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鑫:对话前“缅共”

——听女作家忆“激情燃烧的岁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03 次 更新时间:2018-08-24 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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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鑫  


唐德鑫,旅东南亚学者


2018.07.12·缅甸仰光

对话嘉宾:Ma Ni Maw(玛尼莫)

翻译:Aik Shan(高华)



访谈前:因为一篇约稿,Ma Ni Maw(玛尼莫)与我结缘。这是第二次邀约见面,玛尼莫向我赠送了她最新的一本著作,书名翻译名为:《既不和平,也不发展——成千上万的人民》。这是一本批判缅甸当今社会发展现状的著述。

出生于1956年的玛尼莫,现年62岁,是小有名气的缅甸女作家。她有着特殊的经历——18年的“缅共”生涯。如今的她,依然笔耕不辍,从事着回忆录写作,和政论批判,呼吁新政府,对缅甸社会的“革命”。

本文为访谈记录,有删节。


Tang:您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作吗?


Ma:是的。


Tang:我看您的文章,您曾于1989年,以“难民”身份,从缅甸逃到云南。


Ma:是的,在1989年的4、5月份之间,我们“缅共”彻底失败了,被缅甸政府军围剿,我们只能撤向中国边境,从佤邦进入云南,待到了年底(注:缅历,即公历4月份),才又回到克钦邦。


Tang:当时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Ma:在70年代,“缅共运动”如火如荼。1975年,在勃固丛林(注:缅甸勃固(Bago)山脉的山区,曾是缅共的中央根据地)经历失败后(是年,缅共第四任主席德钦辛和总书记德钦漆牺牲),缅共中央撤到了缅北佤邦,其他像掸邦、克钦邦等少数民族,也有分支。我是在缅共中央服务。后面缅共运动彻底失败了,我们迫不得已,进入到云南腾冲等地。1990年的时候,克钦邦武装跟缅甸军政府和平谈判了,我们才得以回到克钦邦。1994年,我才回到仰光。此前一直在克钦邦。


Tang:你在云南待在哪个地方?


Ma:先后到过腾冲、片马小镇。片马镇是云南傈僳族的集中地,我们在一个傈僳族的村庄呆了8个多月。1990年,4月17日,缅甸新年——泼水节前夕,我们才又回到了缅甸。


Tang:现在还怀念那些地方吗?


Ma:想念,只是没有机会了。在我的书里也写道,当年缅共被地方武装驱逐后,我们就一直往中国边境逃难。当时我们是遇到了一个难民问路,难民向我们指引,然后我们就往片马的一个傈僳村去了。后来,我们就在那条傈僳村住了8个多月。那个时候,缅共还补助我们。

1990年,从缅共分裂出来的克钦武装,本来是缅共101军部,后来改造为克钦新民主军(NDAK)。1990年1月,他们跟缅甸政府签署了和平协议,于是我们才回到了克钦邦,才开始协助克钦武装的发展。


Tang:你当初是出于什么想法,想去参加革命?


Ma:1962年,缅甸奈温将军政变,军政府上台,缅甸局势很动荡。那个时候,大学里有很多人受到了共产主义信念的影响,而我也是其中一个。当时,缅甸军队经常抓学生,镇压学生运动,很残酷,有些眼睛被弄瞎了,有点酷刑断手了,我身边几个朋友都这样。我亲历身边的这种遭遇,让我产生了极大的报复心。那是1973年,我17岁,即加入了缅共。


Tang:您当年去缅北参加革命,家里人知道吗?


Ma:我是1973年进入大学的,1977年的9月份,大学即将毕业,我们4个同学,其中有我远房亲戚,算是堂兄,还有一对男女同学,后来他们成了夫妇。我们就商量,到缅北去接受训练。家里人当然知道,极力反对。于是我们就偷偷的去了。

我们当时是看到,身边的亲戚、同学被军政府孽待了,内心激起极大的愤慨。1977年的9月份,我们就到了缅北。


Tang:您有几个兄弟姐妹?是否想过,会连累到家人?


Ma:9个,我排行第6。也想过,但是当时革命的态度更坚决。


Tang:兄弟姐妹们也有像您这样,激昂慷慨的参加革命的吗?


Ma:他们都同情老百姓的遭遇,精神上也倾向于共产主义和革命。但是他们行动上还是保守的,没有参与。我父亲是政府官员,但是,他其实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很大,也经常暗地里看共产主义的书。而我父亲的亲弟弟、我叔叔,他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而且是在我未出生前就已经参加革命。1955年,当时他们开始跟政府和平谈判,他曾经回到家里探望,而我次年才出生。


Tang:当时您到缅北,对于革命,是怎么理解的?


