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西南联大与我们

——2004年1月5日审定,删节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05 次 更新时间:2006-09-25 09: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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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曼菱  

  

  主讲:张曼菱

  时间:2003-11-04晚7:00

  地点:北京大学图书馆北配楼报告厅

  主办:北京大学校友会•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北大讲坛

  

  主持人:

  北大校友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了三讲,今天这一讲的题目是“西南联大与我们”,主讲人是著名的女作家,也是我们北京大学78级中文系的校友张曼菱学长。张曼菱学长的代表作品有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中国布衣》,《北大才女》,《涛声入梦》,影视作品《青春祭》,《天涯丽人》,《涛声入梦》,《知青行》,《西南联大启示录》。她是第一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女性。出席今年报告会的还有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校友会常务副会长郝斌教授;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校友会常务副会长李安模教授。

  张曼菱学长这次来京参加11月1号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她的作品《西南联大启示录》的研讨会,我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找到了张曼菱学长,提出了邀请,她非常爽快的答应了。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张曼菱学长为大家做报告。

  

  张曼菱:

  同学们,你们好。我非常感谢大家来听我的讲座。我想起了大概25年前吧——我是78届的——我也像大家一样在学校里住校,晚上到处看什么地方有讲座就来听。我当时的心情也和你们一样,非常希望从导师那儿,从图书馆的书里头得到对自己最重要的知识。我想说,人一生当中我们永远都需要一种最重要的知识,除了我们的专业知识,还有一种最本真的知识,这种知识影响我们的很多决定,影响我们的道路,影响我们的命运,影响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这种知识会在很多关键时刻能起大作用。这种知识对于我们应该是共通的,是我们一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在孜孜以求,而且是无止境的。也许你的专业知识在某个方面可能已经富足了,但是,我说的这种最重要的知识它永远需要我们去寻觅和探索。我今天要讲的《西南联大与我们》主题不是一两个小时能讲完的,我想讲一讲的原因就在于,我觉得这个主题对于我,对于大家,它应该能够提供我刚才说的那种重要的知识。

  首先,西南联大是一个历史。这段历史和我们——北大学生——是有着直接关系的,就像母与子的关系,所以我很愿意来讲一讲。另一方面,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我是从中年以后开始的,它就属于我刚才说的那种可以孜孜以求的对我们最重要的知识。第二就是这种知识里边很大的一个含量是“历史”,历史决定着我们一个人、一个家庭或者整个民族的一个起点,你是从哪儿开始的,以后的走向如何,在整个世界上的形象如何,就像照镜子一样,可以在历史中找到一个参照形象,所以历史对我们很重要。但是不是所有的历史和知识都是那么现成的,不是在图书馆里、在我们导师那儿、在一教、二教听讲座可以听到的。像西南联大的历史,还有一些其他宝贵的历史,它们会被某种“沙尘暴”或者“大雾所”笼罩,我所指的沙尘暴和大雾不仅在自然界里有,在人类的文化生态上它也会经常发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件事物会掩盖另外一件事物,历史曲折的道路,它会有各种阴影。西南联大的历史就是这么一部到现在为止还发现得不够、张扬得不够,大家认识得也不够的一部历史,这也是我今天要讲西南联大的第二个原因。

  我自己为什么要来做这个西南联大(启示录)?为什么要来发现它、要来认识它、要来考证它、要把它再现出来?很多真实的历史,除了我们在图书馆里能够寻求到的这种历史真相以外,还有很多被掩盖、被切割甚至被歪曲的部分,这种真相经常会在我们身边点点滴滴地冒出来。我是生长在昆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喝点小酒,就让我跪在凳子上拿一个筷子蘸一点,挺辣的。然后听我爸讲,在抗日战争时期,昆明就来了一伙北方的名人、学者、教授,他们穿着长衫,穿着皮夹克,胡子留的很长,说看不到胜利就不刮胡子。那些大学生们背着斗笠,下雨就戴着它,浑身都淋湿了,非常节俭。由于他们的到来,昆明城的很多有钱人家就不好意思再穿绫罗绸缎了,那些小姐们太太们都把绸子衣服收起来了,说国家有难了,日本人来了,一看这么多大名人都从北京来了,都穿着布衫,打着补丁,走在街上都那么朴素,我们还怎么好意思再穿这种花的绸子衣服呢?昆明人把那些老师学生请到大户人家去做客,并让孩子出来,让教授指点指点。教授一看就说:“那个脚,放掉,放掉,怎么还缠着脚?!”又说:“上学,上学”。大人就说,已经订婚了。“太小,不订婚了,上学”。就这样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我的母亲就是一个被缠了足后来又放掉了的小姐,然后跑出去上学的。这改变了我父母的命运,他们后来自由恋爱,而且一生都被这种民主的光辉所照耀,他们经常去听课。潘光旦先生就瘸着一条腿跑到我母亲上学的女中,拄着拐棍讲“优生学”,那时候中国谁敢说什么优生啊?他讲怎么样能够把下一代生得更优秀,这个潘光旦还经常一个单拐打篮球。大家都去看,不是因为他篮球打得好,看什么呢?潘先生有一句话:“正常人能做的我都能做”。就是这种毅力、这种精神照耀着整个昆明城,也鼓舞着我父母的一生。抗战胜利后老师们就回去了,这之后整个昆明城也就变得封闭起来了,后来解放后又经过了其他的事情,变得跟所有的城市一样了。

