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晶:新史学视域下的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7 次 更新时间:2018-08-16 21: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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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晶  
美国历史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大致可分为:种族健康、妇女健康以及职业健康研究。

   首先,种族问题作为长期困扰美国的社会问题是公共卫生史学者较早关注的主题。对历史上影响较大的非洲族裔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托德·萨维特和吉姆·唐斯分别对美国内战前后黑人奴隶健康展开研究,他们突破了以往学者借奴隶健康说明奴隶制度优劣的简单思维,更为客观的考察了黑人和白人种群在遭遇同种疾病时所呈现的差异。萨维特一方面认同社会经济地位的悬殊使黑人在面对疾病时表现出更强的脆弱性以及治疗过程中存在的种族歧视,另一方面基于现代生物医学的研究成果,指出非洲族裔受遗传基因影响,与白人相比更易出现贫血症状、乳糖酶缺乏症和粟性肺结核,但这种遗传基因也使其远离疟疾威胁,并对黄热病毒表现出较强的抵抗力,整体上较为公正的评价了内战前的奴隶健康状况。唐斯在研究时段上承接萨维特,指出内战结束后获得自由的黑人开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但这一过程却增加了该群体遭遇黄热病、霍乱、天花以及营养不良等疾病的风险。除非洲族裔研究外,土著印第安裔的健康研究也有所发展。维吉尔·沃格尔的巨著《美国印第安人的医学》较为全面的讨论了印第安人治疗疾病的方法和医学理论,特别肯定了印第安医学对白人社会文明产生的影响。其他族裔的相关研究多以移民过程中遭遇的公共卫生问题作为讨论热点。美国著名移民史学者艾伦·克劳特首次从公共卫生的视角切入,以意大利和东欧犹太移民为观察对象,详尽阐释了各种针对移民的医疗偏见及对公共卫生政策产生的影响。霍华德·马克尔通过追溯19世纪末伤寒和霍乱在纽约爆发的经过,对俄罗斯犹太移民被污名化的过程进行了分析。纳扬·莎以旧金山的唐人街为案例,诠释了公共卫生、种族、公民权利和家庭生活间的关系。

   其次,对女性公共卫生问题的专题考察,也是目前美国公共卫生史相对集中的研究领域。妇女史与公共卫生史的结合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女权主义兴起,新史学地位日益巩固的结果。目前美国妇女公共卫生史研究主要涉及两大内容,一是书写女性在医疗卫生史上的职业状况,二是对女性群体健康的历史关怀。就前者而言代表作为劳雷尔·T.乌里奇的《一位助产士的故事》(1990年版)。该书最大特色在于对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新英格兰地区一位名叫玛莎·巴拉德的女助产士所作日记进行的全方位解读,剖析了巴拉德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其作为城镇助产士的思想和活动。作者将这位助产士的职业活动放置在宏大的社会情境下进行考察,更加清晰的重现了当时的医疗保健体系和社会控制机制。作为一部妇女健康史,全书以巴拉德这位女性的活动作为讨论中心,但作者对当时男性的社会角色同样给与关注。因此,该书不仅仅是一部赞扬女性的医学成就史,还是一部突显男、女两性关系对社会发展作用的历史。如作者所言“巴拉德的日记显示了女性和男性是如何一起维系18世纪城镇社会运行的。”此外还有简·丹尼逊对美国助产士这一职业沉浮的历史回顾等皆属此类研究。关于女性群体健康研究,里马·阿普尔和朱蒂斯·莱维特分别编辑的两部论文集是了解美国公共卫生史界在这一领域研究状况的佳作。阿普尔收录的20篇有关妇女健康和女性在医疗领域职业状况的研究论文,详细梳理了相关主题的学术发展脉络,探讨了女性作为医疗从业者和病人在医疗史、女性史还有美国社会史中的独特地位。莱维特1999年再版的论文集《美国妇女与健康:历史解读》可视作对20世纪美国妇女健康研究的总结。