Ma:当时毕竟是学生,没有多想。1975年,缅共遭受很大的挫败。在勃固,缅共的很多高层,都先后牺牲了。我们学生时代,事实上,缅共势力已经趋于倒台了。而部分残余的势力,撤退到缅北,当时想重新整顿,并宣称说,中国共产党会资助我们。

当我们到了缅北,我们的革命方式,基本也模仿当年的中国。在勃固森林打游击战的时候,我们被政府军围攻,缅共的高层,基本被消灭殆尽了。而有些领导,也撤退到中国云南。


Tang:在缅北佤邦,对您重大的影响,有哪些?


Ma:一个是革命信仰,更加坚固了。一个对私人而言,是认识了我丈夫。

我丈夫,是仰工程大学的工程系学生,在一次学生反政府事件中,他是学生领袖,也参与在内,从此就被军政府的情报机构派员跟踪。所以他也逃到缅北。我们在缅北认识,后来恋爱、结婚。


Tang:当时的整个缅甸,大学氛围都特别紧张吧。


Ma:从1970年到1977年,缅甸到处都是“学生事件”。那个时候,奈温将军每年都抓很多学生进监狱,也时常关闭一些学校。那个时候的大学教育,一年只有2-3个月的上课时间,其余时间都关闭了。直到现在,缅甸的大学里,基本都没有学生宿舍,就是军政府时代的“遗产”——避免学生运动。


Tang:您到缅北后,有接受武装训练吗?


Ma:那个时候,缅北确实受到了中国方面的资助。还有电台。在大城市,由于军政府的镇压,我们经常恐惧。到了缅北,远离军政府,加之中国方面的物质支持,我们反而很安心。在缅北,由于去的人,一般都是一个小群体结伴去的,也自然形成了自己的小团体。

由于我是女性,我并没有参与军事科目的训练,我只是负责电台,做新闻主播,也经常宣讲一些共产主义的文章。那个时候,大量各地去的大学生很多,氛围很自由。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很大,大部分学生都受他的影响,文化素质也高。很多都是学校精英。

那个时候,我们背井离乡,甚至背弃家庭,到艰难的缅北革命,也都幻想,能够像中国革命一样,挨过艰难的几年,就能革命成功,缅共执掌政权,建设国家。没想到,89年就彻底垮台了。

那个时候,突然感觉到,无路可走。

由于缅共的基地,与中国只是隔着萨尔温江(注:中国称“怒江”),交流便捷。除了物资,中国也经常资助些革命电影,也有些军事教材电影,比如教导丛林作战之类。

我认为,中国政府的支持,很到位,我们至今心怀感激。那个时候,毛泽东的著作,也非常受欢迎,有缅文版,有英文版,影响很大。毛泽东语录我们也背,革命歌曲也听,我还能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东方红》(随后她用蹩脚的中文唱起了《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片段)。



Tang:还有其他的一些生活片段,让您经常想起的吗?


Ma:有,很多。1977年,到了缅北后,我获得机会,第一次到了中国伟大首都北京。非常激动。还比如,1978年,缅共中央要求我们,2人1队,学习中国,上山下乡考察。也是十分怀念的岁月。

当时,我们有11个人,2个是女生,分几个小队,同时出发,一直走,到了澜沧江。我们走过的村庄,有掸族、佤族、果敢族、阿卡族、瑶族等等。沿途,我们记录和研究这些劳苦大众,然后广播、宣传。前后我们花费了1年时间。这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也真的让我接触到了大量民间疾苦。

当时,中央考虑到我们女性,还特意给了1匹马,但是我们不坐马,坚持走路。我们当年很有激情,真是坚定的信仰共产主义。我们那个时候,在路上觉得累的时候,就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自己笑)我们当年给自己队伍起名叫“考察底层疾苦之声”。

当年缅共中央的Yat Soe少将的儿子,也在我们队伍中。1976年,他们整个家庭都参加了革命。缅共垮台后,他全家都申请到云南昆明避难。


Tang:在您的书中写到,1968年奈温将军“反华”,还杀害了很多华人。这个您能说下吗?


Ma:那个时候,我没亲历,也是据身边人回忆。1968年“反华事件”的起因,是因为仰光当年粮食短缺,大米供应出现危机。奈温将军为了转移示威矛盾,策动“反华”。事件过后,很多缅族青年,就到了缅北,参加革命了(注:据后来中国方面统计,1968年“反华事件”中,旅缅约80万华人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也是因为“反华”,中国才决定“革命输出”,援助“缅共”。(是年,缅共在中国支持下,首先创办了缅共“综合新闻编辑部”)。

缅共运动失败后,我们逃难到中国云南的一处傈僳村,在那里驻扎了8个月。后来,克钦邦的武装,和军政府谈判也成功了,于是中国政府劝慰我们回到缅甸,而我们也怀念故土,就回到了克钦邦。


Tang:那个时候心情沮丧绝望吗?


