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洪:构建基于实践的渐进式改革方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 次 更新时间:2018-08-20 15: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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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光洪  

  

   改革方法是改革的组成部分,是决定改革成败的重要因素。从系统论出发,方法首先是一种方式、一种做法、一种达成目标的手段。例如某项改革是否推行的论证,常用数字说话、纵向横向比较这就是一种方法或手段。其次,方法是一种决策、一种思维。同样是论证这项改革,一般需提交多个比较方案,这个比较过程需要先验、现实问题解决、未来预判等作出方案选择。再有,方法是一种认识,方法即思想,与立场、观点构成一种思想体系,经典的即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皆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改革方法更是如此。只有从方式、思维、认识等方面来揭示方法及方法论,才能全面掌握、运用和丰富改革方法。

  

   一、渐进式改革方法来自实践并用于实践

   管用的改革方法来自实践,回到实践中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同改什么一样,走什么改革路子、具体怎么改,不是设计出来的,更不是照着书本来比划的,而是带有强烈的实践性,以及问题意识和问题指向。

   改革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1],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要么另辟蹊径、要么暂时搁置等待时机。“办法总比困难多”,已成为激励改革、推动改革、善于改革的实践动力,也是渐进式改革成功的关键。

   中国之所以选择渐进式改革道路,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先农村后城市,一是差别太大,工农、城乡、地区之间发展总体水平低下又不平衡,加之人口众多,这是基本国情;二是生产效率低下,全社会吃饭都成问题,群众已经厌倦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生活,这是改革开放前的现实状况;三是整个社会再也经受不住类似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捣腾,安定团结实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是改革需保障的前提;四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拨“洋跃进”虽然很快被刹车,但犯下的急躁病浪费了外汇、闲置了设备,这也是对冒进式改革的警醒。

   正因为来自实践,渐进式改革过程,就是摸透国情、熟悉问题、解决群众所需所期盼的过程,不仅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积小胜为大胜,而且凝练升华,形成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为主体的、内容丰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成果。

   具体到改革事项,更聚焦解决现实问题,并采取有助于问题解决的态度和手段做法。小岗村农民冒死按手印搞“包产到户”能成功,一大关键在于从公社党委到县委、省委直到中央,不是简单地否决,而是经过实地调研作出“干得好再向党回报、干不好收回来”“批你干三年”等表态予以支持。

   就其蕴涵的方法,小岗村农民敢于冒死搞“包产到户”和各级党委负责人敢于不怕丢帽子默认支持,首先是问题工作法,即大家都面临亟需解决吃饭这个基本生存问题,“包产到户”算是找不到更好办法而不得已的出路。可以说,问题倒逼改革、催化。其次是容错工作法,成与不成、好与不好,先等一等、看一看,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干得好再汇报、干不好收回来。再次是试点工作法,即“批你干三年”,明确一段时间来推进。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工作方法。尽管形势所迫、现实所需,但小岗村农民也好,各级党委负责人也好,面对现实、承认现实的勇气已经表现出来,思想松动、变革观念的胆识已经萌发,这种自下而上的思想准备、观念准备、实践准备为改革开放顺利推开奠定了坚实基础。

   之后在对待“傻子瓜子”和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上,上述方法或多或少都有呈现,由此形成了广为熟知的“摸着石头过河”经验,渐进式改革路子日渐成型和完善。

  

   二、渐进式改革的指导方法

   源于实践、用于实践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确积累了经验,形成了方法体系。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此前的改革方法自下而上、摸着石头过河,既有做法经验的盘点,也有方法原则的要求,集中体现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方法论;此后的全面深化改革则立足顶层设计,强调方法的重要性和可行性,集中体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

   邓小平改革方法论大体由三个层次组成:

   一是思想方法。思想方法是根本性的方法,是邓小平主导改革开放的指导性方法[2]。不言而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邓小平改革的思想方法的核心要义。改革就是要改变之前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把人们的认识从教条的框架中解放出来。不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改革无从谈起,破立无法下手。紧跟思想解放的,实践第一、实践先行,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坚定改革的信心,排除质疑改革、阻挡改革的干扰。进一步,在改革实质性推进中,强调战略和系统思维,注重全局与局部相统一、集中管理与因地制宜相统一。

   二是实践方法。立足客观实际推动改革,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实现矛盾双方的统一,进而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制度安排上,把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对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作出科学判断,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搞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一种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把公有制为主体与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结合起来,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释放了社会活力。具体操作上,采用大胆试验和稳步推进的办法,一方面鼓励敢闯敢干,另一方面要求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并且不断地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的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不要使小错积累成大错;采用先易后难和全面推进的办法,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第次有序展开,促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等改革相匹配;采用两手抓和两手都要硬的办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协调、共同发展[3]。

