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昕:法官为什么不相信证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12 次 更新时间:2006-09-27 09: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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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昕 (进入专栏)  

  

  主持人:同学们,好久没有主持讲座了,今天感觉很兴奋。非常荣幸,今晚是我们学校自己的教授——年轻的徐昕教授给大家讲一个关于“为什么法官不相信证人”的讲座。徐昕老师是西政92级研究生,后来是张卫平老师的博士,毕业后在海南大学工作,去年他作为人才被引进我们学校。前几次我已经隆重地推出过徐昕教授,但都是在别的老师做讲座时,他作为嘉宾,而今天晚上他第一次作为主角,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徐昕教授。在徐老师正式演讲之前,我还要向大家介绍今天晚上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都熟悉的校长龙宗智教授,还有一位是诉讼法学副教授唐力老师。好了,下面更多的时间就留给徐老师,听听他怎么来给我们解释法官为什么不相信证人。

  

  徐昕:各位同学,晚上好!回到母校一年多来,在论坛里多次露面,但都是作为评论人,今天第一次讲座。我有心理准备,因为根据报应正义的法则,批多了别人必然会引起更多的被批评。不过,批判风格正是我们西南精神一个亮点,我乐意作为诸位,特别是几位著名评论家的“靶子”,不管是“飞毛腿”、“爱国者”,还是别的什么巡航导弹,尽管来,“批评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按照龙校长的要求,今晚的演讲有一点过于学术化。本来我提交了两个题目供龙校长选择,另一个题目比较刺激一些,“为权利而自杀”,而龙校长对证人的研究比较深入,他选择了“法官为什么不相信证人”这个题目。

  不论是司法实践还是诉讼理论,不论是英美法还是大陆法的诉讼制度,证据都是最中心的一个问题。在大陆法国家,书证和物证更显重要,这主要是由于罗马教会法传统的影响。在英美法国家,证人可以说是司法程序的中心,甚至有这样一个说法,“无证人便无诉讼”。而在转型中国的司法实践中,情况就有些不一样了,证人证言远远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我参加了一个调研,2002年至2003年我和清华大学王亚新教授等人一起调查了广东、湖北、贵州等地的几个中级法院。调查表明(请看图表),在中级法院民事一审案件中,书证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而证人证言几乎可以被忽略。在民事案件中,证人证言很少;即便有证人证言,证人也几乎不出庭;即便证人出庭,法官老爷往往也不相信。

  

  中院调查(2002-2003)

  A中院位于珠三角东北部,辖区面积2465平方公里,人口800万,经济发展迅猛;

  B中院位于江汉平原东部,辖区面积8467平方公里,人口756万;

  C中院位于云贵高原南部,辖区面积16480平方公里,人口296万,经济落后;

  D中院位于华北平原中部,辖区面积15848平方公里,人口920万。

  1999-2001年A、B、C、D四法院一审民事经济案件收案分别763、2568、271、1562件

  经随机抽样调查528个案件,样本数分别为139、176、69、144件

  样本案件中分别出现证人证言16、16、18、29份

  有证人出庭的案件分别为1、2、2、3个

  无明显迹象表明上述证言被法庭采信

  

  对这样一个调研的结果,当然可以提出一些质疑。比方说,样本数量有限,而不足以说明转型中国的司法实践。再比如,审级的局限。因为我们调查的是中级法院,而基于常识可以推断,基层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可能更婆婆妈妈,更琐碎,诉讼标的更小,证人证言可能会更多一些。因此,有必要增加样本,并将重点转向基层法院。接下来,2003-2004年我调查了江西、广东、海南等地的几个基层法院。屏幕上显示了基本情况,因为时间问题,我就不做更具体的说明了。调查内容包括对法院案卷的抽样调查,对法官、证人、律师、当事人的访谈,旁听审判,对法官的问卷调查,等等。

  

  基层法院调查(2003-2004)

