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当代中国农民身份问题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8 次 更新时间:2018-08-20 16: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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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 (进入专栏)  

  

   编者按:《诗经》有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的农民正在走出旧体制给予他们的身份歧视和限制,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农赵树凯民目前正在体验和展现这种“旧邦新命”。对当代中

  

   晚近以来,“终结”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热门话题,不同领域的学者宣称历史的终结、民族国家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政治的终结等。但正如英国学者安德鲁·甘布尔(Andrew Gamble)指出的,“那些终结论的倡导者并不认为现代社会将会灭绝。他们所宣称的不过是理解这个世界的某些旧的方式、某些旧的行为模式以及某些制度正在走向终结,新的正在取代他们或者说已经取代了他们”。在农民研究方面,法国学者孟德拉斯也提出了“农民的终结”。他认为,传统意义上的自给自足的农民已经不存在了,目前在农村从事家庭经营的是以营利和参与市场交换为生产目的的农业劳动者,这种家庭经营体从本质上说已属于一种“企业”。一言以蔽之,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正走向终结。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上农民走向“终结”,似乎是现代市场体系演进所带来的普遍性后果。但如果将“农民的终结”放入中国独特的政治社会语境中,又在此之外,有着更为深长的意味。因为“农民”在中国,不仅附带职业和生产方式的特征,也指向特定的社会身份和权利义务关系特征。这种制度身份或者社会体制的终结,是中国“农民的终结”中更加意蕴丰富的问题。

  

   《诗经》有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的农民正在走出旧体制给予他们的身份歧视和限制,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农民目前正在体验和展现这种“旧邦新命”。因为传统农民身份的终结、新的公民权利的获取,并不仅仅是现代市场和现代社会的变迁所致,而更重要的,是与现代国家的构建(statebuilding)密切相关。“农民研究”也因为当下农民的际遇而具有更多的思考维度和更大的想象空间,成为理解诸如政权构建、公民身份、权利结构等众多根本性问题的切入点。

  

   一、历史情境与农民的命运

  

   农民的命运是一个历史命题,由特定的历史所塑造。其中,政治既是限定农民命运的重要主体,又是农民试图改变命运时所求诸的重要手段。

  

   中国历史上,农民的社会地位并非从来就低。在古代关于“士农工商”的“四民”之说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从政治和社会权利看,“农”仅仅次于“士”。在没有世袭贵族的情况下,“士”从“农”来,也就是说,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是从农民或农民的后代中产生的。汉魏九品中正制度的前期便是这样,那时的举荐制度其实主要是从普通的农户家庭中选拔人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是九品中正制度腐败以后的情况,用现在的话说,是因为干部选拔制度腐败、既得利益集团垄断权力导致的。科举制度兴起以后,农民的子弟重新成为官僚队伍的主要来源。在一些朝代里,“工”和“商”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而农民则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相较于中世纪的欧洲,中国的科举制度保障了社会上层的开放性。不少研究认为,这种精英阶层的开放,是对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结构的重要解释。

  

   农民除了接受既定的政治秩序,也试图通过政治参与来改变自身命运。从古到今,农民都是中国改朝换代的直接推动力量或者说决定力量。改朝换代的动荡过程,也是农民们命运分化的过程。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农民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命运。第一种命运是,连农民也做不成,直接成为朝代更迭的人工成本。那些在改朝换代过程中丢了身家性命的农民,不管他们保有怎样的追求和信念,都仅仅是牺牲和祭品而已。比如太平天国导致了江南地区人口剧减,有的地方甚至十室九空。第二种命运是,上升成为农民之上的“贵人”,进入社会统治集团。这是那些参加了“打江山”也得以“坐江山”的农民。这些人基本上成为农民的新主宰,也许还在想着农民,但是自己的统治和享受才是最重要的。远一点的如朱元璋、洪秀全之类,晚近也大有人在。第三种命运是,继续做农民,但是境遇得到改善。每次剧烈的社会动荡过后,土地兼并会缓和,财富悬殊会缩小,甚至会有轻徭薄赋的政策出现。

  

   所有那些挺身而出反抗既定秩序的农民,也属于鲁迅所言“为民请命”之人,不过是请命的方式与官员不同,是以更惨烈的方式进行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显然,他们是值得尊敬的。哪怕其在主观上是为了自己,客观上也为同类人争得了权益。从这个角度看,今天那些为讨工资表演跳楼的农民工、为某种申诉以自残相逼的上访者,其行为都有着重要的公共价值。因为,这是用特殊方式的斗争来维护和争取更多人的权利。但是,如果弱势群体常常依靠这样极端的方式才能取得政策改进,这显示了现存制度有明显缺陷。

  

   农民肯定是因为对现实不满才走向反抗、直面牺牲。他们轻易不会做出这种选择,因为这样的行为成本高、风险大。这种极端途径来表达和捍卫利益的方式,不论对于农民个人还是社会全体,不论对于政府还是民众,都是“双输”。怀着不满的农民之所以“舍生”以取“正义”,其原因还在于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制度上没有给他们留下有效的参与渠道来影响政治。如果什么地方农民的利益诉求表达还需用剧烈牺牲的方式——无论是群体性冲突还是个人化的抵抗,那么,这个社会的制度一定有很大问题,一定潜伏着危机。在民主和法治比较健全的现代社会,这种争取权利的过程应该更加平和,代价可以更小。

  

