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这个概念形成得比较晚，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由美国人提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进入这个学术领域。国家安全主要是指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这之前，虽然没有国家安全这个学术概念和理论，但是国家安全的问题一直存在。二战以来，欧洲在一体化道路做了伟大尝试，经济全球化也一度十分乐观，但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仍然占主导地位，主权和领土仍然是战争与和平的焦点，民族国家的地位和作用未见减弱，国家的安全和发展，仍是当代国际和各国最重大的政治问题。
国家安全是大战略研究的基本问题，恰恰也是晚清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晚清，容易从复杂的矛盾中找到主要问题，看清历史的主线和主题，从而客观评价历史事件、团体和人物。我想用 “国家安全史观”，从大战略的角度，探讨湘军对晚清国家安全的影响和其中的历史经验。
湘军诞生的内外环境
湘军诞生于晚清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之中。所谓“内忧”，指国内政治的稳定，所谓“外患”，即外部力量的入侵。政权是处理内忧和外患的主体。政权与国家的关系，既紧密相关，又不完全是一回事。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明之下，关系有所不同。民主制度发育完善的国家，政权更迭不会威胁国家安全，国家纠错和修复能力较强，政治和社会比较稳定。专制国家和转型中的国家，国内安全面临人民反抗和政权交替两大挑战。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人民揭竿而起，天下大乱，给国家带来的内战和分裂的危险，并给外敌入侵造成可乘之机。古代中国是专制国家，皇权即政权，朕即国家，继承人交替，政权更迭，都伴随着政治动荡和动乱，这是专制制度落后性、腐朽性的表现，也是要推翻专制制度基本原因之一。晚清七十年，太平天国、捻军，西北、西南少数民族起义，会党与革命，满汉矛盾，阶级矛盾和国内民族矛盾此起彼伏，一直威胁着王朝和国家的安全，在一系列内外打击之下，清王朝最终黯然退出历史舞台，中华民国脱胎而来。
国家安全的第二个问题是外部入侵问题。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央王朝与异族的战争有两类。一类是古代外部入侵，主要来自于北方少数民族，那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地缘性、结构性的冲突。以儒家文化为大背景，同一个文明圈内部的冲突和融合。即使是入侵者，或是事先就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或是进入中原后迅速学习认同儒家文化，虽然这个过程也充满暴力，但这是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长的各个民族，竞争合作，共处融合的过程。
第二类就是近代外部入侵，威胁主要来自海上西方列强。与以往的北方少数民族不同，列强经过了300多年的变革，创造了一种新的高级得多的文明，一种从价值到范式都完全不同的文明。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过去一切时代生产力的总和。强大的生产力和经济实力，使他们有了非常强大的军事实力，也有了文化的自信心和推动力。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这段时期的世界历史时代特征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这就是晚清的国际背景。
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代，主权问题之所以十分重要，是因为西方主要工业国，英法德意和美国，刚刚完成工业革命，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经济上产生巨大扩张要求；民族国家刚刚建立，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冲动；现代工业武装起来的军事力量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武装起来的殖民思潮，有极其强烈的征服欲望。这段时间征服土地和瓜分殖民地的狂潮席卷世界。这是一个西方列强对东方农业国家进行侵略和掠夺的时代。东方国家的国家安全，变成了前所未有的突出问题。近代历史上，一些重要的国家，因外敌入侵或战争失败而亡国或分裂。除了印度之外，还有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等。