   三是评价方法。这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量化着改革进程和成效。改革就要动奶酪,必然带来不稳定因素,影响社会秩序安定。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把不稳定性、不确定性降到最低,避免不必要的社会震荡,既是推动改革的前提和保障,也是评判改革成败的关键。而触及改革本质、切合群众需求的“三个有利于”,直接为改革成败提供了评判尺度,厘清了改革的价值定位[2]。

   全面深化改革方法论依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总体上要注重改革“三性”,即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践工作中处理好“五大关系”,即处理好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大与步子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政策制定中把握好“五个关系”,即把握好整体政策安排与某一具体政策的关系、系统政策链条与某一政策的关系、政策顶层设计与政策分层对接的关系、政策统一性与政策差异性的关系、长期性政策与阶段性政策的关系等[4]。

   突出顶层设计,多元论特性的改革方法梳理归纳为:一元论强调,一切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既是改革应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方法论;全面深化改革,根本方法是坚持群众路线,发挥人民群众的改革主体作用。二元论指出,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辩证统一。三元论提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法。四元论认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正确处理好改革与发展、政府与市场、顶层与基层、经济体制与其他体制改革的关系。五元论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运用好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重新思维和底线思维等[5]。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6]。以问题导向为改革的逻辑起点,全面深化改革方法论又是一个系统完整、层次分明的科学体系,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改革最高层次的“元方法”,由此衍生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改革的系统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方法、利益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社会主体分析方法、价值评价方法等;为改革确定方向、立场和原则的“总方法”,包括指导改革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和根本方法,典型的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方法;解决实际问题、产生实际效果的“子方法”,属于操作层面的具体方式和做法,包括改革的认知方法、实践方法和评价方法[7]。

   无论是自下而上、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还是强调顶层设计、上下联动的指导,现有的改革方法富有思想性、理论性、原则性,有助于保障改革方向不偏离、改革思路不迷茫,但最大的问题就是脱离了实践,脱离了问题导向,缺少看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操作办法和管用措施。这从方法体系完善角度表明,改革的硬骨头之所以难啃,固然骨头很硬,还是因为办法不多、措施不当。推动改革、深化改革,离不开思想方法、理论方法的指导,离不开基本规律和基本原则的遵循,更离不开看得见、动得手的方式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

  

   三、渐进式改革的操作方法

   综合重大改革事项和操作实例,可归纳提炼出五大改革方法。

   第一,边界法。权力必须有边界,且受法律保护。无论是边界划定,还是边界调整,都属于改革范畴。对政府与市场两大资源配置手段,边界厘清、划定是前提,不仅尽可能界定政府主导什么、市场主导什么,而且对政府或者市场自身,不同层级、范围同样有界限。这既是改革的基本任务,也是基本方法。只有承认市场并建立起政府与市场的协同关系,改革才有动力,才能持续深入,才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没有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划定,仅就政府自我调节难以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极易陷入“一收就死、一方就乱”的恶性循环,这在计划经济时代被反复验证。进一步针对政府对资源配置权力的控制,无论是其内部的权力收放,还是让渡给市场,配置权力边界的扩大、缩小甚至彻底取消,直接关系到市场主体获取资源的权力、能力有多大,即政府管制越少,市场主体受到的束缚就越少、活力就越强。典型的是行政审批权限,其事项多少、资料准备多少、环节或程序多少、办理时限长短和地点、办理方式等都影响办事效率,制约或推动办理事项的进展和投入产出回报。税率利率汇率同样有边界,其调整时机、方式和调幅关系整个经济盘面,影响企业微观经营活动和家庭生活水平。边界法同样适合企业改革,尤其是占据市场份额的、多元化经营的集团,毕竟可调动的人财物资源量大。

   当然,边界法的运用在于适度掌握,包括方式、对象、幅度和时机等。例如个人所得税征收改革,首先是否改,主要由经济发展、就业和居民收入状况来决定,各类指标趋好可启动,否则须谨慎,特别防范收入被平均拉高来影响个人所得税调整;其次是以家庭收入还是以个人收入为计,起征点是高是低,直接关联税基,关系个人及家庭可支配收入和生活,影响个人对财富追逐的积极性;再有税率阶梯范围大小,阶梯幅度及对应的税率高低同样关系个人及家庭收入和生活。

第二,增量法。这是改革开放以来运用最多最娴熟的改革方法,即靠新生力量的发展逐步削弱、替代原有存量。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走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先有个体户、乡镇企业后有民营经济大发展。这不仅证明多种所有制经济行得通,更在于非公有制经济解决了国有集体企业改革后的经济增长、税收增加、就业岗位增多等实际问题。开发区建设更是如此,早先的四大经济特区兴办,接着的浦东开发,以及全国各地设立的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各类工业园区,无不是采取增量发展,逐步壮大,吸收改造原有的产能产业。与之关联的,城市建设同样走增量路子,要么依托工业园区,要么开发城市新区,吸引人口和教育医疗等资源聚集,并以优良便捷生活环境吸引老城居民转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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