   最后,关于职业健康的史学研究。最早关注职业人群健康的公共卫生史家当属乔治·罗森,他在专著《矿业工人疾病史:一项医学与社会解释》(1943年)和《公共卫生史》(1958年)中对职业健康有过广泛讨论,但这些研究重在描述,并没有将职业病置于经济、政治和社会语境下进行分析。因此,在罗森的研究中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新政以及美国境内的共产主义或法西斯思潮对职业健康政策的影响等均未涉及。步入80年代新史学对公共卫生史学者的影响更为深入,针对职业健康的研究也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成果。大卫·罗斯纳和杰拉德·马科维茨先后合编的《死于工作:20世纪美国工人的安全与健康》和《致命沙尘:尘肺病与20世纪美国职业病政策》两部论文集集中体现了新一代公共卫生史家将疾病置于“多元语境”下考量的特点。罗斯纳和马科维茨认为:“大众对疾病意识的提高未必源自医疗的进步或者流行病学的发展,相反是社会、政治、经济因素与科技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美国的尘肺病案例体现着社会和政治因素对以往科学实验室遇到问题的重塑。”杰奎琳·科恩的《应对职业健康的危害:历史的视角》回顾了1970年前后美国政府在保障职业健康方面采取的行动并对石棉、二氧化硅等五种有害工人健康的物质进行了案例研究。80年代环境史兴起后,从环境视域考察职业健康成为新的研究趋向。詹姆斯·沃顿,塞缪尔·海斯,凯瑟琳·考尔菲尔德等对职业病开展的相关研究皆属此类。

  

三  美国公共卫生史的研究意义与存在的问题

  

   新史学视域下的公共卫生史研究关注焦点显然不是技术层面的大众健康问题,而是借助公共卫生这一视角展现美国历史上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美国公共卫生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不仅拓展了美国历史研究的视野,开创了新的史学领域,而且为历史学者书写美国史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方法,并深具现实意义。

   第一,通过将疾病卫生因素引入各种历史语境中,厘清美国史上疾病卫生问题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公共卫生史研究增强了美国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许多历史问题得到更为全面的理解和阐释。伊丽莎白·芬恩的《美国牛痘:1775-82天花大瘟疫》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以往关于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叙事中,疫病卫生问题并不作为重点出现,即使提及也只是作为战时环境一笔带过。该书注意到,战争初期,英国军队由于完成了接种,受天花影响较小,保持了相对强大的战斗力,而毫无免疫保护的大陆军战斗力被严重削弱。芬恩认为天花流行是导致战争初期华盛顿军事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随后华盛顿在军队开展大规模的天花接种运动也为其取得最后军事胜利奠定了基础。作者把天花疫情放置在历史舞台的中心,突出了战时卫生因素对独立战争的重要影响,使有关独立战争的历史面相更加丰满。

   第二,突出在公共卫生历史框架下,社会边缘群体的健康研究,体现了重建宏观历史结构中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关注,拓宽了美国史研究的范围,增强了不同学科间的对话。例如,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少数族裔移民、妇女、儿童以及职业人群的研究,过去往往集中在政治权利、经济地位以及社会文化几大方面,而与这些问题密切相关的群体健康成为被忽视的内容。从大众健康的视角出发,对上述传统研究主题开展研究既可以实现老题新做,又拓展了研究范围。以少数族裔研究为例,瓦内萨·甘布尔对历史上黑人社区医院的研究;埃里克·贝利以底特律和休斯顿为案例,就社会心理和历史文化给黑人医疗带来影响所展开的深入讨论等等,都拓展了原有的研究路径。

   另外,针对边缘群体健康的研究,经常会涉及医学、公共卫生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哲学等学科领域。医学和公共卫生学为群体健康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研究数据的同时,一些哲学和社会理论成果使承载健康的“身体”超越了医学知识体系下的“自然存在”,成为文化、经济与政治的客体,从而为更深入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可能。 总之,不同学科间的交叉影响,在公共卫生史研究中得到显著体现。

   第三,美国公共卫生史的书写源于社会现实的需要,同时又有助于当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如前述,公共卫生史研究在美国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二战后福利国家思想在西方的盛行,社会对国家保障大众健康的能力日益关注。80年代艾滋病浮现后,社会各界表现出的手足无措更迫使人们再次思考公共卫生史的价值。人们开始反思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作用以及由此涉及的个人自由问题,历史上与疾病相关的各种社会政策以及身体的文化内涵开始成为历史学者考察的内容。

   同时,尽管现代医疗科技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艾滋病、SARS、禽流感以及近来肆虐西非的埃博拉病毒等恶性疫病还是在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今天各国政府所面临的防疫挑战依然是直接且严峻的。可以说,公共卫生问题并非一个纯粹的医学问题,更是一个涉及社会人群与控制的社会问题,因此从史学范畴对美国公共卫生问题开展全方位的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照。

   最后,纵观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公共卫生史的兴起、发展与研究状况,我们能够清晰的感受到新史学对公共卫生史整体研究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为对公共卫生史研究内容和方法的改变还在于由此带来的一些连锁问题,具体表现在:

   一方面,公共卫生史研究对象的严重“碎化”。“公共卫生”本身内涵丰富,19世纪受“瘴气致病论”影响,除传统“防疫”外,“环境卫生”曾构成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内容。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细菌致病论”影响的扩大,对产生疫病的细菌开展防疫成为公共卫生的新内容,各种与健康相关的灭菌清洁运动相继展开。例如,有关食品、药品的纯净运动成为公共卫生部门的关注对象。20世纪现代医疗崛起,公共卫生几乎涵盖了现代医疗所关注的所有领域,公共卫生也被界定成改善人群健康的集体行动。除公共卫生本身内涵广泛外,“新史学”研究方法和理论冲击,也造成了公共卫生史研究对象的碎化。“新史学”不仅改变了传统政治史的局限,将研究内容扩大到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还摒弃了“英雄史观”,主张从下层看历史,而且借鉴大量包括社会学、医学、人口统计和文化人类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就使得史料来源更加多元化,除传统历史档案外,各种民间书信、日记等都被列入史料范围。这些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具体到公共卫生史研究中,表现为以技术成就、机构变迁、精英改革者为研究中心的传统公共卫生史的叙述方法,转向对社会和文化语境的关注。研究者开始注重社会各阶层在公共卫生史中的经历。90年代新文化史影响下又增添了对“公共卫生”这一话题背后权力关系和文化意义的探讨。从而使公共卫生史的研究对象和视角日益丰富。以群体健康研究为例,史家不再把目光集中在中上阶层的健康研究,而是扩展到过去不被关注的种族健康、妇女健康、儿童健康等,而这一层面的研究可以再次细化,如种族健康中的非洲裔健康,奴隶健康,东欧裔健康等。另外,各层面研究通过交叉又出现新的研究主题如种族健康与妇女健康研究交叉产生的非洲裔妇女健康研究等。尽管这些细化的专门性考察丰富了美国公共卫生史的研究内容,一定程度提升了这一史学领域的学术质量,但也带来了负面影响。首先,公共卫生史研究的过分专门化可能限制史学工作者的视野,忽视研究对象在历史上具有的广泛联系。其次,由于内容庞杂,必定增加了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整理的难度。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公共卫生史兴起后,近40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综合性的公共卫生史问世。直到1990年约翰·达菲的《卫生:美国公共卫生史》出版,才缓解了这一窘境,这也是目前唯一一部美国公共卫生通史。然而“碎化”带来的研究难度,也体现在达菲这部著作中。尽管达菲力图综合所有美国公共卫生史上的重要内容,但还是难以避免出现遗漏。就研究地域而言,达菲更多聚焦于美国东北部的公共卫生史变迁,而对中西部和西部相关内容未做深入探讨。19世纪的美国公共卫生是达菲着墨较多的部分,但此前已有学者开展的一些重要研究,如不同教派的医生、精神病和疯人院、志愿精神的出现和影响等均未能涵盖,实为不足。

   另一方面,“新史学”在研究内容上对美国公共卫生史矫枉过正。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社会史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逐渐成为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的主流,使得公共卫生史的关注视角和内容出现转向,但与此同时也忽视了传统公共卫生史研究中的合理成分。一则,新一代的公共卫生史学者批判传统学者对技术史和精英人物的研究,可能造成对这些传统研究对象历史作用的忽视。历史上,从“宗教道德”、“瘴气理论”再到“现代细菌理论”的发现,无不对人类认知“公共卫生”产生重大影响。过分强调“自下而上”的社会和文化层面研究同样无法全面解释美国公共卫生发展变迁的规律。其二,随着新社会史及90年代后新文化史研究影响的深入,扩大了美国公共卫生史的研究内容,但也模糊了其同医疗社会史的界限,失去了公共卫生史的“公共”特点。任何“个人”健康问题似乎都能直接或间接与“公众”健康利益发生关联。另外,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研究中侧重的横断面静态分析,也很有可能让公共卫生史研究走向极端。例如,目前的区域性公共卫生史研究中,个案研究中东北部城市占多数,缺乏对美国不同地区公共卫生发展历程的横向比较研究,即便是某个地区或者城市的公共卫生史研究也缺乏必要的纵向比较。

  

结语

  

   自20世纪50年代开启的美国公共卫生史,经历了多次研究转向,其中各种兴盛于美国的史学思潮和现实需求始终发挥着重要影响。它既体现着多学科对话交流的新史学特征,又构成了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目前,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已经步入成熟阶段,在区域性公共卫生历史变迁、公共卫生管理、疫病研究和群体健康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也在不断探索,我们应及时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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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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