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仕凯:从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到政治社会理论:再论现代国家的政治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3 次 更新时间:2018-08-22 13: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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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仕凯  

   查特杰也使用了“政治社会”来重新理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政治社会是“一个被治理机构以人口群体为目标的活动所开辟出来的谈判和争执的场所”,“亚法律的行政过程”和“诉诸道德团结的集体权利主张”构成了这个场所的基本内容。[21]查特杰认为公民社会并不足以理解现代国家,因为在公民社会之外还存在很多组织成联合体的社会群体,“它们为生存和工作而斗争时越过了合法性的严格界限”,国家面对这些社会群体时,“不能与对待其他从事更合法社会追求的群体一视同仁”,但是也不能忽视这些组织成联合体的社会群体。[22]根据查特杰的阐述,正是这些公民社会之外的社会群体组成了政治社会,所以政治社会是公民社会之外的社会领域,是理解现代国家的重要维度。

  

   其实,查特杰所指的政治社会在性质上社会的“残余部分”,如果不是因为现代国家治理技术的发展和选举动员的扩大,那些并不具备合法的公民权利的社会群体是不可能进入现代国家的政治框架之中的。[23]这就是说尽管在查特杰的逻辑中,政治社会也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产物,但是政治社会却并非是现代国家的政治基础。事实上,查特杰的政治社会既是以不合法的方式挑战现代国家的力量,又是对现代国家提出超越法律界限的道德权利的力量。而笔者所说的政治社会诚然是社会之中的一部分,但却是被国家改造、贯彻了国家意图,从而构成了现代国家的政治基础的那一部分。因此,查特杰虽然同笔者使用了“政治社会”这种相同的话语,但是两者建立在不同的经验基础之上,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

  

   四、政治社会理论

  

   政治社会指涉的经验事实是存在于社会之中的贯彻着国家直接统治意图的观念、关系以及组织,具体包括民族主义、公民身份、阶级划分、政治联盟与排斥关系、代表名额分配与选区划分规则、政党、社会组织等,可以说上述要素是政治社会的基本内容。当然,政治社会的具体构成并不局限于上述内容,在现代国家建设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会产生同样属于政治社会范畴的要素,但是民族主义、公民身份、阶级划分、政治联盟与排斥关系、代表名额分配与选区划分规则、政党、社会组织是支撑一个成熟现代国家所不可或缺的。而且,组成政治社会的基本内容并不是同时产生的,而是在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或者说当成熟的现代国家最终出现时,组成政治社会的基本要素也最终全部到齐。因此,笔者对于政治社会基本内容的总结,是站在成熟现代国家的基础上回溯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进而提炼出来的。

  

   现代国家在社会之中构建了自身独特的政治基础,这种经验事实其实引起了一些重要学者的关注,虽然它们并没有使用“政治社会”这一概念,但是它们都使用自己的概念对现代国家的政治基础进行描述,从而在理论上就此经验事实进行不同程度的处理。其中,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公民社会”、迈克尔·曼的“基础权力”以及阿尔弗莱德·斯泰潘的“政治社会”最值得讨论。笔者所提出的政治社会理论,其实在他们的理论观点基础之上形成的。

  

   葛兰西认为现代国家其实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实现直接统治的官僚与司法系统,另一个则是服务于统治集团意识形态霸权的市民社会。政党、社会团体、教会、学校等是市民社会的基本要素,是国家向社会延伸的场域。在葛兰西看来,官僚与司法系统只不过是现代国家中的外围壕沟,而市民社会则是现代国家中的内在城堡,是支撑现代国家的深层次基础。[24]迈克尔·曼则提出了现代国家的基础权力的概念,具体是指“一种‘贯穿’社会的权力,通过国家基础来协调社会生活”。[25]在曼看来,基础权力是现代国家的专断权力得以行使的基础,是现代国家借助一系列制度在社会之中建构起来的,它是国家与社会相互影响的通道。斯泰潘在分析民主转型问题时明确使用了政治社会这一概念,他认为政治社会是社会自身的政治构造,由政党、选举规则、政治领导、政党联盟以及立法机构组成,它是民主政体的先决条件。[26]

  

   毫无疑问,葛兰西、曼和斯泰潘都认识到现代国家具备独特的政治基础,并且这个政治基础存在于社会之中。但是,葛兰西仅仅将现代国家的政治基础局限在意识形态霸权层面,曼则对于现代国家的基础权力的具体构成语焉不详,以致难以从经验上进行观察,而斯泰潘则只是认为建立了民主政体的现代国家才需要政治社会。葛兰西、曼和斯泰潘的理论见解都不是系统的关于现代国家政治基础的理论,而笔者则力图弥补这种遗憾。在明确现代国家政治基础的内涵、性质、形态、组成要素、类型、变迁逻辑、学理价值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一个用以解释现代国家政治基础的中层理论。[27]

  

