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阿维夏伊·马格利特论道德见证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3 次 更新时间:2018-08-16 15: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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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做一个见证者的必要条件。即使到了1933年此书出版时,作者本人也成为法西斯的受害者,马格利特还是认为:这样他也不是一个亚美尼亚难民苦难的见证者。“作者的经历可以强化其本来已经有的强大的同情心,但是道德见证者的权威性来自本人必须是一个目击者。”可见,亲历者的标准是十分严格的。韦费尔的叙述是虚构叙述,即使非常真诚,也不能算作是道德见证者的见证。

   另一个例子更富戏剧性。一个真名为布鲁诺·格罗斯让(Bruno Grosjean)的人以本雅明·维科米尔斯基(Binjamin Wilkomirski)之化名写了一本叫《片断》(Bruchstucke)的“自传回忆录”,讲述一个犹太孩子,即童年时期的本雅明·维科米尔斯基(当然是虚构的),在犹太人圈禁区和纳粹死亡营的经历。此书1995年出版后影响极大。但后来证实,书中这个名叫维科米尔斯基的孩子实际上是一个虚构。布鲁诺·格罗斯让实际上并不是犹太人,也就是说,他以一个假冒的犹太人孩子身份书写了一部自己的“回忆录”。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后,人们纷纷谴责作者欺骗了公众。但大屠杀研究者古德曼——古德曼本人有集中营的经历——认为,维科米尔斯基“不是一个冒牌货”,“他是一个在灵魂深处深深地生活在故事里的人”。古德曼不认为维科米尔斯基说的故事是真实的,但他认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维科米尔斯基写了一个他深刻体验了的故事。换言之,即使他的经历和身份是编造的,但他的痛苦是本真和可靠的。所以,即使他不是犹太人,事实仍然是他如此深刻地被大屠杀所震撼,这个事实才是最为重要的。

   马格利特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说,他所使用的“经验”“本真”“假冒”是客观的范畴。仅仅是认同犹太人孩子不足以使其具有“做一个犹太人”的资格。“经历”意味着个人的实际遭遇。

   第三,道德见证者的见证行为必须有明确的合乎正义的道德目的。“二战”时期的那些外国记者,那些以报告邪恶政体的邪恶行为为职业的记者,他们在采集战时消息、保存战时日记时也是冒风险的,而他们对于邪恶和苦难的记录也惊人地生动有力。问题是他们中的有些人在报道纳粹暴行时没有明确的道德立场,而仅仅是因为大屠杀是极好的故事素材。比如意大利作家梅尔帕特,“他作为一个观察者看到的暴行,对他而言是极好的故事。他不是不道德的,但是却是无道德感的。他不是以折磨人为乐的虐待狂式的纳粹,但是他的无道德感使其不可能有成为一个道德见证者的资格。简言之,道德目的是道德见证者的基本要素”。

  

二  道德见证者的希望

  

   道德见证者应该怀抱希望么?他或她的见证应该是希望的表达么?如果是,什么样的希望?为谁而希望?站在阿赫马托娃身后的妇女脸上掠过的“一个类似微笑的、消失已久的表情”是希望的表达么——因为她发现了一个能够描述自己悲惨境况的见证者?

   “希望,连同神学的三个美德——仁爱、信心、慈善——是一个充满宗教含义的观念。”在基督教新约中,上帝本身就被描述为“希望之神”。这是一个重要提醒:“希望”这个概念的宗教源头容易导致将世俗社会的希望混同于宗教性希望,而在宗教中,希望意味着在世界末日来临之际,耶稣再度降临,一个永恒完美的道德宇宙将屹立于地球上(即所谓千禧年或弥赛亚)。许多思想家关于理想社会的蓝图被认为继承了这个千禧年传统,其所描绘的未来人类完美世界的乌托邦蓝图,是关于人类拯救的宗教性希望的世俗版本。

