对一些重男轻女制度和习俗的改变以及性别概念和符号的重新阐释等等,包括农村妇女土地使用权“婚姻中丧失”的问题、丧葬、婚嫁习俗改革问题等。对于某一具体的村落可能一个性别平等制度的建设就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湖北的松滋和钟祥,婚嫁习俗即可从男亦可从女,在与省内其他地区相比社会经济条件没有明显的优势的情形下,两地的出生性别比就大致是正常的。

  

  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新发现和新对策:以湖北为例②

  

  穆光宗(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最近几年来,湖北各地治理出生性别比问题取得了显著成效,初步遏制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势头,有些工作成绩突出的地方甚至出现了高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渐回落的变化。但同时也存在着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些问题,笔者的发现、思考和建议如下:

  

  1 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的直接原因是B 超性别鉴定和人工性别选择,间接因素或者说根本原因是传统的婚姻生育文化、性别歧视文化和与此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安排

  归根结底,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是一个文化现象和文化问题,也是女性在男权中心的文化中的地位、价值和命运的问题。因此,缩小男孩、女孩显著的价值反差,是实现男女平等、性别平等的必由之路。但文化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调研发现,在传统文化影响深刻的地方,女儿户承受的文化压力非常之大。未生育或将生育的害怕成为“纯女户”,已经生育的则希望成为“有女有儿户”。在性别歧视根深蒂固的地方,一个男孩对一个家庭的意义已经触及了生育文化的内核,是生死存亡的命运大计。没有男孩的双女户内心非常痛苦。虽然政策问题解决了(没有超生),但文化压力、性别歧视问题始终存在。我们在大冶陈贵镇了解到,因为生育了两个女儿之后结扎、生育男孩无望而被丈夫打骂、虐待,自杀的两人,得精神病的两人。双女户妇女自杀这种极端的个案说明了性别歧视的文化压力已超过一些农村妇女的心理承受能力。

  生育胎次不同的妇女的生育心理大概有这么几种:(1)将要生育第一胎的妇女是“害怕”心理,害怕生女孩。(2)第一个生了女孩的妇女大概是既“内疚”又“渴望”。渴望第二次生育时能生男孩以弥补自己的“过错”。(3)第二次生育还是女孩的妇女则有两种心理:一种是更强的“补偿”心理或者说超生心理;另一种是“绝望”心理和自我否定心理。无论是害怕、内疚、过错、渴望、补偿、绝望和自我否定等心理活动都说明了性别歧视文化对农村妇女命运的深刻影响。

  在性别歧视严重的地方,文化的压力不仅直接压向女儿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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