Ma:没有绝望。因为一直接受的教育就是,革命失败是正常事,而且我们也经历不少挫败。我们接受的世界共产主义的历史也是,没有一朝一夕就成功的。毛泽东的著作也教导我们,革命会有得有失。那个时候,我们只想着,缅共运动只是暂时性失败,革命终将成功。所以,心情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平稳。


Tang:那个时候,你已经有小孩了,革命还带着小孩,非常辛苦啊。


Ma:哈!就算辛苦,也还是坚挺得住。我那个时候,大的小孩6岁了。对于小孩而言,倒是吃了不少苦。

在缅共的组织生活里,我们接触大量毛泽东的著作,被划分为八类书。比如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生活指导思想等,有八大类。我们都读了,也基本遵循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思想,基本指导了我们所有的生活。比如我们当年进入农村,去农民家里吃饭,我们也会协助农作劳动,算是报偿。损坏了农民家里的,我们也赔偿。离开农民家,还要收拾干净。总之,一定要让农民满意为止。我们都很严格自我要求和生活。


Tang: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跟家里人取得联系?


Ma:1990年开始联络,1994年,我们回到阔别已久的仰光。


Tang:1994年,你怎么回到仰光?


Ma:1994年,克钦邦武装和政府军谈判成功了,克钦武装也成功改造为国家边防军(注:1994年2月,克钦独立军与缅甸政府签订《停战协定》,所控制的地区被授予“克钦邦第二特区”)。我在那里服务了5年,主要是教书。1990年,回到克钦邦,我生了第2个小孩,是女儿。现在这个女儿在新加坡留学,读工程学。当年我们夫妇考虑到,小孩已经第2个了,为了更好的教育,我们决定回到大城市。回程的时候,我们先是到达曼德勒,再返回仰光。


Tang:现在还经常怀念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吗?


Ma:是的。那段岁月,已经成为历史,我们很多共患难的老朋友,现在还偶尔聚会,会回忆那段青春时光。


Tang:你们现在,如何反思缅共运动的失败?


Ma:我们也讨论过,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照搬了中国的革命模式。当年周恩来也劝导过缅共高层,说不能照搬中国模式,但是我们没有听进去,这是个总体性的错误。还有是内讧,开始出现不同派系、主义,内部互相斗争、残害。

我们一味复制中国模式,是错误的,因为国情不同。还有当年缅共的某些想法,太极端,也引起缅甸百姓反感。当时在老百姓中,宣传的最大的,是缅共说,如果革命成功了,要将仰光ShewDaGon(瑞光)大金塔(注:缅甸的标志性佛塔)的黄金,要拿去做工程用,也激发了民众严重不满。缅甸是个佛教立国的国家,这种亵渎,是老百姓接受不了的。

我们至今感谢中国。当年我们革命,物质大部分来自于中国援助,还有就是医疗设备,我们的伤兵,甚至都拉到云南进行救护。器械、伤员、物资、粮食、教育等等,都供应到位。

我前后有18年的缅共生涯,对于中缅共产党,我都很有感情。我们革命的时候,中国还曾派人到缅北,拍摄纪录片。


Tang:当年,您熟知的中共领导有哪些人?


Ma:主要的,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林彪和华国锋等人。


Tang:你们一家,现在感觉幸福吗?


Ma:幸福。2010年,缅甸举行大选,全民盟(缅甸全国民主联盟;NLD: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合法化了。2012年4月,全民盟获得高额选票,成为执政党。现在,我丈夫在全民盟宣传部任职要员。小孩也在国外留学,而我还在写作。但是,缅甸老百姓生活非常艰辛,我和丈夫,用“非暴力”的方式,用文章,继续“革命”。


Tang:您支持全民盟和昂山素季吗?


Ma:支持。昂山素季是国际级的政治家。现在,昂山素季在她的办公室,还会经常看一些内参消息,这些大部分都出自于我们这个作家群体。我们也有特殊的渠道,可以把重要的信息,直达昂山素季。

在2015年选举之前,我们经常发表政论文章,支持全民盟和昂山素季。她任国务资政以后,也感谢和给予作家群体,以特殊关照。


Tang:时间关系,谢谢您。期待下次继续深入访谈。


Ma:很高兴。希望有机会,我能够再到中国看看。


花絮:访谈结束。玛尼莫女士向我展示了很多她的照片。既有她70年代在北京天安门留念的相片,也有她夫妇受邀参加中国大使馆的活动照片。并展示了云南大学赠送她的一套精美“银杏骨瓷杯”,杯上刻着“会泽百家,至公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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