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伟:论我国企业破产重整计划制定权主体制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 次 更新时间:2018-08-24 23: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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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伟  

   【摘要】 企业破产重整计划是解决各方主体利益冲突、实现利益平衡的契约,但其存在制定权主体单一化的弊端,广西有色金属集团破产清算一案直接放大了这一制度性缺陷。单一化的制定权主体制度设计偏离了重整程序的价值本身,降低了债务人企业破产重整的成功率,遏阻重整制度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建构论理性主义、利益衡量机制、成本收益理论和博弈论之下是制度建构与利益平衡的纰漏,而进化论理性主义思维的制度设计、公平与效率价值前提下的利益平衡可以帮助克服这一弊端,让立法者的制度设计回归重整程序价值本身,发挥重整制度的功能。

   【中文关键词】 重整计划;制定主体;绝对化弊端

  

   2016年9月12日,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公告称,广西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经过半年重整努力,未能在人民法院裁定重整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重整计划草案,也未申请延期,因而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成为银行间市场债券发行人中第一家破产清算企业。广西有色金属集团走入破产清算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在规定时间内债务人和破产管理人未制定出重整计划草案。这也引发了笔者对我国目前破产重整计划制定权主体制度的思考。

  

一、重整计划的协议性质


   破产重整制度旨在使陷入无力偿债状态但还具有复苏希望的企业,通过债权债务关系的整理和企业营运业务的调整,以维持企业的持续性经营价值,实现破产法维护债权人利益、救济债务人企业、保障社会公共利益这些价值目标。{1}重整计划是整个重整制度的核心内容,其制定、通过与执行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利益主体协商、迁就和妥协的过程,它以平衡各方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为途径,以实现企业重建和清理债权债务关系为最终目的,是一个涉及多方利益主体权利义务设定、变更和终止的综合性协议。结合传统民法领域的法律行为概念,从法律行为维度、意思自治维度、法律效力维度等方面分析重整计划的性质,便可得出这一结论。(一)重整计划制定的法律行为维度分析

   德国传统民法理论认为,法律行为可一般定义为当事人旨在根据意思表示的内容获得相应法律效果的行为。{2}78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同属于传统民法中合法行为的范畴,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共同组成法律意义上的行为。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均可产生法律上的效果,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产生效果的根据是否为当事人的意思表示。重整计划涉及债务人、债权人、监督人、出资人、战略投资人、担保人等多方利益主体,包含债务人的偿债计划和营运计划等内容。在破产重整过程中,各利益主体对重整计划都有其特定利益诉求,而将此利益诉求外化的过程就是主体意思表示的过程,在当事人通过这个过程向其他有着利益冲突的主体以及人民法院和管理人进行表达时,一旦利益冲突的其他方接受了这一意思表示,就证明达成了合意,提出此意思表示的主体也就可以享受相应权利并承担对等义务。

   (二)重整计划的意思自治(利益平衡)维度分析

   法律是社会中各种利益冲突的表现,是人们对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评价后制定出来的,实际上是利益的安排和平衡。重整程序中每个利益相关者都用行动阐述了功利主义观念,他们的行为很好地解释了以下这一经济人理念:人类在一定程度上都为利益所支配,自己利益的实现是人最强有力的冲动,人的天性就是自私的,人们总是通过尊重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来达到自身利益追求。{2}78为了避免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满足人们的共同利益,社会成员之间必须达成协议。虽然人们都是自私的,但也不可否认,人类是具有理性的,人类的理性告诉大家:自身利益的获得存在一定限度,人类不可能无限度地获取利益。此外,人类的利益获得应当是通过社会交往的形式,只有在私人的交往中才存在利益的分配,所以利益主体不通过其他人而享受到利益的情况在客观上是不真实存在的。也因此,亚当•斯密才认为,尽管人是自利的,但人类也深知只有通过互利才能实现自利。{3}而互利的过程,恰恰就是一个协商、迁就和妥协的过程。反思重整计划制定权主体制度,自利和互利之间应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利益主体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其路径就是寻求与其他利益主体的互利,互利则是协商、迁就和妥协的过程,也就是各方主体意思表示形成一致的过程;具体到破产重整中,各利益主体的互利需要通过重整计划的制定与执行来实现,而意思表示形成一致的过程就是各利益主体为了实现互利而通过协商、迁就和妥协来接受重整计划的过程。

   只不过,在实质公平和效率原则的规制下,破产重整制度对利益主体意思表示一致的实现设置了特殊的路径,并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考量而对必要利益主体的意思自治作出了一定的规制。首先,在重整计划制定方面,将传统形式上的直接协商改为由单一主体制定,具体体现为我国重整计划制定权主体制度。其次,在重整计划的表决上,建立了分组表决制度,将权益性质相同的一类主体编入一个表决组中,如设立别除权人组、无担保债权人组、职工债权人组以及出资人组等,以表决的形式实现意思自治。再次,在同一表决组内部采取人数多数与债权多数决的方式,即债权人过半数同意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时视为该组通过。最后,设置了强制批准制度,即在部分表决组经二次协商仍未通过重整计划的情况下,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在不损害该表决组利益的前提下,强制批准通过重整计划。但是,意思表示实现路径规制的存在,只是为了更大利益的实现而作出的一种类似于“私法公法化”的变异,并非否认破产重整中当事人主体意思表示的效力。

