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凯:宏大叙事中的历史与历史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7 次 更新时间:2018-08-17 00: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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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凯  

   我前些天在海南三亚附近参观过一处正在发掘的考古遗址工地,那里在2015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据正在工作的考古队员介绍,这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对于了解海南岛史前文化、族群变迁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其中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找到了史前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墓葬遗存,大致情况是这样的:在大约五六千年前的地层中发现了屈肢葬,就是死者身躯呈卷曲形态埋葬的墓;而在这个墓葬之上更晚阶段的遗存中,墓葬的形态就表现为直肢葬了。

   通常我们认为葬俗是族群性的一个重要表现,那么这种史前考古中丧葬形态的历时变迁,就产生了不同的解释的可能。比如这个案例,我可以把它解释为,可能原来使用屈肢葬的岛屿土著居民生活在这里,而后来别的地方的人群扩张了过来,从人群或文化上取代了原有的居民,丧葬传统的不同是族群变迁的反映。因为没有文字记录这一事件,这就为考古发现留下了很多解释的可能,我的这种说法也许就是可能之一。然而,大家知道,土地和人的关系,是民族主义的重要议题。考古通常被认为是科学的、有实在性的,而史观则是主观的、社会建构的。

   施展在书写历史的时候很有勇气,他试图在一种宏大叙事中赋予历史一种包含着某种意志的行动力。事实上,历史解释往往交织了特别多的东西,不仅过去的和当下的因素总是混杂在一起,而且历史书写本身就是一种观念的生产。比如今天我们谈边疆,它对帝国来说不是“问题”而是常态,但是在今天就成为了“问题”。而隐藏在边疆问题背后的,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现代性的后果、特定人群的观念与心智结构等因素。这些都跟历史有关系,但也可能没多大关系,而是将历史用时空错置的方式运用到了现代观念的表达之中。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知识构建,每一个历史书写者、理论的建构者都在重新解释历史,民族构建行动主要的文化工程就在历史书写里面。于是,我们时而陷入一种历史叙事的困境,横亘在不同叙述话语之间的,可能是几乎无法弥补的鸿沟,其背后则是重新书写和解释历史的各种力量。

   解释历史的每个行为主体,都有自身的取向。如经济上代表全球化的与反全球化的力量;价值观上代表普遍主义的与代表特殊性的力量;阶级意义上代表精英的与代表底层的力量;政治秩序上代表支持民族国家的与反民族国家的力量,以及鼓吹革命的与怀念帝国的力量,或支持本地的、族群的、宗教的认同的力量等等,不一而足。在这个混乱的图景里面,我们是否能找到一种共识,协调各种立场的知识生产,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施展做的这件事情,有足够的价值自觉。在发表之前,他对自己可能冒的某种学术风险是有预估的,尽管他仍然在整个叙事中表现出了某种摇摆性。这可以理解。这种摇摆不仅来自于他提供的历史解释,恰也来自于历史解释本身的不确定性。在我看来,这种摇摆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没有自信,而是意味着知识分子创造知识能力的局限性。很多时候,我们读到的东西,也包括我自己写的东西,最后总是免不了有一种嫌疑,就是对核心问题并未想清楚,只是靠卖弄学识提供一种不完善的解释,尽管可能书写出一些美丽的思想片段以及激动人心的句子。这种书写或许可以打动市场,但是对回答真正的问题还不够。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施展提出了一个好问题,但一个人一本书远远没有达到能回答这个问题的程度。特别是对书中我比较熟悉的边疆这个部分来说,施展的工作还很不够,所以我还是要提出这个问题。

   在几次会议上,当他遭到批评的时候我都维护他,因为他表现出一种难得的理论雄心或野心。现在我们的知识生产越来越技术化,我们做了很多文献综述,但是又怎么样?我们经常回避很多最难回答的问题,不仅是因为没有这个勇气,怕得罪人,怕有风险,更多的还可能是因为知识能力的不足。在立场问题上站队是容易的,不站队反倒很难。其实施展的摇摆性就是我的摇摆性,也是很多人的摇摆性。但这并不能掩盖施展做出这个努力的价值,因为我一直觉得,在知识生产精细化的今天,我们反倒需要一种大叙事,它能激发我们的想象力,激发我们的思考,否则我们就太过精细化于咖啡馆里的知识专业对话了。

   施展谈到的边疆问题,有些论点是非常有意义的。比如他谈到国家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变化,帝国的边疆是流动的,帝国能够做到在精神上对边疆的掌控,但现代民族国家就可能比较难,尽管民族国家的物质控制力量更强。施展试图定义中华文明的精神性,他感受到这个文明还是有强大的精神内核的,文明精神的鬼魂一直在游荡徘徊,一直没死过,始终保持一种神秘的生命力。这种听起来很神秘、很巫术的说法是有意义的,因为不管帝国形态怎么变,中华文明的大体系、大秩序始终在那里。

   事实上,现代中国作为民族国家把国家力量推进到国境内的每一个角落是1949年以后的事,但这也可能全部切断了整个地方性的生活经验。一家的厨房可能是跨国的,这种现象在西南边境很常见,却不符合民族国家的主权原理。民族国家体制是现代性的后果,我们无法回避现代性的压力。在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里面,都包含着怎么适应现代性的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是现代性不足。权利法则在没有制度化之前,没有办法实现法治,权利没办法落地,因此只有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政治组织才能在这样的超大规模的社会里建立大一统秩序。

   这样的历史实践意味着什么,这是关键问题,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并不是仅仅靠某一种普遍价值放在那里,给我们一个现成的价值坐标,我们在这种坐标下行事就能解决问题。在多样性理论中,一种张力始终是存在的,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张力。普遍性的相对性和特殊性的相对性,都是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我一直没给施展的著作提出多少具体的建议,是有意为之,因为我们如果单纯从某一个学科出发,就可能以偏概全,一叶与森林的关系就会出现。一旦陷入这个思维,那施展作品中真的可能是“千疮百孔”,包括对一些文献的误读。但换一个角度,这重要吗?把这些问题放在一种新的视野里面思考,激活我们今天对政治、社会、经济、历史各个方面的重新思考,这或许才是最重要的。

   最后一点,边疆问题在今天的核心表现就是民族和宗教。当然边疆也包含着它的阶级和生产方式问题、社会转型的问题等,这些问题也许和内地都没有什么区别,但是通过民族和宗教问题就在文化方面表现出特殊性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讨论文化的时候,往往不用“文化”这个词,而是讨论“民族”和“宗教”。但这也造成了另一个问题,因为“民族”和“宗教”恰恰可能掩盖了边疆真正的问题。边疆问题实际上可能是“中心”的问题,涉及到国家建设的精神气质。如果没有国家建设的整体性精神魅力,各种本地化因素,特别是民族和宗教,就可能在任何地方生产出所谓的“边疆问题”。在每一种民族和宗教的多样性符号下面,都存在寻求建立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一致性的过程,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而且掩盖了中华文明整体的精神性构造,这种构造内在于心,经由历史实践而成为我们的整体性精神气质和心智结构。我们需要对这种整体性的东西保持一种冷静的同情与反思,并为之重构一种宏大叙事。因为,当我们试图在思想上解构民族和宗教这种东西时,全球社会也可能依据同样的逻辑解构中国,而历史观之于中华文明的意义,几乎类似于宗教。我们就是这样缠绕在各种悖论里。因此施展的这本书提出的问题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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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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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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