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进:反思“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论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 次 更新时间:2018-08-17 01: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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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进  

   上一世纪80年代,我自己在美国求学时,便发现“中国哲学”一门不是安置于“宗教系”,便是“东亚系”;摆在西方正统的“哲学系”极为罕见。任教“中国哲学”的先生,对于无法侧身于西方哲学的名人堂,尤其耿耿于怀。

   又,法哲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在2001年访问上海时,迳谓:“中国没有哲学”,骤然引起学界轩然大波。哲学人士尤其感到不平,唇枪舌剑,异常热闹。究其实,这是典型哲学上的“假议题”(pseudo problem)。

   其实,德里达的论点远绍19世纪的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但在20世纪里远早于德里达,我们的自己人傅斯年(1896—1950)在1926年业已宣称:

   “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多谢上帝,给我们民族这么一个健康的习惯。”[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傅孟真先生遗著编辑委员会编,《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第4册,页473]

   “哲学”一义,在近代哲学发展的过程,颇为周折,因是变得言人人殊;处于今日学术多元化的社会,要求其执一不变,委实不易。在中国的语境,傅斯年极早便敏锐地观察到:

   “我们中国所有的哲学,尽多到苏格拉底(Socrates)那样子而止,就是柏拉图(Plato)的也尚不全有,更不必论到近代学院中的专技哲学,自贷嘉(Descartes)、来卜尼兹(Leibniz)以来的。”[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傅斯年全集》第4册,页473。按,傅氏这里提到的“贷嘉”,推测应该是指笛卡尔(RenéDescartes,1596—1650)]

   傅斯年的理据盖如此:

   “大凡用新名词称旧物事,物质的东西是可以的,因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为多是似同而异。”[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傅斯年全集》第4册,页473。按,胡适虽已撰成《中国古代哲学史》出版,但他后来撰述中古部分时,却不取“哲学史”之名,而改冠以《中国中古思想史》,应与傅斯年的意见有关。参见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1971)。傅斯年对“哲学”的理解,暂非本文的要点]

   傅氏曾留学德国,他的说辞无非在呼应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的论调:迥异于自然的事物,历史与文化的知识具有时空的约制,必得因时制宜,方能蒙其益,而不受其害。

   作为胡适(1891—1962)的高足——傅斯年反对胡适把记载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书,称作“哲学史”,实有见于此。多年后,胡适在“傅斯年逝世两周年纪念会”(1952)特别点出:傅氏并“不赞成用哲学史的名字来讲中国思想,而主张用中国思想史的名字”。[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胡适等著《怀念傅斯年》(台北: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页4]

   析言之,“哲学”一词盖属舶来品,而晚清以降,中国哲学的发展摆脱不了西方思想的影响,甚至达到形影不离的地步,这已是当今学术界的基本常识。民国初年西方哲学移植的成功,无形鼓舞了中国哲学和西学与时俱进。

   自此,西学若有风吹草动,中国哲学必将随之起舞。是故,中国哲学为了迎合“苟日新、日日新”的潮流,便凄凄惶惶,无所安顿。

   因此,近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呈现了两项特色:其一,外来的欧美哲学思潮变成疏通或衡量传统思想的准则、或解释的架构。这与中古时期佛教借径固有的儒、道思想以方便传布的手法,截然异趣;好友刘笑敢(b.1947)特称之为“反向格义”,确有所见[刘笑敢,〈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以老子之道的诠释为例〉,刘笑敢主编,《中国哲学与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辑,页10-36]。另项特色,即藉着梳理中国传统思想,以开发新时代的中国哲学。职是之故,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与近代中国哲学的开发,遂密不可分。

   之所以造成如此的景象,盖其来有自,必须追溯清末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轨迹。举贺麟(1902—1992)在1945年发表的《当代中国哲学》为例,他谈到近五十年中国哲学发展的几点特征。

   其一,便是西学持续不断地左右中国哲学的构作;另外,重新整理中国哲学史。二者复交互为用。而民国以来所谓董理中国哲学史,其概念架构甚为倚重西方流行的哲学,因此呈现新旧轮替的现象。贺氏的论点直迄今日犹是有效的观察。总而言之,本世纪“中国哲学”与“西学”的关系,大概只能用“夸父追日”这句成语方足以道尽其中原委。

   这由清末进化论的引进、20年代胡适鼓吹实用主义,迄至当今令人目眩神迷的后现代主义等等,居中除了夹杂不同阶段西方文化霸权的驱策,都只能看作是时尚的差异。值得警惕的,当上世纪80年代,西方哲学界对本门学科产生危机感;这种危机意识像瘟疫般地蔓延到其他学科,令得满怀虚心、登门求教的哲学工作者,茫然不知所措。

   今日处于后现代的氛围,“哲学的死亡”(the death of philosophy)或“哲学的终结”(the end of philosophy)的呼声,业已喧嚣尘上。90年代,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便直言无碍:

   于奎因、维特根斯坦、戴维森和怀若本诸哲手里,“意义之死”(the death of meaning)同时意谓着“哲学之死”(the death of philosophy),而哲学并无法拥有自成一格的方法。

   因此,对所谓“哲学的合法性”尤不知所云!