  E法院位于赣西南,辖区面积1367平方公里,人口28万,经济较落后

  F法院位于珠江三角洲,辖区面积2465平方公里,人口800万,经济发达

  G法院位于琼东北,辖区面积2403平方公里,人口11万,经济落后

  D法院,指D中院辖区内几个基层法院,位于华北平原中部,辖区面积15848平方公里,人口920万,经济状况中等

  在E、F、G三个法院抽样调查了250宗案件

  向法官发放调查问卷,D法院100份,E法院40份,F法院100份,G法院40份,分别收回问卷28、19、79、18份;委托学生向江西中部、甘肃、河北、广东等地6个基层法院(合称H法院)发放问卷100份,收回43份

  共收回问卷187份

  

  应该说,我国目前有关证人的研究可以说是数不胜数,那么,我这项研究与其他文献相比究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可能在哪些方面有知识增长点?我认为,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来介绍一下。

  第一,这是一项实证研究,面对中国的社会,中国的现实,中国的司法制度。我深入实践,跑了两年多,跑了全国十几个法院,也花了五、六万经费。尽管现在这几年,实证研究比较多了,但是我觉得从中国法学研究的状况来看,大力倡导这样的研究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可能有创新之处,现有的证人研究大多定位于就事论事,有一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样式。在这项研究中,我试图把“证人”这样看起来很小的一个问题,把它放在证据法、民事诉讼法的整体上来考虑,把它放在法律与社会的整体结构中来考虑。从横向我切入到了证据的提出、搜集,证据的审查判断,证据类型,证明责任等证据法的重要问题。从纵向又涉及到民事诉讼的开庭审理的方式,诉讼模式、诉讼结构等民诉法的重要问题。当然这样的研究方法也是我自己一贯的研究方法的应用和改进。我在前几年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小叙事,大视野”的研究方法,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说的那样,“叙事不妨细致,但结论却要看远而不顾近”。我们研究证人问题,不应当局限于证人这个问题而讨论,而应当把它放在社会整体结构中来观察。

  第三个可能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我提炼出了一个主题,即信任。信任是一个一般知识领域所讨论的问题,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都讨论。我从证人对法官信任的角度切入这样一个问题,为的是面对中国目前所遭遇的“信任危机”,以及从这一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方法。这样也可以跟其他学科实现一种跨学科的对话和交流。现在,中国的信任危机非常严重。到银行去存钱,大家可以看到,银行里都摆着验钞机,为什么?因为从银行出来的钞票也可能是假的。种子不发芽,熟的。每天我们听到很多有毒食品的新闻,诸如,高致癌毒大米,农药超标、使用激素的蔬菜水果,色素染制的绿茶,金华滴滴畏火腿,太仓黑心肉松,冠生园陈馅月饼,石蜡做凝固剂的火锅底料,工业盐腌制的泡菜,硫磺熏、药水泡的卫生筷,假药假酒有毒奶粉到处都是。可以说,我们置身于一个有毒食品的“十面埋伏”之中。很幸运,我们大家都坐在这里,没有被毒死,所以我们应当感恩呀,应当珍惜生活,也珍惜今晚我们在这里的短暂相聚。

  第四个可能有知识创新的地方是,我这项研究比较成功地应用了经济学方法。两年前我参加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这篇文章被评为一等奖。经济学研究人的行为选择。证人的行为选择,法官的行为选择,受制于很多因素。而经济学方法,就是要把这些因素提炼出来,而且是高度提炼,提炼出一些很抽象很概括的基本因素。我提炼出了两个基本因素:第一,证人提供证言以及提供真实证言的激励是什么?证人为什么要提供证言呢?他为什么要说实话啊?第二,证人证言的可置信度取决于那些因素?也就是说,有些人会作证,有些人不会作证,有些人会出庭,有些人不会出庭,有些人会说真话,有些人胡说八道,有些证言被采信,有些被法官置之不理,究竟是哪些因素决定了证言被法官所采信?概括起来一句话:我们需要一种怎样的激励机制来激励这样一种真实的证言被供给出来,同时为法官所采信。在讨论证人制度的缺陷以及提出完善证人制度的建议时,我会从这样一种角度来考虑——当然,还可以从很多其他的角度来考虑。