   从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历史看,农民在战争中的作用是显见的,他们的介入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决定了新政权之“鹿死谁手”。农民为什么会成功地被动员?这是很多研究关注和探讨的问题。通常的解释是,战争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农民是为土地而战。但是,考察革命进程,最能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是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但是这个时期的大革命却失败了。正如中学教科书所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但如此“轰轰烈烈”,又怎么会“失败”?此外,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迅速扩大,主要是在抗战时期,而这个时期基本上没有执行土地革命的政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A.Johnson)在研究中国革命时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试图从民族主义的角度作出新的解释,认为日本入侵所激发的农民的民族主义是促成共产党革命成功的关键因素。另一位美国学者马若孟(Ramon Myers)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十多年前,本人曾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与马若孟(Ramon Myers)讨论,他也认为,诘问非常有力,但新的解释则说服力不足。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Perry)也曾将中国革命中农民动员方式的特征概括为“情感模式”。但是,这仅仅是指动员的方式方法,仍未触及动员的内在机理。

  

   历史上很多宏大的农民集体行动仍难解释。如太平天国的主力是农民,同样,剿杀太平天国的曾国藩湘军也由农民构成。这两种对立力量的内部动员机制又究竟是什么?解释历史确实非常困难,不论是当局者还是旁观者。因为历史过程芜杂纷乱、气象万千,历史的内在逻辑难以辨清。首先,从事实本身来看,即便是当时当世,也有误读误解,甚至以讹传讹;对于后来后世而言,更是众说纷纭,难辨其真。宋人王安石在《读史》一诗中说:“当时黮黯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其次,即便事实是准确的,但事实背后的因果机制、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演化机制,要探求则更难。所谓“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难怪有人感叹:历史没有真相,只有道理。因此,在历史课题面前,即使无法达到陈寅恪先生所言“了解之同情”的治史态度,至少也应保持一颗谦谨敬畏之心,抱持一种开放的立场,使得在杂芜万象中不断接近“真相”本身成为可能。这种开放的态度由两种要素构成,第一是尊重所有人思考和表达的自由。任何人都不能、也无法垄断对于历史的解释。所有人的共同努力探究,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和内因;第二是保证分享信息的自由。垄断解释往往以垄断信息或者说封锁信息为手段。各种历史信息的充分流动,使人们得以在开放的信息中探索和思考、研究和发现,才能有社会思想的丰富和进步。

  

   二、“被动参与”与“被参与”:上层视野中的农民

  

   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当国家意识形态宣传农民获得解放的时候,其实农民很快陷入了新的困境,走上了被“集体化”的道路。这种困境的形成,有着历史渊源。

  

   新中国成立以来,围绕农民问题有若干政策路线的纷争。比如,合作化问题、人民公社问题、六十年代初期包产到户问题、“四清”和“社教”问题,“文革”中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农业学大寨,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从上层路线斗争中发起的,最后波及农民。仔细考察这些所谓的路线斗争,可以发现,有许多问题其实原本与农民无关,或者说是上层本身的种种权力斗争在把农民作为武器。在不少时候,农民被迫脱离自己正常的生产生活,被裹挟进上层的政治纷争——一会儿让农民批刘少奇,一会儿批林彪,一会儿又批四人帮,这中间还穿插让农民去评水浒、批宋江,让农民去批儒、评法之类。长期以来农民常常被推进一些不明就里、艰涩玄奥的“学习”、训导活动中。上层权力斗争在农民身上展开,变成了农民遭殃。农民在这个过程中是被“玩弄”的对象。农民屡屡被迫卷入政治游戏,却被排斥于游戏规则制定过程之外。这是一种不正常、不合理的农民与政治的关系。

  

   反思国家政策与农民的关系,其实教训不仅出现在人民公社时期,不仅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以后也走过不少弯路。比如在对待乡镇企业、对待农民进城务工、对待农村的土地流转等事务上,都有过若干政策失误。之所以这些问题反复发生,是因为还有更大、更深层次的问题在意识形态领域没有解决,在制度设计上没有解决。

  

   从农民到农民工,农民走出乡村进入城市,根本上说是农民对于旧秩序的反抗或者冲击。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对政府是个考验。是秉承既有政策让农民不出来或者少出来,还是顺应农民要求改革旧的社会管理体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相当时期内,政策导向是限制和歧视农民工的。虽然,当时政府的诸多提法和口号相当动听而响亮,但是,其实际行为却显示出,政府的既定思维还是试图改变农民,而不是改革制度。在这种思维看来,是农民又不听话了,甚至又犯错误了,需要管教。

  

   这种限制歧视的思维定式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背景,根本点在于对农民权利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十多年前,曾有领导人在内部会议的讲话中指责农民,说农民不安心种地、盲目流动,特别是在火车站横躺竖立,很难看,强调应该采取措施。这种观点与当时一些市民对农民的指责如出一辙。一些市民提出要限制农民进城,理由是农民工衣帽不整,随地吐痰,影响市容。这也是每有大型活动和节日就清退驱赶农民的重要思想基础。对城市政府来说,强调城市公共交通紧张、水电供应紧张、公共治安不好,把诸多问题都归结为农民盲目“进城”。随后,则是指责农民进城抢夺了城市职工的就业岗位,似乎城市失业问题也是农民造成的。各种限制歧视性的政策规定在所谓“有序流动”、“有组织流动”、“减少盲目流动”的嘹亮口号下纷纷出台。正是借着这些政策的张目,针对农民工的罚款收费、甚至剥夺人身自由的收容遣送开始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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