   但马格利特认为,道德见证者的希望决不是上述希望的可怜替代,“我还否定这样的观念:道德见证者从人文主义角度看没有合法性。我特别否定与道德见证者的观点紧密相关的希望的含义是与弥赛亚时代末世论的拯救希望同源的观点”。与弥赛亚式的千禧年希望不同,当然也与世俗版的弥赛亚希望——关于理想社会的各种乌托邦设计——不同,马格利特强调他所相信的道德见证者的希望,是“非常低调的希望”(sober hope,或译“审慎的希望”),而不是那种乌托邦式的高调希望。这个希望表达的不过是:“在另一个时代和另一个地方,存在或将存在一个愿意聆听道德见证者之见证的道德共同体。”这个希望虽然低调,其中却不乏令人振奋的内容,因为邪恶政体力图达到的最终目的,就是摧毁人类道德共同体。被邪恶政体统治的人们很容易把这个政体视作是不可战胜的,从而失去最基本的希望——不再相信一个道德共同体存在的可能性。纳粹集中营中那些无望的囚犯,很难不相信千年德意志帝国就是世界唯一的出路,因为“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的这种力量悬殊的对比,似乎每一分钟都在肯定这个政体的战无不胜”。埃利·威塞尔曾经写道: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有一个犹太人,他不相信自己能够得救,因为“希特勒说过,犹太人全得死”。在他看来,希特勒就是全能的神,“我相信希特勒胜过任何人。只有希特勒才真正能够说到做到”。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坚持正常环境下被认为最普通不过的信念,相信邪恶力量是有限的、暂时的,本身就极为艰难。“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相信道德共同体的可能性,需要的是名符其实的信念飞越。这样一来,道德见证者不必非要怀抱对于梦游者——宗教见证者所显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梦游者——的确定信念。”

   马格利特指出,道德见证者的行为非常类似失事船只中的幸存者:他发现自己在一个荒岛上,已经陷入不可能再坏的绝境,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也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希望。他唯一能够希望的,只是把一个带有求救信息的瓶子放进海里。这里有他仅存的一线期待,而这一线期待却带着巨大的希望——一个合理的希望:希望这个信息能够被好心人看到。马格利特说:“我认为这就是道德见证者能够怀抱的一种希望。”

   不过,在放送带有信息的瓶子的人和道德见证者之间,还是存在重要区别。因为“瓶子的放送者不冒任何风险,他没有任何可以失去的东西,只可能获得某些东西(尽管希望渺茫),而做一个道德见证者却必须冒风险”。

   但是,如果完全不存在任何被道德共同体阅读的希望,一个人仍然每天坚持记录自己所遭遇之极权邪恶,这个现象又该怎么解释?如何理解其创作动机?马格利特以维克多·克伦佩勒(Victor Klemperer)在纳粹统治期间坚持写日记为例,对此展开了精彩的分析:“克伦佩勒的写作来自这样的需要,即在没有希望得到‘外部道德注视’(outside moral gaze)的情况下与自己遭遇的邪恶一决高低。但是,我相信他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的行为仍然具有道德目的。”做一个见证者是一个主动选择,唯其主动才具有道德含义。绝大多数极权体制下的受害者都没有主动选择做见证。因此,尽管他们的生活资料也具有证明极权体制之邪恶的认识价值,但他们却不是道德见证者。马格利特用希伯来格言“在没有人类存在的地方做一个人”来描述克伦佩勒的主动做见证行为,进一步强调了做见证是一种主动的道德选择。

   既然“没有人类”,那么“做一个人”“做一个见证者”又是为了谁呢?这个见证是做给谁看的?对于克伦佩勒而言,“做一个人”就是通过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做一个道德见证者。可是如果没有人阅读其日记,他又为谁做见证?克伦佩勒是否想过自己的日记可能永远不会被自己以外的任何人阅读?