  但是,我父母一直在怀念着这群很优秀的老师和学生。我母亲当时在女中上学,她的老师是一个西南联大的学生,当时靠教书来勤工俭学。她的老师鞋梆和鞋底是分开的,拿绳子捆在一起。她们都看见老师脚趾头都露着,老师跟她们讲东北怎么样,东三省沦陷了,当了流亡学生。到了北大以后,我就很关注西南联大非常详细的历史,但是由于很多原因这段历史没有被完整的发现和整理。一直到我毕业了,后来当作家,又到海南下海,再到1998年被家乡云南省“人才引进”,我一直惦记着这件事。回去我第一个愿望就是要做西南联大,因为我觉得可以报效我的母校北大,也可以报效我的家乡。我觉得这种寻觅、发现是从我们身边的每个事情开始的。每个同学都能从你们的父母口中听到各种各样的话,这种话里可能就有一个真实的历史在那里。你们如果思索和寻觅下去,也许就会发现很多珍贵的、可以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的事情。我也不光是因为小时候就不断听到这种传说,也不光是因为一时的兴趣,自己感觉大学毕业以后,经历了国家前进得最快,也是变革最多的一个时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在一个社会转型的时候,投身和参加于那种促使旧的和不合理的东西消亡的活动中来,并促使新的、合理的、有利于个性发展和社会民族生存发展的这些东西,促使这种新的东西诞生并推动它壮大起来。我觉得寻觅西南联大的历史就具有这样的意义,也能够实现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以上这三点就是西南联大和我,和我们今天的一种联系。

  第四点我想说的就是西南联大是一个大学史,它告诉了我们大学是干什么用的。你们说说大学是干什么用的?大学就是为了上研究生,为了出国,对吗?我觉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办大学,集它的财力物力,把优秀子弟选拔出来,花费无数父母的苦心,无数师长的心血,还有个人的努力,这是为了什么?我觉得大学就是要为这个民族培养出那些站得最高,望得最远,最能够为这个民族求取生存的,取得最良好地位,能够保护这个民族、能够发展这个民族,使之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的一些顶天立地的栋梁之材,一句话,大学是培养有力量爱国者的地方。我说的爱国者不是针对一个国体,一个机制而言的,而是针对形成一个国家、民族最广大的整体利益。大学是做什么用的?这一点西南联大给予了我们最好的回答。中国的教育历来就有师承,有一个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技能以外,他还要学道,道就是真理,道理。我想还是通过几个故事来讲我的观点。

  西南联大的第一个故事是关于“气节”的。气节这个词,应该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独特的素质吧。因为在欧美的军队,比如说被逮捕了,成了俘虏就没有责任了,就不存在什么叛徒。但对中国人来说,就存在着一种气节问题。所以西方人很不明白,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时期,很多时候中国军队已经被包围了,在实力上根本不可能打败人家,但是中国军队屡屡地是“以卵击石”,要死掉。这在理性上完全属于盲目拼命,因为中国人认为:如果我不能保卫我的祖国、我的民族,我就必须用死来洗雪这样的耻辱。这是二战时很多国家的军队都感到很疑惑的,中国军队在被围困的时候,在没有胜利的希望的时候还要战斗,为的就是这种气节。