  简单概括一下实证调查的一些基本数据。

  首先,证人证言的数量的确和原来假设所印证的那样,在基层法院的确是证人证言更多一些,甚至在赣南某法院(E法院),几乎一半以上的案件有证人证言。可能的解释是,证人证言的作用和法院的审级有关系,中级法院受理的案件诉讼标的更大,涉及的商事案件更多,商事案件采用书面形式可能更多,因此就更多地依赖书面形式来证明。而在基层法院则相反,案件更琐碎,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运用书面的形式更少一些,所以证人证言的作用就更大一些。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推论,证人证言的数量与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的书面程度成反比,采取书面形式越多,发生争议时出现证言的数量就越少。

  这样一个推论可以通过案件的具体类型来得到印证。在江西赣南某法院,权属类、侵权类案件出现的证人证言最多,其次是合同案件,再次是婚姻家庭案件。这一点也印证了书面程度的问题。比方说,你不可能把录像机先架好然后再打架,所以打架这种人身侵权,可能就要更多地采取证人证言的证据。合同案件主要是指民间借贷。我之所以把钱借给你,就是因为和你关系特别好,相信你,信任你,可能就没有书面借条、借据,这种情况下往往可能要依赖于见证人来证明。

  

  表1 三个法院2001-2003年证人证言及出庭情况

   E法院 F法院 G法院 合计

  案件数量(件) 87 88 75 250

  证人证言(份) 172 31 51 254

  证人出庭(人) 4 2 3 9

  证人出庭率 2.33% 6.45% 5.88% 3.54%

  

  E法院2001、2002、2003年1-10月样本分别为21、36、30件

  有证言的案件43.68%,分别为4、22、12件

  1、权属、侵权案件20件(22.99%)

  2、合同案件11件(12.64%)

  3、婚姻家庭案件7件(8.05%)

  

  再看看证人出庭的情况。证人出庭,依然是非常少。虽然在基层法院,证人证言数量还比较多,但证人出庭是非常少的,证人的出庭率平均是3.54﹪。请看屏幕上的数据:

  E法院87件样本中,3宗案件4名证人出庭

  F法院88件样本中,2宗案件2名证人出庭

  G法院75件样本中,2宗案件3名证人出庭

  证人出庭率平均3.54%

  10.7%的法官声称在所承办的民事案件中从来没有证人出庭过

  250个样本中,证人出庭9人次,3份证言被采信

  证人没有出庭的情形,证言被采信5份

  有几点特别需要注意。第一,10.7﹪的法官声称所承办的民事案件中,从来没有证人出庭过。这个数据很惊人,因为我们调查的这些法官,在法院的平均工作年限是10年,最长的18年,最短的3年。第二,有些证人虽然没有出庭,但是证言也被采信了。第三,法官对证人的庭外调查。很多情况下,法官会对证人进行调查,但是调查的原因,多少有些出人意外,依当事人申请调查近33%,法官自行决定调查40%多。这一点和我们的印象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自上个世纪末八十年代开始的司法改革以来,我国就一直在推行对抗制。对抗制讲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是,证据的收集属于当事人自己的事情,法官不应当主动去调查取证。但我们调查的这些案件中(调查的时间段在1999-2003年),依然是这样一种状况。法官在很多情况下会主动去调查取证。这点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明,中国目前的司法状况并没有像司法改革目标所要求的那样,变化很大。实际上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地区,在农村地区、西部地区还依然是传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作为主导,基本上是这样。我们调查贵州黔西南中级法院和部分基层法院,其中某个县法院的判决书,使用一种最薄的白纸,双面打印出来,看都看不清楚。一问,没钱。说是中级法院的院长和下面的基层法院的院长,找县财政局的领导N多次,两万块钱都不批。当时我和清华大学的王亚新教授简直眼泪都要出来了,差点把口袋里的钱全部掏出来捐给他们。这不是个笑话,王亚新教授是证人。在这样的法院,根本谈不上所谓的对抗制,而中国许多地方的情况都是这样。

  简单概括了一下数据,在后面还会涉及一些数据。对数据的分析,我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进行:第一,分析证人的行为;第二,分析法官的行为;第三,分析伪证;第四,分析证人与诉讼结构。

  

  一、为什么作证:证人行为的分析

  

  关于证人的行为,我首先关注一点,证人为什么作证?目前关于证人证言的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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