   (三)重整计划的法律效力维度分析

   重整计划以债务人的偿债计划和营运计划为主要内容,涉及对相关利益主体权利义务关系的设立、调整或终止。无论是经过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重整计划,还是经过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对重整计划所涉及的债务人、债权人(无论其是否参加重整程序、是否接受该重整计划)、出资人、计划执行担保人等主体均具有法律拘束力。债务人不按照重整计划的内容履行义务,会发生重整失败、债务人被宣告破产而进入清算程序的法律效果,而此时重整计划适用民法上多方协议解除的规则,仅向未来生效,不具有追溯力。{4}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债权人在重整协议中作出的承诺失效,其尚未受清偿的债权成为破产债权,在相同顺位的其他债权人受清偿比例达到与自己相同时,方能继续接受分配;计划执行担保人为执行重整计划提供的担保继续有效。

   以上,重整计划的三个维度有力地证明了重整计划具有平衡利益冲突的协议的性质,协议需要当事方的参与,重整计划制定权主体制度的建构也就应尊重当事方的意思自治,只不过,从制度成本、机会成本及实现公共利益等角度考量,对意思自治作出一定的规制安排。

  

二、重整计划制定权主体制度存在的问题


   重整计划具有平衡各方利益的协议性质,便可以对我国的破产重整计划制定权主体制度进行另一番审视。通过梳理与反思我国破产重整制度,具体内化到制定权主体制度中,可以总结出如下问题:

   其一,申请重整权与重整计划制定权主体制度衔接不畅。我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破产重整申请权主体有债权人、债务人以及出资额占债务人注册资本十分之一以上的出资人,而重整计划制定权主体则限定为破产管理人和债务人,将出资人和债权人排除在外。这样,极有可能造成在出资人和债权人提出重整申请的情况下,债务人存在抵触情绪,不积极制定重整计划草案。造成矛盾的原因是相互的,债权人与债务人、债权人与破产管理人经常会成为利益冲突的对立主体。在矛盾激化的时候,债务人和破产管理人极有可能消极履行职务,而作为中立监督者的人民法院又不了解具体案件具体进程,并受其被动职能定位限制,结果便是破产重整计划制定的拖延,或是对诈害行为无力控制。即使制定了重整计划草案,也很可能会因没有实现全面协商妥协而低质量,不能获得债权人会议通过。

   其二,立法者存在盲目理性,过高估计债务人或管理人能力,因而提高了重整计划不能通过的风险。我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条规定:“债务人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由债务人制作重整计划草案;管理人负责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由管理人制作重整计划草案。”也就是说,重整期间的企业控制权主体负责制订重整计划。重整期间的企业是非常态企业,其治理模式不同于正常企业,在此期间具有企业控制权的主体只有管理人和债务人。我国立法虽未直接规定采取美国破产法的“DIP”控制权模式,但在实践中,重整期间企业的控制权通常在债务人手中,这种情况的发生也基于以下几点原因:一是考虑维护企业经营的连续性,毕竟债务人更熟悉企业的基本情况、业务运行状态和财务状况;二是考虑企业债务人具有专业的商业经营能力,虽然我国《企业破产法》允许破产管理人雇用专业的经营管理团队,但这样既会形成持续经营时间上的断层,也会造成重整成本的增加;三是赋予债务人重整期间的企业控制权有利于促进自愿重整的提出,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债务人害怕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而在企业初具破产迹象时不主动申请破产重整,待经营情况持续恶化而严重资不抵债时才被申请清算或重整,此时已失去最佳重整时机,极大增加了重整失败的风险。不过,企业控制权主体并非必然是重整计划制定权主体,二者并无必然的逻辑关系;之所以容易造成这种误解,通常是因为对债权人或管理人能力估计过高。在破产重整企业的债权人取代公司股东的优势地位后,债务人必须解决重整过程中所凸现的债权人利益、原股东利益及新股东利益之间的冲突,而重整计划草案是利益冲突的集中体现,原本习惯于股东利益至上的债务人绝不能再以股东利益作为行为决策的判断标准。因为一旦破产重整失败而进入清算程序,资不抵债的破产企业的所有财产都将用于对债权人进行清偿,而股东到那时已经回天乏术,失去破产企业的全部财产,所以债务人在经营决策中必须更多地兼顾债权人地位,而在重整计划制定中必须改变固有的决策标准,才能较好地完成协调利益冲突的任务,制定出能维系企业持续经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进而通过债务清偿而使企业获得新生的重整计划。

其三,对债权人利益考量缺失。破产法的恒久价值是保护债权人利益,但重整计划作为一个记载债权人、债务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利益的协议,在制定之时却并没有债权人的参与。虽然制定的重整计划草案必须提交债权人会议审查,并经债权人会议分组表决同意后,才可以提交法院审查,但是,从效率角度看,在制定阶段未征求债权人任何意见的重整计划,很难能够真正代表债权人的利益,并且,职工债权人、担保债权人在重整中还有着特殊的利益诉求,所以债权人作为利益整体自然很难全部支持并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虽然重整计划草案有第二次提请债权人会议表决的机会,但是此时重整计划不能通过的风险将大大增加。另外,从成本收益角度看,经过6个月漫长的重整期,在高昂的时间、金钱等重整成本的压力下,债权人和债务人已经不能承受如此高的风险。一旦债权人会议不能通过重整计划,虽然还有“人民法院强制批准”这一“回天之术”,但由于审判主体缺乏债务人企业经营信息和经济学专业知识,有可能对企业持续性经营价值产生误判,结果是盲目地强制通过不应重整的企业或者怯懦地不敢批准应当重整的企业,这两种情形,无论哪一种都将造成社会经济价值的减损。即使人民法院强制批准债权人会议未通过的重整计划,也意味着将有部分债权人不能实现其利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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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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