要么变革自强，跻身列强，如日本；要么亡国，做殖民地，如印度。抵抗到底，保持自己的独立，中国只有这一条路；中国是个庞大国家，广袤的土地，沉重的历史，数十个民族，自然经济，宗法社会，包袱太沉重，积弊太深厚，实现整体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别是清廷和满族贵族统治集团，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封闭200年，从上至下沉浸在天朝上国虚骄自大的迷梦之中。缺乏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缺乏改革的愿望和能力，僵化腐败，死气沉沉，清朝被动挨打的宿命已经注定，延续两百多年的清王朝到了生死存亡之秋。现有的体制内力量已经无法完成捍卫国家安全的重大历史使命，体制外的湘军应运而生。
湘军恢复国内和平对国家安全有重要意义
湘军在历史上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败了太平天国、捻军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起义，挽救了清王朝，恢复了国内和平：二是发起洋务运动，推动 “同治中兴”，维护和延续了清王朝。现在，对后者的评价趋于一致，但对于湘军在国内战争中的胜利，争论仍然很大。在阶级斗争视角之下，湘军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是一支反革命的军队。这种观点，无论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都是成立的。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反抗暴虐、腐败的政府是正义的，这是儒家民本主义思想；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讲，搞阶级斗争，反抗压迫和剥削是合理的。
但是具体到晚清，太平天国起义这段时间，矛盾的双重性，决定了事物的双重性。民族矛盾逐步上升，阶级矛盾相对下降，中华文明与列强入侵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起义，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起义，爆发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遭受列强沉重打击，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刻，不仅有顾炎武讲的亡国与亡天下的问题，有晚清人士所说的亡国灭种的问题，还有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是否能够生存延续的问题。太平天国和当时其它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都是旧式的农民起义，跟历史上其他农民起义一样，始终是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除了打击旧世界以外，并不能推动历史进步，而且削弱国家抵御外侮的能力。特别是太平天国，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消极作用更大。《讨粤匪檄》说，“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曾国藩认为太平天国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连李自成、张献忠都不如。战乱不仅打击和摧毁国家的政权，而且对社会造成巨大破坏，生产力严重倒退，生灵涂炭、人民遭殃、文化浩劫、文明毁灭；极端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黑恶势力、流氓地痞，各种沉渣泛起，内部战乱成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障碍，成为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和隐患。
另一方面，列强征服和侵略中国具有强烈的掠夺性和压迫性，造成严重的领土的丧失和主权的破坏。西方文明作为与中华文明完全不同的异质文明，伴随着野蛮的暴力侵入中国，以殖民主义文化的姿态进入中国，造成强烈的民族情感的排斥，造成长期深刻的心理冲突。这些对中国国家安全和文明延续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七十年间，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受到沉重打击；沙俄趁人之危，割走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中法战争，法国入侵越南，入侵台湾，威胁中国西南、东南安全；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割地赔款；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被迫做出巨额赔款，争夺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爆发于中国土地上。二十一世纪初，中国面临全面的边疆危机，民族存亡危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晚清时期，国家政权掌握在满族贵族集团手里，他们享受着统治权和资源分配优先权，这种权力要求他们既要保卫自己的既得利益，也要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秩序，保障人民基本的生产生活，继承传统的文明和道德，所以这个统治形式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道德的合理性。