   政治社会的内涵就是现代国家为了实现直接统治而在社会之中构造起来的政治基础,它是现代国家对社会资源进行改造和利用的结果,因此就政治社会的性质而言,它是现代国家的组成部分。由于政治社会是现代国家对社会进行改造的产物,它处在国家与社会的交界面上,因此在形态上它是以社会的柔性形式包裹了现代国家刚性意图的政治构造。政治社会的形态是在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政治构造,在经验事实上可以从政治社会的具体构成要素得到说明,从成熟的现代国家来看,民族主义、公民身份、阶级划分、政治联盟与排斥关系、代表名额分配与选区划分规则、政党、社会组织。政治社会的核心要素是不断出现的,最初形成的现代国家并不需要具备上述所有核心要素才能形成自身的政治基础,然而越是晚近的现代国家就越是需要具备上述所有核心要素,否则就很难巩固下来并发展成熟。因为越是晚近的现代国家面临着越是严峻的国际竞争形势和国内建设任务,所以必须建造更为坚实的政治基础,政治社会的构成要素自然就越是丰富。

  

   虽然现代国家都必须建构政治社会才能在社会之中获得支持自身的政治基础,然而在漫长的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不同的现代国家构造出了不同类型的政治社会。根据国家权力集中的程度和社会资源进入政治社会方式的差异,可以将政治社会区分为四种理想类型。在国家权力集中程度高的基础上,如果社会资源只能以阶级划分、政治联盟或者排斥关系进入政治社会,那么这种政治社会就是封闭支配型的,如果社会资源能够以政党与社会组织进入政治社会,那么这种政治社会就是开放支配型。在国家权力集中程度低的基础上,如果社会资源只能以阶级划分、政治联盟或者排斥关系进入政治社会,那么这种政治社会就是封闭妥协型,如果社会资源能够以政党与社会组织进入政治社会,那么这种政治社会就是开放妥协型。任何政治社会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现代国家建设进程对政治社会形成了不同的要求,因而推动着政治社会的变迁。具体而言,一方面政治社会的核心要素会伴随着现代国家建设进程而拓展,另一方面政治社会的类型也会发生更替。

  

   政治社会在学理上的价值集中体现在修正了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从国家——社会分析框架来认识现代国家建设,很容易得出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彼此冲突、相互对抗的结论,因为现代国家建设确实展现了如是图景,这就是:国家渗透和控制社会,社会抵制和反抗国家。但是,如果国家与社会之间只是简单地冲突、对抗,那么现代国家是不可能建筑在社会之上的。政治社会作为现代国家在社会之中的政治基础,在冲突和对抗之外提供了另外一种理解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维度,这就是社会之中的一部分对现代国家形成的坚实支持,所以国家与社会之间就存在着一种支持关系。政治社会并不是社会的全部,只是社会中被现代国家塑造的满足直接统治需要的那一部分,它对现代国家的支持,同社会其他部分对现代国家的抵抗是共同存在的。不言而喻,政治社会将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经验中被国家——社会分析框架所遮蔽的重要部分,重新挖掘出来予以总结,并且在理论上进行了呈现。

  

   五、结语

  

   缺乏政治社会支撑的现代国家是难以巩固下去并最终发展成熟的,现代国家建设的先行者提供得最主要的政治经验就是必须构造同现代国家相适应的政治社会,而现代国家的后来者提供得最主要的政治经验则是不理解政治社会的至关重要性,现代国家建设进程就遭遇到失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很多国家遭遇到了国家治理的危机,一些国家甚至经历了国家崩溃,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对于政治社会的忽视是导致上述过程发生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欧美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国家治理危机,这说明欧美国家的政治社会到了需要变迁以适应新时代的时候。概而论之,对于从殖民帝国体系中分离出来的第三世界国家以及欧美国家来说,创造政治社会始终是政治发展战略的基础性内容。

  

   注释:

   [①] 笔者在《学术月刊》2017年第7期发表了题为《政治社会:一个中层理论》的论文,论文发表后关于“现代国家的政治基础”的问题引起了学界同仁的热烈讨论,在多次学术会议中我们围绕论文的基本观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本文就是笔者在多次学术争论的基础上,就《政治社会:一个中层理论》一文中未能充分交代的问题,对于学界同仁意见和建议的回应。感谢复旦大学唐亚林教授、陈周旺教授,中山大学何俊志教授,同济大学朱德米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王向民教授、江远山博士,武汉大学刘伟教授,西北政法大学张师伟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张树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王水涣博士,华东政法大学张明军教授、吴新叶教授、陈毅教授、李汉卿博士,给出的宝贵意见,特此致敬。

   [②]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阎克文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036页。

   [③] Charles Tilly,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27.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

   [⑥] 参阅Charles Tilly,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魏洪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彼得·埃文斯、迪特里希·鲁施迈耶、西达·斯考切波主编:《找回国家》,方力维等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

   [⑦] 邓正来:《国家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33页。

   [⑧] 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0页。

   [⑨] 查尔斯·泰勒:《市民社会的模式》,载邓正来、J. C. 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⑩]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97页。

[11] 约翰·基恩:《市民社会与国家权力型态》,载邓正来、J. C. 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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