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泉:法政视角:民国前期历史的新探索

——评《革故鼎新:民国前期的法律与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8 次 更新时间:2018-08-20 08:5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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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泉 (进入专栏)  

   在清末民初政治转型中,袁世凯作为政治家,“其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作用,集中表现在以武力威逼及提供优待条件的方式压迫清帝逊位的举措,及拥护‘共和”的政治表态,使中国顺利实现从封建帝制到民主共和的政制转型,避免了中外历史上王朝代谢难以避免的大规模战争和流血冲突。”(页267)辛亥革命不仅反满,而且带有掀翻两千年传统政制的根本性变革含义,牵扯面更广,触及的利益关系更多。如果袁世凯果真像革命派担心的那样去镇压革命,双方死亡人数将难以估量。但拥有军事实力的袁并未这样做,这是中国辛亥年间的政制鼎革能够顺利实现的重要原因。袁世凯的另一重要作用在于超越包括北洋在内的集团利益,在共和政权肇建之初维持了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稳定。当然,作为一位旧官僚出身的国家元首,袁世凯缺乏民主意识,思想陈旧,执政多有违反现代民主政治原则,存在较大的历史局限性,正如著名外交家顾维钧评价说,袁世凯对共和理念是不了解的,“他为人精明,长于应付各种人物,但从未想把才能应用在治理国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这一方面。”

   同样值得反思的还有国民党从革命党向议会党的两次转型。1912年3月3日,在宋教仁等人的努力下,中国同盟会在南京召开本部大会,宣布正式由秘密的革命党改组为公开的议会政党,从此进入公开的政党活动时期,成为民国初年的第一大党。宣布改组后的同盟会宗旨为“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孙中山当选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宋教仁、胡汉民、张继、汪精卫等为干事,内设干事部与评议部。改组为公开政党后,同盟会于广东、四川、湖南等省,暨上海、杭州、苏州、安庆、福州、天津等地设立支部,会员达55万人。同盟会领袖在事实上接受太炎“革命党消”的政治口号之后,即致力于章士钊倡导的“毁党造党”。在共和、统一等党成立之后,同盟会在临时参议院中的活动逐渐公开化,其性质也在此过程中逐渐改变。1912年8月24日,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公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四个党组建成国民党。第一届国会召开之后,经历各党之分化组合,国民、进步两党在国会内形成对峙,两大主流政党互动的格局开始在中国政治中形成。各种政象似乎都表明,民初政制将会沿着民主共和的方向发展,凭借议会舞台展开合法活动的政党政治时代已经到来。

   书中强调从政制转型的意义上讲,章太炎先生在武昌起义后提出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政治口号是可以并且实际产生了促成中国政治近代转型效应的政治呼吁。民初政党政治格局的形成,国人对共和民主政治的追求当然是主要原因,但太炎口号的适时提出,则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页219)然而,尽管有国会可能提供的参政机会,昔日的革命党人实施政党政治的热情并不高。以同盟会人士为例,真正对政党政治感兴趣的只有宋教仁、刘揆一等人,不仅人数偏少,而且在党内颇受压抑。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同盟会领袖虽然接受了“改会为党”的既成事实,但思想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革命时代,在“民国”已经建立的历史条件下,表现出明显的“继续革命”甚至“不断革命”的思想与行为倾向。“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开始改造国民党,打出“中华革命党”旗帜,重新制定党纲党章,使从前的国民党在一度改建‘政党’参与共和政治之后,又重新公开回到‘革命党’立场,在事实上摒弃了西方式的议会政治道路,国民党完成了从“议会党”到“革命党”的逆转型。

   通读全书,不难发现民国前期的政治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正如作者反复提到,政治史在传统历史撰述中曾居主导地位,但在西方新史学排斥政治史的取向影响下却滑至边缘。新史学拓展了历史研究领地,也带来了需要正视的“碎片化”问题。历史研究中的学科整合有多种选择,但就转型中的民国而言,由于政治在民元之后38年间已构成无处不见其身影的存在,套用“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极端表述法,似乎也可以用“全部民国史都是政治史”来强调民国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加上与其他历史部类的内在关联,政治史尤其是民初15年的政治史可望作为整合已呈“碎片化”趋势的民国历史研究、使之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学术进路。所以在笔者看来,法政视角的引入,不仅有助于观察民国前期的历史演变,对于民国中后斯的历史研究也是不无裨益的。

   如果对本书提出一些批评性看法,或许应该进一步拓宽全球化视野。近年来,海内外学者正在以一种非常开放的方式研究民国史,从政治到外交,从经济到社会文化,研究各个领域的历史学家越来越认为,那是一个格外多元与国际化的时代。但是对其开放程度和深度,仍然缺少一个整体性的描述。哈佛大学柯伟林教授曾经提出,“民国时代的中国历史是由它的对外关系的性质所界定、塑造,并且最终必须依此来解释的。”美国著名学者柯文所说的那种“着重于内部研究”、寻求某种有特色的“中国中心”的方法不一定适合于民国时代,因为“这一时代的所有大事都具有国际层面的影响”。

   日本学者川岛真的著作《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更是认为1912年新生的中华民国,不仅建立亚洲第一共和,“同时在国际社会展示其‘近代’性质,以便争取作为文明国得到承认,并以此作为支持自身正当性的根据。这对国家是一种磨砺,也显示出中华民国要在‘革命与近代’中寻求自己的正当性。”民国前期正是中国标榜“近代”、“文明国化”,在国内健全法律和制度以表现近代化,对外则努力提升国际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我们把民国前期的历史放在同时期世界历史进程中观察,也许会加深我们对那个转型时代的认知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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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2018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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