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功 舒晋瑜:追随改革开放四十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8 次 更新时间:2018-08-21 01:3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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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功   舒晋瑜  

   在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之前,陈建功的创作就开始了。只是那时,他创作的诗歌是以别人的名字发表在《北京日报》;他曾介入文革结束后第一本大学生文学刊物《这一代》的创办,也曾创作了一系列在80年代颇有影响的文学作品;90年代中期,他参与并见证了中国作协的发展。他至今也未放下手中的笔。

   陈建功的创作,贯穿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

   1999年,我初访陈建功。此后十几年,因经常参与中国作协的活动,我自以为和陈建功还算熟稔;然而,通过这次长达六个小时的采访,才发现他亲切随和、直率豪爽的背后,自有阅世弥深的犀利和不逢迎、不阿世的风骨。他的睿智和通达、敏锐和见识,来自早年命运多舛的磨炼,来自时代变革大潮中北大精神的熏陶,也来自“平民北京”文化的启迪。

   “乐天知命,宽厚处世,转着圈儿理解别人,理解人生,理解时代,这就是北京滋味……”陈建功说的是北京人,也是他自己。

   从京西煤矿的采掘工人,到北大中文系的才子,再到中国作协第七到第九届副主席,陈建功的写作,甚至在作协担任领导的处事风格,似乎都浸润在他的北京滋味里。

   在上海街头看到卢新华的《伤痕》,我忽然明白,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中华读书报:小说《京西有个骚达子》《丹凤眼》和《飘逝的花头巾》等作品在80年代影响很大。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有时代的痕迹。您怎么看当时的作品?

   陈建功:1977年考上北大文学专业以后,有位老师的话始终让我铭记。他说,判断一部作品,不能只看一时是否走红;五年以后还能不能看,十年八年以后呢?经过历史的淘选,过几十年你的作品还能看,就已经不错。这说的就是文学的生命力。而这个生命力,在于创作者对时代和人性的发现及其个性化展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的早期作品虽不足道,但那个时代的转折使我开始新的人生,也由此开始新的文学,倒是令我豪情满怀呢。

   最近翻了翻几篇三十几年前的作品,比如《盖棺》和《辘轳把胡同9号》,那是1980年前后写的,虽然也看出了稚嫩简单,人物生活的背景也和今天大不相同,但其中寄托的情感取舍、人性思考、文化反思,或还可一读。写于上世纪90年代的《前科》,小说中对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或也仍可给人一些启发。30年前为北大90周年校庆写的散文《默默且当歌》,在北大成立120周年的纪念册里仍然被采用。我不敢说这些作品有多么大的价值,但它们是我走过人生和写作的弯路之后而发的真诚之声。

   中华读书报:您在散文集《默默且当歌》里,反思了早期文学创作的“无我”状态。这种状态是从什么时候结束的?

   陈建功:我考上北大之后,和电影学院的林洪桐老师合作了一部写和“走资派”作斗争的电影,居然被上海电影制片厂看中了,就把我们请到上海,说要搞一部建国三十周年的“献礼片”。有一天傍晚,我在上海街头买了份报纸,看到了卢新华的《伤痕》。我忽然明白,新的时代已经到来。我之前所写的,可能会迅速被扔进垃圾箱。我向林洪桐说,这个剧本我不会写下去了,全是伪文学。

   中华读书报:您曾发表过写作起码不能“装孙子”的观点。

   陈建功:那是1984年中篇《找乐》在《钟山》发表时,我在篇末的创作谈里说的,那文章叫《小说起码》。我至今记得邵燕祥读过后对我说,你写得对,但你这话可得罪人了。不过那话确实是我学习写作十年后的由衷之言。之前的我,被时代所挤压,却拿起笔,歌颂那个挤压我的时代;对存在充满了怀疑,却不断地寻找着理论,论证那存在的合理;被生活的浪潮击打得晕头转向,迫不急待地抓住每一根救命稻草。这就是我所讥讽的“装孙子”。历史的转折是一所伟大的学校。它使我认识了自己,认识了人生,也思考什么是文学。