这是政权稳定与国家安全的基本关系。即使少数民族贵族政权也是一样。戊戌维新时期有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保大清，还是保中国？”其基本含义是指满汉矛盾。其实满汉矛盾与国家安全的问题一直存在，咸同时期，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汉臣，站出来挽救大清政权，汉族官员力量还很弱小，清政权还有一定实力，现实需要和忠君观念使清朝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满汉结盟，这种结盟的理由在于在外敌面前，满汉民族利益有一致的一面。湘军保卫大清，也是保卫国家，保卫自己的信仰，保卫自己利益。
因此湘军与太平军的战争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镇压农民起义具有反动性；保卫腐朽落后的清王朝，具有消极作用；另一方面，结束战争，恢复各民族人民的和平生活，使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社会有了医治战争创伤的时间和空间。战争胜利稳定了清王朝的全国统治地位，使清廷作为一个职能健全的政府延续，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完整、内部安定的国家存在，保存了抵御外侮、抗击侵略的基本条件。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延续。这场战争也具有捍卫国家安全的性质。
晚清国家安全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清王朝在建立过程中和后来的文治武功之下，征服融合了周边少数民族，建立了疆域广大的多民族国家，对于这些后加入的少数民族大家庭成员，毛泽东曾经比喻为满族姑娘带来的丰厚的嫁妆。两百多年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清王朝功不可没，各民族对清王朝的历史认同也不容置疑，但是融合的时间还不够长，彼此的关系还不够牢固，特别是虎视眈眈的列强和周边一些国家没有停止过分化中国的图谋，如果在咸同时期，清政权崩溃，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定是命运多舛，中华民族大家庭或许将万劫不复。从这个角度讲，湘军崛起是天佑中华，是中华古老文明自救基因的复活。
湘军是抵御外部侵略的骨干力量
湘军在赢得与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战争之后，成为晚清国内唯一的劲旅，国家安全、国土防御的主力军队。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和太平天国的覆亡，清王朝经历了一段短暂的相对稳定时期。然而，进入19世纪70年代，形势又顿时紧张起来。俄国侵吞中国领土，法国、日本等国都先后挑起了侵略中国的战争。湘军主力裁撤之后，它的骨干和一部分老湘军留下来继续发挥作用，他们临危受命，在抗击外国侵略的战场上，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871年，中亚浩罕的阿古柏入侵新疆，沙俄乘机出兵强占我伊犁，扬言“伊犁永归俄辖”。与此同时，日本侵略我国台湾，东南海防出现严重危机。李鸿章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主张放弃新疆，“移西饷以助海防”。时任甘陕总督的左宗棠则力主收复新疆，主张“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清廷接受左的意见，任命其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876年，接近古稀之年的左宗棠临危受命，督率西征大军分三路挺进新疆。西征军的主力则是湘军骁将、湖南湘乡人刘锦棠率领的老湘军二万余人。经过血战，1878年1月，左宗棠就收复了除伊犁地区以外的新疆全部领土。在左宗棠、刘锦棠强大的军事支持下，曾纪泽在谈判桌上维护了中国的利益，签订《伊犁条约》，从沙俄手中索还了一部分领土和权益。清廷在收复伊犁后，于1884年在新疆建立行省，设置州县，新疆从此成为清王朝的行省之一，实行与内地各省同样的统治制度。新疆行省的第一任巡抚便是刘锦棠。左宗棠与湘军创造了收复新疆的伟大功业，对于保持国家领土的完整和多民族国家的团结，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法国也在西南边境和东南沿海及台湾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885年，法国入侵中越边境的镇南关，威胁西南安全。湘军王德榜部参加冯子材指挥的镇南关战役，扭转了整个中法战局，并导致了法国茹费理内阁的倒台。台湾是中法战争的另一个战场，湘军是抗击侵略的主力军。当时在福州前线布置战事的左宗棠，在没有轮船运输、没有海军护卫的艰难情势之下，派王诗正率三营亲军乘渔船渡海援台。孙开华、杨岳斌等湘军老将也都先后率部奉命赴台，抗击法军，取得重大胜利。曾国藩胞弟、南洋大臣曾国荃也抽调五艘战舰援台。淮系将领刘铭传在台湾抗法，所率部队也基本上是湘军。