   西方哲学渊源流长,林林总总,互有侧重,各有变化。举其大要,略可分作三大宗:形上学(meta physics)、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知识论(epistemology)。但在近代这三大宗均渐次消溶,甚至蜕化成无主(无实质内容)之学,在后现代尤为显著。

   首先,传统哲学里占大宗的本体论,早先经过康德批判哲学(critical philosophy)的洗礼再经20世纪上半,逻辑实证论(logical positivism)和分析哲学(analytical philosophy)联袂围攻,殆繁华尽褪。按逻辑实证论乃是坚决反对形上学的,其代表:德国的卡纳普和英国的耶尔(Alfred Jules Ayer,1910—1989)便本诸“可验证的原则”(verifi ability principle),以两篇驳斥形上学的论文语惊学界。前者的〈从语言的逻辑分析祛除形上学〉,和后者的〈证明形上学的不可能〉,皆曾传诵一时。复加上欧陆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迄德里达“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一系下来的解构,西方形上学已剥落得体无完肤,恰仿若民国的新儒家将传统蕴涵丰富的儒家文化,化约成一息尚存的“惟精惟一”之旨。

   而知识论亦先后受到怀若本、罗蒂等人猛烈质疑,必须重起炉灶。而道德哲学也从“规范性伦理学”(normativeethics)往“后设伦理学”(meta-ethics)推移,以描述性、分析性取代价值取向的道德学说(即所谓“语言的转向”[the linguisticturn])。20世纪初穆尔(G.E.Moore,1873—1958)的“善的不可界定说”(theindefinabilityofthegood)足为典范的示例。

   其间,虽说《正义论》的罗尔斯(JohnRawls,1921—2002)异军突起,拟力挽狂澜,但整体的趋势确是往后者推移的。况且,自“结构论”(structuralism)起而发难,亟解消人的主体性(subjectivity),至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力倡消除“人”(man)的概念;尤有进之,对解构论的大宗师——德里达而言,反形上学和反人文主义乃系携手并行的。所以他自是不会轻易放过“人的终结”的议题。视此,固有的传统“人性论”遂无所挂搭,传统道德学说因是遭逢存亡危急之秋,受伤尤其严重。这的确是令人忧心如焚的窘境。

   是故,今日的西方哲学,已变成概念或语言解析性的工具,而近乎无实质内容。职是之故,哲学鬼才普南(Hilary Putnam,1926—2016)抛出“没有本体论的伦理学”(ethics without ontology)。后现代同调的罗蒂会提出“没有原则的伦理学”(ethics without principle)、或“没有实质或本质的形上学”(metaphysics without substance or essences),就毋足为奇了。诚如西方哲学史名家帕斯莫(John Passmore,1914—2004)所说的:

   “至少我们有合理的信心,许多当前我们视为哲学问题的,在未来,却未必见得如此,虽说当下我们并不能预知那些会落得如是。”

   至此,西方哲学唇亡齿寒。而所谓中国“哲学”,遂亦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析言之,西方哲学显然是中国哲学“合法性”(legitimacy)的参照系,无奈前者自身在现代语境凄凄惶惶,若丧家之犬。因此,便无所谓“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取舍准则。再说,若经维特根斯坦“家族类似性”(family resemblances)的启示,“哲学”一词所涉,绝非亘古执一不变,而是因时制宜、互有出入、多元多样的。故传统本质性的定义(essential definition),早已为人弃置不顾,而必须改弦更张。

   关键的是,百年来中国哲学与西学恒呈亦步亦趋的状态,但借外债总需偿还,何日才能独立自主,发展出有自己特色的思想,方是当务之急!回忆年轻时,对中国哲学的走向过度仰赖外来资源,时有省发,但哲学究竟非我专业,之后遂无暇多费心思了。近年学界复发一股“中国哲学合法性”论辩的热潮,不啻提供了一个及时阶段性的省思,容或是中国思想(或哲学)迈向康庄大道的好契机。

   作者系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载自《文汇学人》,注释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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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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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乾元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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