   作家能否为读者提供真实的人生图景,首先取决于他的真诚与他的为人、为文之道。一个作家,不管他生活在什么时代,没有这种真诚,没有这种勇气,就难免不粉饰生活以趋时尚,不歪曲现实以博喝彩。我所说的“别装孙子”,其实是出自自我的反省,是说为人为文之道的。如今回忆起来,只能用话糙理不糙来解释这种言说的粗糙吧。在自己有了切肤之痛之后,发现还有人走欺世、媚俗之路,就算人家是为了混个温饱争个奖赏谋个肥缺吧,我也是难免激愤的。

   有了“兼容并包”,才有了对个性的容忍、欣赏和倡导

   中华读书报:北大带给您什么?

   陈建功:质疑精神。77级、78级的本质不仅仅是一些人命运的改变,也不仅仅是人才通道的重开。改革开放时代带来的最伟大成果,是“人”的解放。其实高考恢复后,高校间关于如何培养理想、信念,还争执不休。有人还祭出老的思想武器,说必须给学生们灌输再灌输。北大的声音则认为,任何理论,就算是真理,也要通过质疑和实践,由社会实践来检验,由个体实践去感悟。

   1982年我毕业时,给北大党委写过一封思想汇报,登在北大的校报上,被《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等几大报全文转载了。说的就是要鼓励青年这种质疑精神,让我们从质疑中坚定真理信念,从质疑中走出自身的局限。而不得置疑的“迷信”、不容质疑的“灌输”,只能豢养家奴和“两面人”。记得文革时代对马克思那句“怀疑一切”的座右铭讳莫如深。实际上,怀疑一切,就是说真正的信仰需要在实践中建树,在质疑中坚定。

   中华读书报:在北大的时候您就是风云人物吧。当时还编过话剧?

   陈建功:其实我生性内向,甚至不喜欢什么风云人物,甚至说不上什么风云。但生在一个活跃的时代,只能说被风云所裹挟。比如介入了文革结束后第一本大学生文学刊物《这一代》的创办。其实是人家武汉大学77级、78级同学之首倡,他们也遭遇了更大的误解和打击。而在北大的我们,通过党委的沟通和理解,并没有成为问题。

   同时进行的话剧排演也一样,但那“演职员”阵容是值得自豪的。我是编剧,王小平、黄蓓佳在剧中扮演姐妹,她们后来成为了优秀的编剧和作家。当时出演父亲的刘志达,退休前是《光明日报》高级编辑,比他饰演的角色更赢得喝彩的一个角色是,1981年那次中国男排战胜韩国男排而引发的北大学生大游行,第一个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就是此公。话剧里的“男一号”李彤,当时饰演一个上访老人,毕业后成为了《人民日报》记者,他1988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红高粱西行》以及此后一系列关于中国电影的长篇通讯,至今还被电影界津津乐道。

   《良心》是我写的唯一的独幕剧,还是挺有激情的。戏剧性较强,几位演员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因为我在北京人艺跟着刘厚明蓝荫海学过写剧本,排演这戏时,还把当过演员的剧作家蓝荫海请去给我们导演了一下。记得上演时北大礼堂座无虚席,看完后观众还热情叫好。这部剧后来还在大学生汇演中得了奖。

   中华读书报:独立思考、质疑精神,大胆的艺术实践,这都是艺术个性形成的前提,但人们常说的、自蔡元培时代就倡导的“兼容并包”精神和这些是怎样的关系呢?

   陈建功:有了“兼容并包”,才有了对个性的容忍、欣赏和倡导。纷纭的思想其实是一个时代健康的前提,也是使我们更接近真理的前提。我后来到中国作协参与一些领导工作,秉持的也是这个理念。任何文场,作家们的思想歧见、个性差异、情感特质、艺术主张,林林总总,乃至朋友的圈子,岂不都如杂花生树,草长莺飞?作家间存在不同的文学观点是必然的,执着于个人的思考也是难得的。所谓“兼容并包”,至少应该容许别人讲话,倾听别人讲话,使自己在倾听中有所丰富和纠正,这才是文学界应该倡导的风气。

   中华读书报:不断有研究者总结“新时期文学”的各个阶段,请问您在这些发展阶段中,创作上发生过怎样的变化?

