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明:摆脱秦政:走向共和的内在理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81 次 更新时间:2018-08-24 0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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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后来的视角看,晚清中国所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政治上的表现即是从君主制转变为共和制。

   晚清士人对共和制的接受有着极其重要的内在理由,即基于传统思想中某种理想的政教典范对秦以来君主制政治的批判。[1]

   对秦政的批判关系到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评价与刻画,背后包含着一个影响极大、牵涉极广的历史哲学问题,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思想的基本走向至关重要。

   传统思想中理想的政教典范共有三种不同类型,全部来自古代经典中的圣王叙事。

   既然对秦政的批判是一致的,无论基于何种理想的政教典范,那么,当批判在某个特定的语境中展开时,批判都会导致对变革的吁求,但对于变革的方向与归宿,则会因为所依据的政教典范的不同而呈现出很大的不同。

   三种不同类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基于三代理想而批判秦政。

   更具体地说,这种来自儒门的历史哲学认为三代是一个值得欲求且切实可行的政教典范,三代以下的根本问题在于以天下为君主一己一家之私产、以“尊君卑臣”为特征的秦政。

   这种批判的现实相关性在于,既然秦政在后来的历史中并未有过根本性的改变,所谓“百代皆行秦政制”,那么,摆脱秦政就为当下的变革提供了正当的理由。

   从现有文献中我们很容易看到,早期君主立宪派在提出他们的主张时往往诉诸三代与秦制的对比。

   如王韬在发表于1874年的《变法》一文中说:“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自祖龙崛起,兼并宇内,废封建而为郡县,焚书坑儒,三代之礼乐典章制度,荡焉泯焉,无一存焉。三代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2]

   言下之意,周秦之变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延续至今,是当下中国所存在的问题的根源,从而构成变法的一个内在理由。

   又如宋育仁在为陈炽1893年出版的《庸书》所写的序中说:“中国数千年之基,开务于尧舜,集成于孔子,先王之政,备于孔子之书,为万世制作。秦废先王之道,愚黔首以便法吏。汉虽稍复经术,而政规已定,博士依违,莫敢正驳,六经治世之大律,迁流为文词帖括,无所用。习其书而亡其意,学术益卤莽灭裂。及其从政,舍经术而学于吏胥,在上者察其果所无能,则弃士流而专用市侩。”[3]

   这里不仅将“秦废先王之道”作为理解中国历史变革的一大关节,而且明确指出汉代虽然“稍复经术”,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也同样是言远而指近,意在直面当下的处境而鼓吹变法。

   在三代与秦政的对比中来刻画中国历史,这个看法其来有自,在有清一代,代表性的论述首推作为明遗民的黄宗羲。

   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这样论断他所说的“古今之变”:“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苟非为之远思深览,一一通变,以复井田、封建、学校、卒乘之旧,虽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终无已时也。”[4]

   在黄宗羲看来,与“恻隐爱人而经营”天下的古圣王相比,秦以来的君主则是以天下为一己一家之私产,这是理解中国历史的大关节。

   这里的要点不仅在于以三代为理想的政教典范,而且在于否认秦以后的任何时代在根本品质上能与三代相媲美,还进一步认为至元更有每况愈下的趋势,因而是个具有很强的现实批判性的观点,或如萧公权所说,“梨洲深察三代以下乱多治少之故,认定君职不明,天下为私,乃其最后之症结。秦汉以来制度之坏,其病源亦在于此。”[5]

   就更远的思想渊源而言,黄宗羲的看法来自宋儒。

   宋儒普遍有回复三代的主张,以三代为切实可行又卓然可观的政教理想,认为秦以后的时代——包括汉、唐在内——在根本性质上不能与三代相提并论,以至于魏源曾基于他的敏锐观察说,“宋儒专言三代”。[6]

   宋儒何以专言三代,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必得关联于理学的兴起才能获得恰当、充分的理解。

   如我们所知,三代作为政教典范确立于孔子。在秦以后的中国历史,三代理想的再次提倡往往出现于朝廷尊崇儒术的时代。

   在宋代以前,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在汉武帝时,钱穆曾就此概括说:“汉廷学者,至武帝时,几无不高谈唐虞三代,而深斥亡秦者。”[7]

   宋代亦标榜“以儒治国”,以至于有“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说,因而三代作为政教理想再次被大力提倡。

   在理学的思想脉络中,回复三代的倡议确立于程颢。程颢曾说:“三代之治顺理,两汉以下皆把持天下。”[8]这就把汉以后的历史与三代截然划分开了。

   他又说:“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9]这其实是申说《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教次序,为回复三代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可以看到,以程朱一脉理学家为代表的宋儒提出回复三代的倡议,包含两个步骤:首先是基于由圣王叙事而形成的对圣人之道的理解来评判秦以后的历史,即以圣人之道观史;其次是凭藉以成圣成贤之工夫为主要内容的圣人之教提出回复三代的倡议,即弘圣人之教以行道。

   既然三代理想构成批判秦政的基础,而这一点也早已是儒门共识,那么,对于生在宋代的儒者来说,以道观史的关键就落在如何评价汉、唐的问题上。

   在朱熹与陈亮关于汉、唐的争论中,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程朱一脉理学家以道观史的要点与识度。