1894年日本挑起侵华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朝廷起用湘军，于1895年1月任命湘军名将、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率六万湘军开赴辽东，驻扎在山海关内外。这是中日开战以来清王朝最大规模的一次出兵。刘坤一是继曾、左等元老之后的湘军重要统帅，号称“砥柱东南”。但是，战争整体上的失利态势已经难以扭转，湘军抵挡不住日寇的铁蹄，在山海关外的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地与敌奋战，但连遭失败。曾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率领三万湘军将兵出关收复海城，不幸也遭兵败。中国战败割台之后，留在台湾岛上的湘军将士与台湾民众一起抵抗日军，使日本军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湘军将士在台湾的战斗，为保卫台湾、保卫祖国，写下了湘军历史上可歌可泣的最后一页。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湘军对中国海军和海防的重大贡献和影响。人们都知道长江水师的前身就是彭玉麟和杨业斌领导的湘军水师。湘军裁军的时候，留下了水师，成建制地进入国家经制，改为长江水师，在几十年内成为维护长江流域稳定和秩序的重要力量。从江防到海防，从水师到海军，湘军水师的骨干人才、基本建制、制度经验、武器装备，成为清朝海军的基本力量和基础条件。湘军水师是清朝海军之母。
湘军的军事改革引领了晚清军事现代化
湘军为什么能够创造奇迹？晚清政治已经僵化了，体制内的八旗和绿营腐败，失去了战斗力。太平军生气勃勃，农民英雄人才辈出，瞬间横扫江南，但是内讧内耗太大，腐败得太快。在同一个时空，同一个国家，同一种文化中的三支军队，湘军胜出，既是偶然，又是必然。耐人深思的是，湘军在维护挽救清王朝的旧制度、旧体制、旧习惯的同时，也推动了晚清旧制度、旧体制、旧习惯的变革。
湘军是一支新创建的军队，可以说这是一只前所未有的军队。第一，湘军创建的目的明确，是打败太平军，勤王卫道，护国安民，政治上的正确，让湘军获得了朝廷的认可，士绅的拥护，农民的追随；第二，曾国藩一开始就明确了一个指导思想，要避免八旗和绿营的积习弊端，另起炉灶，建立一支新的军队。这就开辟了从实际出发，利用各种资源，自由创造和发挥的空间；第三，由于朝廷对汉臣的防范，湘军只能以营勇面貌出现，军饷必须自筹，军队必须少而精，要求更高，建军更难，逼迫湘军在多方面进行探索和创造。
曾国藩和他的军队，充分挖掘和运用当时一切有用资源，整合创造，自成一体，为我所用，务实管用。忠义血性的传统文化资源；朝廷需要和认可，政治上正确的政治资源；洋人之技和洋人之智的知识技能资源；观念相同和利益相关的士绅人才资源；中央和地方官场的人脉资源；战时经济带来的经济资源；血缘宗法关系资源和乡土乡亲的情感资源等等。湘军的建军思想、组织建制、战略战术、军民关系、治理教育、军事训练、军官选拔、士兵招募、军饷筹集、后勤供应、优待抚恤、武器装备、协调指挥，既有学习和继承，更多的是自己的发明创造。思想上武装起来，将士们组织起来，情感上融合起来，行动上配合起来了，湘军上下围绕曾国藩，形成一个整体力量。湘军的建设创造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
湘军最多的时候也只有十几万人，存在也只有十几年时间。但是它的影响深远。湘军现象的出现有时代的和历史原因。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不屈的民族精神和经世致用的思想方法和践履传统文化的湖南士绅是湘军产生的土壤。理学武装团队，团队率领军队。太平军打进湖南，湖南地处中国内陆，宋明以来义理文脉绵延，聚集大批忠义血性士子，早就做好了走向潮头的准备。湘军的胜利是思想的胜利，精神的胜利和文化的胜利。曾国藩个人起到了关键作用。曾国藩以学术立身，深谙理学原道和经世学问，心怀济世救时、勤王卫道的志向，有修齐治平、建功立业的准备，有内圣外王、追比圣贤的境界，没有他就没有湘军。
老一代湘军创始人，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去世之后，湘军集团的后继者，仍然对政局和国家安全发挥了重要影响。起初，朝廷在危难之际不得不重用湘军人才，让渡一部分权力，形成满汉分享政权的局面。宋明理学的背景，纲常名教的修养，“忠义血性”的要求和个人功名的追求，使湘军将领忠于朝廷，顾全大局。这种关系，加强了清政权的统治力量，有利于晚清政权的安全和国家安全。但是这种关系后来逐渐受到破坏，甲午战争的失败，凸现了朝廷的昏庸无能，对戊戌维新的镇压反映了清政权的保守本质，对义和团的利用和对列强的宣战，是清政权的倒行逆施，终于迫使汉族督抚以 “东南互保”分庭抗礼。朝廷权威一落千丈，终于陷入统治危机。“东南互保”实际上表现了汉族大臣在对待列强和外部事务上的不同意见，他们对国家安全的态度更加务实和有用，湘系老臣李鸿章、刘坤一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由于湘军的胜利，这一整套精神、思想、制度、经验和方法，不胫而走，成为中国近现代军队建设的宝贵经验。对晚清的军队建设、军事改革、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淮军延续了湘军的传统，自不待言，晚期刘坤一的军事改革，清末袁世凯编练新式陆军，民初蔡锷的《曾胡治军语录》等，都浸透着湘军的精神、思想和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