   陈建功:这种阶段的划分,见仁见智。据此才有关于文学历史的各种描述。作为亲历者,新时期文学有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伤痕文学。其挑战“文革”的政治胆量,使文学赢得了人心,当然它直面苦难的真诚也寻回了文学的价值。拓展伤痕文学的成果,就走向了问题小说。比如刘心武的小说《爱情的位置》和《醒来吧弟弟》,它们的敏锐令人钦佩,不少作品还有向人性挺进的深度。随后就是寻根文学……这种不断推进文学前进的努力,为我们积累了文学成果和思考的成果。

   中华读书报:很早就发现您对民俗学,特别是北京的平民文化,有探究和积累,也看得出您从平民文化中汲取了营养。

   陈建功: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启发除了来自寻根文学,还来自台湾文化界的一些思考和实践。比如那本《汉声》杂志,把我们的民间遗产如剪纸、皮影、秧歌再现出来,魅力四射。我记得兴趣是从阅读顾颉刚等人撰写的《妙峰山调查》开始的。当时参与妙峰山调查的五位学者,容肇祖先生还健在,我曾到干面胡同求教过老人家。随后渐次读了张次溪、李家瑞等关于旧京民俗的专著,也关注每年民俗学年会的研究成果。过去对北京民俗文化事象虽有所关注,稍稍读几本研究著作,就有茅塞顿开之感。

   其实对大众俗文化的态度,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天。几天前我和几个同学还讨论起郭德纲、岳云鹏。大众俗文化在文化市场活跃的今天,当然有复杂的情况,但一概斥以“三俗”,我以为是过于简单粗暴了。郭德纲、岳云鹏的相声里,有鲜活的平民思想,其实反倒是呈现了“卑贱者”的精神优势。当然我没法儿展开较全面的评论,但这使我们这个时代感染了一层人的快乐,难道不值得作家们去学习吗?

   真没想到,陈涌才是有关《白鹿原》的讨论中真正扭转乾坤的人!

   中华读书报:您有这么丰富的积累和认识,读者对您的创作还是非常期待的。但是《前科》之后,您几乎没写过小说。

   陈建功:是的,1995年,我调到中国作协任创研部主任。几个月后被推举为作协书记处书记。这以后行政事务越来越多,直到2009年年满60岁时退下领导岗位,一干就是14年,但那时我又在政协当委员,还做了一届常委。直到今年才算是退下来了。这几年也就是出了几本散文集而已。但愿重操旧业,还能写一点。

   中华读书报:担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时,您分管了好几届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评奖活动。还记得印象深刻的有哪些吗?

   陈建功:从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和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开始,书记处方面分管两个奖项评奖的人是我。也就是说,在我任职的14年间(1995-2009),这两个奖项的每届评奖,从《条例》的修订到评奖的全过程,包括新闻发布、颁奖大会,都是由我牵头的。当然从来也没有脱离过作协党组的领导、书记处集体讨论和大家竭尽全力的帮助。这不是客套,是事实。

   评奖的目的不是招得作家们追名逐利,而是通过某种鼓励,总结文学成果,提升文学界乃至全社会的情感世界和文学水平。我接手评奖的组织工作时,张光年、冯牧等老领导都说过,评奖的目的是“讲评”,评出奖了,是好是坏要到社会上评一评,要美誉,也要说不足。我认为,这是从文学全局乃至文化建设的大局出发的精辟之论。如果不吸取这些经验,一味只是追求评奖结果,甚至把评奖结果和地方政绩挂了钩,或者把评奖做成了“发奖”,某些所谓文学奖给钱就发奖。它的公信力就堪忧了。

   中华读书报:文坛常有声音,说某届评奖过程如何复杂,某部作品如何受到批判,某某作品幸亏评委力保……您怎么看?

陈建功:一,发现违规违法的,比如各种交易、请托、不正之风,应该向有关部门举报,维护奖项的纯洁性,维护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二,某部作品,甚至几乎每一部作品,都会受到评委们的评论,畅所欲言、直言不讳,是评委会上一个程序,一千个人里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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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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