  西南联大的第一个故事就是联大的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就是他确立了“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人文作风,他也是我们的国学大师。他们家是三代爱国,他的父亲陈三立是一个诗人,他做的旧体诗在京城非常有名,日本人占领东三省,打进北平以后,占领了古都,所有的人都要有良民证,到城门口就要鞠躬,不鞠躬就要被抓,鞠躬是什么意思呢?日本人能得到什么好处?他们要的是屈服,屈辱,挫伤这个民族,使之失去锐志。这时陈三立老人就绝食、绝药,谁劝也不行。这是季羡林先生给我讲的,陈寅恪是季羡林先生的老师。陈三立老人就这么绝食而亡了,因为他觉得自己老了,不可能去保卫祖国了,而国家已经沦陷了,他不能承受这样的耻辱,就绝食而亡。这时日本宪军队送来了请柬,来请陈寅恪教授, 因为他们知道在京城的学界,陈先生威望很高。日本人非常懂得中国文化,他们知道如果把这个领袖屈服了,这些文化人就没话说了,请帖是请陈寅恪到日本宪军司令部做客的,先生一看,如果拒绝,肯定要被迫害,他还要再活下去,他要完成他的史学的任务。他认为必须从史学上来帮助中国,来救国,这是他的责任。所以在父亲的丧事还没有办完时,他就悄然地离开了京城,汇集到了西南联大这支队伍当中。西南联大这批学者,基本上都是带着一种感情离开古都的。像闻一多先生,就是日本人打到城外时,拿着几本书,带着孩子就走了,走到路上碰见臧克家问他那么多名贵的书怎么全部抛弃了,闻一多就说:“国家大片大片的国土都丢了,我几本书算什么呢!”这种时候,他依然是不失其态。其实当时如果留下来,日本人承诺:继续教学,照样保证教授丰厚的年金。作为教授,像闻一多可以有两个抄文的书记,有保姆,有厨师,还有洋车夫,那种舒适的生活还可以继续下去。可是他们不能接受,宁愿带着一桶饼干,带着孩子,夹着两本书上了船,就混入了难民的队伍,滚滚向南去,绝不在沦陷区,绝不留在原地替日本人办大学。众多的教授都是这样就离开了清华、北大。有一位没走的,就是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蜇,但是八年来没有去日伪的大学里教过一天的课,他就靠在街头卖自己家里的古董,卖完一件吃一段,吃一段时间又去卖,决不去上课,决不低头,这是任继愈先生给我讲的。后来抗战胜利归来,到北平以后,三个大学就有一个共同的约定:凡是在日伪时期,作为教授在学校里讲过课的,一律不再聘用。这说明什么?说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教授,你必须有一种人格的含量,你必须有气节,你不能逮着谁都上课,你不能国家沦亡了,作为一个亡国奴在上课,那样你就没有资格作教授,所以就不聘你。

  这种人格的含量是贯穿在西南联大历史的。同样是“气节”,它有各种个性,体现形式不同,像吴宓先生就不一样。吴宓先生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他不像闻一多先生作为诗人那样张扬,他性格比较内向,很真挚,有的时候还不被人理解。著名的《吴宓日记》我建议你们应该看一看,那是一部最真实的历史。里面写到,当时炮弹攻击北平,他坐在被子里边,墙在震动,他坐起来,他觉得炸死也无妨啊,但想到自己在这个时候对国家一点用也没有,活着有什么意思呢?他就非常痛苦,就问自己。实际上吴宓先生是哈佛大学的学生,完全可以出国,可以穿着西服革履,到国外继续去咖啡厅,追求异性,过一种很舒服的生活。但是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他想到的是做一个中国人,不能救国家,活着就没有意思,就非常痛苦地责怪自己。后来学校要往南去,可以继续为国家培养人才,他就非常高兴,总算还有一个报国的出路。坐在火车里,满车都是日本人,那些日本军官在火车上肆无忌惮,他们没有想到这些沉默的、穿着蓝布衫的、非常谦和的教授,行李藏在不起眼的地方,他们到了南方以后将要培育人才,要为这个民族而奋斗。那个阴沉的早晨离开北平的细节,那种心情,吴宓先生用一首诗记下了。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这就是他们对侵略者的态度。学生也是这样,转移到了长沙后成立了一个临时大学 ,学生多次发生争论:我们现在还应该上学吗?我们应该去打仗,作为一个有血性的男儿,跟我们同龄的人都在当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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