   维特根斯坦曾经认为,书写严格意义上的私人日记——作者也是其唯一的读者——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写日记的人,都希望它将会被一个有同情心的读者阅读(即使是在自己死后)。马格利特进一步发挥了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指出:即使除了本人以外没有任何人阅读,克伦佩勒也可能为了自己在未来岁月阅读它而写日记,在这个未来的克伦佩勒与1933—1945年间书写日记的克伦佩勒之间存在一个道德纽带。两个克伦佩勒建构了我们可以设想的最小的人类共同体:“最小的道德共同体在我看来就存在于一个人的现在自我和他的未来之自我之间,当下之我希望这个未来之我将保持一个道德的前景。道德见证者的最小的希望就是对于未来之我的信念。或许这个信念过于稀薄不能有太多作为,但是它是我能够想到的最小伦理共同体。”即使世界上没有别人,当时的克伦佩勒与未来的克伦佩勒仍然能够形成一个最小的道德共同体,现在的克伦佩勒也仍然要为未来的克伦佩勒做见证(通过写日记)。因此,克伦佩勒的写日记行为仍然证明他是一个道德见证者。

  

三  见证的真实性和本真性

  

   如何理解道德见证者的证词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见证者的见证都是客观、准确、符合真相的吗?或者,我们应该对它提出这样的要求吗?

   马格利特认为,极权灾难的见证者不同于历史的记录者。“做一个可信的年代史记录者(the chronicler)就是要做一个完美的历史地震仪,准确记录历史的每次震动;而一个地震仪不能告诉我们处于地震之中是什么感觉,要想知道这种感觉就需要道德见证者”;“一个道德见证者是目击者的一种”。目击者应该真诚地、如实地告诉我们他看见了什么,而不是提供以道听途说为基础的奇闻异事。这是检验见证者的主观真诚性的标准。但他看见的东西是否客观上为真是另一个问题。故作者写道:“判断道德见证者的真实性的标准应该是判断一个目击者的可靠性的标准。形容词‘道德的’必然和见证的内容相关,但是与道德见证者见证的东西的认识论地位无关。”作者要表达的意思是:“道德的见证者”这个术语中的“道德的”一词,并非是说见证者的见证必须绝对准确无误因而具有无可怀疑的认识论地位,而是说,对其见证内容的要求应该具有主观真诚性或可靠性(详下)。马格利特举例说,在法庭上反诘阿赫马托娃的诗歌,或者让普利莫·莱维宣誓说实话,是极度奇怪的。不是因为被质询有损于他们的尊严,而是因为这是没有意义的,用错了标准。

   那么,到底应该用什么标准来评价道德见证者的证词的价值?马格利特的回答是:道德见证者在揭露他所遭遇的邪恶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邪恶政体知道自己所犯的是弥天大罪,因此,他们竭尽所能掩盖他们的罪行,清除罪证、目击者和潜在的见证者;而道德见证者之见证行为则反其道而行之,竭尽全力揭露其罪行、挫败其阴谋。正如大屠杀幸存者、著名见证作家莱维指出的,揭露邪恶势力的犯罪事实的最有力材料,就是幸存者的记忆。

   值得注意的是,莱维的思考并未到此止步。他进一步把见证者及其证词分为两类。一类是集中营中那些相对而言享受特权的犯人,这些人因为其所拥有的技术(比如电工)而为纳粹所需,他们的生存境况比其他人要好一些,他们的活动也较小受到限制,因此,他们对集中营有更多的、更全面、更客观的了解。另一类则是一般犯人,他们“太受限、心理被摧垮太严重,以至于无法知觉更大的集中营图景。他们中有很多人甚至完全不知道自己处于什么地方”。从认识论角度讲,第一类见证者的见证无疑更有价值。

莱维还从这些相对享受特权的观察者中专门列出非犹太人身份的政治犯,他称之为“政治见证者”(political witness)。政治见证者在与邪恶力量斗争的时候表现得非常高尚,“作为一种理想类型,虽然政治见证者的特征部分与道德见证者重合,但他仍然是独特的,不能与道德见证者混淆”。政治见证者更强烈、更自觉地意识到自己作为见证者的角色,把见证视作一种政治行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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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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