   朱熹继承二程的思想,认为汉、唐纯是功利,无道德可言,因而决不能在道之流行的高度上肯定汉、唐,于是他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10]

   若要继续追溯,汉、唐的功利性质其历史根源仍在于秦政,如他曾论及后世为何不肯变更秦法时说:“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且如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王称王,秦则兼皇帝之号,只此一事,后世如何肯变!”[11]

   所以我们看到,朱熹论断汉、唐只说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除此之外再不肯有更高的评价。

   前文已经说到,回复三代的倡议往往出现于朝廷尊崇儒术的时代,但是,仅从宋廷重视儒术这一点并不能充分解释程朱一脉理学家何以郑重其事地将三代作为一个切实可行的政教理想。

   朱熹曾说:“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才说得透。”[12]这里值得深究的问题是,在朱熹看来,回复三代的政教理想中包含着一个什么样的、直至二程才说透了的“理”呢?

   换言之,理学家凭什么觉得他们能够回复三代?他们敢于提出回复三代的倡议,其根本信心来自哪里呢?

   在《明道先生墓表》中,程颐说:“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千四百年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斯道觉斯民。”

   这里包含的独特看法就是很多人自以为熟悉但其实并未深究的理学家的道统观念:尧舜以来的圣人之道至周而亡,孔子在“道不行”的处境中开出了圣人之教、圣人之学而为孟子所接续,之后中断既久,直至千载以后又为程颢等人所接续。

   那么,程颢等人如何接续孔、孟所传圣教、圣学呢?答案当然是理学的发明。

   理学的发明其实是理学家敢于提出回复三代的根本信心所在,这里的思想关联可简述如下。

   首先,理学家依据经典,对于三代如何可复提出了一个全面、清晰的理解:三代作为政教理想,其实现端赖于圣王的功德;圣王成就功德的途径是通过行仁政以养民、教民,圣王为教养民众而创设的核心制度以井田、封建与学校为最要;仁政必本于仁心,故而美德的培养——不仅包括君主的美德,也包括士大夫官僚和普通民众的美德——是行仁政的紧要处。[13]

   其次,理学家以挺立教统、学统来定位孔子的意义,认为孔子开创的圣教、圣学为回复三代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并由此发展出一个衡量历史的价值标准,形成一个历史叙事的基本框架:

   既然圣贤对于三代理想的实现不可或缺,那么,对于后世来说,想要再次回复三代,就必须有成圣成贤之教法、学法作为依凭;孔子正是提供了成圣成贤之教法、学法而为孟子所继承、发扬,但孟子以后很长时间以来无人能够继承、发扬孔、孟成圣成贤之教法、学法因而这些时代在根本上无法与三代相提并论,即使像汉、唐那样以功效观之多有可观之处亦不例外。

   最后,理学家正是以孔、孟成圣成贤之教法、学法定位理学的发明并指出理学之于回复三代理想的重要意义:直至二程才真正将孔、孟以成德为主旨的圣教、圣学发明、开显出来,此圣教、圣学由隐至显的发明为三代理想的回复显示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14]

   概而言之,正是理学的发明使得理学家觉得把柄在手,颇为乐观地提出回复三代的政教理想。这是理解理学家弘教行道之思想路线的要点所在。

   理学家赋予理学的这种独特的政教意义是“宋儒专言三代”的思想实质。从弘教行道的行动路线来说,可分别出致君行道的上行路线与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而以士子学人师徒间相传授、相修习此圣教、圣学为践行之本。[15]

   晚清西风袭来之际,士人仍在三代与秦政的对比中刻画中国历史,表明源自宋儒回复三代主张背后的历史观念在士人的精神世界里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换言之,即使弘教行道的政教路线并非清儒经世致用的共同取向,以道观史仍是他们看待中国历史的共同方式。

   不过,晚清那些较早对西方政治和社会思想有一定了解的士人在使用三代观念时因着他们对西方的了解而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明显是中西思想碰撞的结果。

   王韬依“政令有所不同”而把西方国家分为三类:君主之国、民主之国与君民共主之国,在具体叙述时也是一依三者统治方式的差别,但在比较三者优劣时则明确援引了三代观念:

   “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16]

   在他看来,既然君主制要求太高,民主制易生流弊,那么,君民共主制就是现实中最值得欲求的优良政体。对于他最为属意的君民共主制,也就是君主立宪制,他即以三代相比拟。

   反过来说,对西方君主立宪制的描述也构成了他对三代的新理解,而这个新理解又成为他批判秦政的思想基础:

   三代以上,君与民近而世治;三代以下,君与民日远而治道遂不古若。至于尊君卑臣,则自秦制始。于是堂廉高深,舆情隔阂,民之视君如仰天然,九阍之远,谁得而叩之!

   虽疾痛惨怛,不得而知也;虽哀号呼吁,不得而闻也。灾歉频仍,赈施诏下,或蠲免租税,或拨币抚恤,官府徒视为惧文,吏胥又从而侵蚀,其得以实惠均沾者,十不逮一。天高听远,果孰得而告之?即使一二台谏风闻言事,而各省督抚或徇情袒庇,回护模棱,卒至含糊了事而已。

君既端拱于朝,尊无二上,而趋承之百执事出而莅民,亦无不尊,辄自以为朝廷之命官,尔曹当奉令承教,一或不遵,即可置之死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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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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