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文化内战”的困境与重返宏大叙事的探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0 次 更新时间:2018-08-20 22: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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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 (进入专栏)  

   本文为《探索与争鸣》“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第二期“重述中国:从过去看见未来”暨施展新著《枢纽》学术研讨会文章。

  

   施展“重述中国”的努力提出了一种“宏大叙事”。这样的论著很可能会面对一个现成的批评,就是对宏大叙事的质疑。经过后结构主义批判的冲击,主流学术界对宏大叙事抱有很强的怀疑态度,这种怀疑有许多正当的理由。但我想指出的是,哲学观、历史观和社会观的许多宏大概念实际上仍然在影响着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许多微观研究实际上是依托在某种宏观概念或宏大论述之上,只是未经反思地接受了某种宏大论述的前提,而那些未被言明的前提有可能是成问题的甚至是错误的。施展以及大观小组这个群体的相当一部分工作,正是试图揭示目前思考中国与世界问题中所依据的那些宏大概念和理论框架,对此做出批判性的反思,并尝试探索新的理论阐述。这种探索本身包括构建一些新的宏大概念和框架,其中会遇到许多理论上的困难,但我认为这是思考当代问题难以避免的挑战。

   当今世界几种主导性的宏大论述都陷入了某种困境,这也是西方国家出现日益严重的所谓“文化内战”现象的原因之一。我长期关注欧美的思想状况,一个特别深刻的体会是,那些旨在弥合多元分歧、达成共识的主流普遍主义理论都遇到了挑战。比如,基于普遍权利的公民政治理论遭到了身份政治的挑战,支持全球化的世界主义理论受到近年来强劲崛起的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思潮的挑战。在我看来,那种试图摆脱特殊性而达至普遍性的路途是行不通的。有人想消除身份政治来建构公民政治的共识,有人想避开民族主义来重申世界主义,这些思路用心良苦,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可能事与愿违,不是化解分歧而是加深了裂痕。在中国思想界也有类似的现象。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绕开宏大问题和论述来寻求新的共识?我们能不能依靠既有的理论框架来解决精神内战的问题?我认为不能。

   在中国的问题上,我一方面比较赞成赵汀阳先生的目标取向,但思路可能有所不同。我认为不能依靠一个“观念转变”,抛开民族国家的意识,直接达成“天下”理想。因此,我构想的新世界主义是所谓“经由特殊达至普遍”的思路,就是要重视文化与历史的特殊经验,通过批判性的历史论述重构,开掘出特殊性中蕴含着的普遍主义潜力,以此为起点来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新世界主义论述。在我看来,“天下”观念包含了某种世界主义取向的要素,但需要经过创造性转化,超越其特定的历史实践形态,才能在当代条件下获得发展。这种思路其实和施展有共通之处。

   施展这部著作的雄心是试图为应对精神内战的困境探索一种出路。在某种传统的宏大论述中,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要克服自身的特殊性,走向世界的普遍性。这种论述的问题在于,现代世界的普遍性被视为一种形而上学的非历史存在,其规范性标准是外在于中国的,而中国自身的特殊性是现代化需要克服的障碍。这种论述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严重的局限。中国的现代化是不是意味着必须丧失自身的主体性而走向“西方化”?这在实践上未必可行,也是很多中国人在理念和感情上都无法接受的。但维护独特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是不是意味着以决一死战的勇气抵御西方走“反现代”的道路?这在20世纪的德国“另类道路”以及日本的“超克现代性”实践中都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来设定论题和展开论辩,很可能会撕裂思想界,导致某种精神内战。施展重述中国的论题实际上包含了一种反转性论述:中国走向现代世界并不是丧失了“中国性”,反而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实现了中国的民族精神。同时,现代世界的普遍性并不是形而上学的存在,而是依赖于对各国历史实践经验汇聚的理论阐释。这个汇聚过程并没有终结,尤其是在中国深度进入世界结构之后,现代的普遍性需要更包容和更丰富的扩展。这个世界是包含中国的世界,现代世界的普遍性需要吸纳中国的经验以及历史教训。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施展需要借用黑格尔(那种在理论上相当麻烦的)历史哲学的框架。他的“重述中国”旨在揭示,中国的民族精神展现出的特征并不是隔绝于外部世界的封闭性,也不是与普遍性相悖的独特性。相反,中华民族的形成恰恰是在与各种“异族”之间反复互动遭遇的一个生生不息的历史过程。这种内部与外部的相互塑造,内部与外部边界以及涵义的改写与重构恰恰界定了中国的民族性,其中蕴含着普遍性的巨大潜力。同时,这种论述也试图将这个历史过程变为我们自觉的意识,由此开放出一种新的想象视野,就是中国可以非常积极地介入世界,尤其是介入现代世界普遍规范的共建,这是中国民族精神的自我实现,而不是自我异化。施展的论述就是要打开这种新的可能性空间。这也是超越精神内战的思想努力。当然,这是一种探索和尝试,并不确保它完全成立,但我们不应该一开始就拒绝这种可能性。而且其他学者也完全可能以不同的(甚至更好的)方式来探索这种可能性,提出自己的论述。

   当然,我们都在学术界工作,都不是缺乏学术训练的“民哲”或“民科”,大家都意识到,实现这样一种抱负的理论建构会有多么困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思考和工作仍然是未完成的。实际上,在大观小组内部有一些分工合作,包括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施展负责的历史哲学论述,最先呈现给大家。第二是几位法学学者在过去几年的努力,已经形成了一个关于中国现代性的法学理论论述,现在已经基本成型,但还需要找到更恰当的方式来呈现。第三是我自己负责的政治理论方向的论述。很惭愧,因为我自己的学力不足和懈怠,这个方向上的进展相当缓慢,只是在三年前发表了讨论遭遇论与新世界主义的一篇论文(其实是一个论纲)。当然,这个方向的思考仍然在继续,也是一个宏大理论。大体而言是构想一个由“疆界与遭遇”这两个基本范畴支撑的“广义政治学理论”,试图解释从“身体政治”到“国家政治”、直到“世界政治”的所有政治现象(因此是“广义”理论)。其中“疆界”的概念包括物理性的和非物质的(信息的、文化的和精神的)疆界,它是构成政治秩序的一个要素。

   现代政治的复杂性,在于疆界是多重的,而且同一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并不共享同一套疆界。而跨越疆界的“遭遇”也是政治的一个构成性要素,是政治变迁与发展的动力机制。这个理论构想说来话长,需要一个鸿篇巨制。

   如果能把这三个方向的工作都呈现出来,可能会更完整地体现我们这个思想共同体努力的成果。我们相信当今重返宏大论述的必要性,但也深切地意识到其艰巨性和可错性。在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努力总是具有“未完成的”的属性。对于目前中国和世界如此复杂和动荡的局面而言,只有韦伯所说的那种“假先知”才敢给出确定无疑的理论或终极解决方案。也正是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施展才需要与学界同行展开深入与诚恳的对话讨论。所以今天的讨论会绝不是一个新书的促销活动(promotion),而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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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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