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做学术殿堂里的“问题中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0 次 更新时间:2018-08-15 02: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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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采访者 | 谢海涛

   今年年届六十的历史学家许纪霖教授是个复杂的人。

   他研究知识分子,喜欢研究内心世界复杂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只有内心丰富的人,才配得上理解他们。

   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我是一个无法精准定位的知识分子,也不愿意被一种简单的框架定位。如果说一定要定位,毋宁借助丹尼尔·贝尔的话,我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经济上是社会主义者,文化上是保守主义者。”

   确实,在思想的光谱上,许纪霖站于原教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间,对两种思想流派都有同情性理解,也都有批判:前者过于迷恋市场,相信个人主义的社会能拯救中国;后者又极端反对市场和代议制民主,希望借助国家的力量实现平等,这两种极端都会导致社会无穷动荡;必须在自由与平等、国家与社会、市场与统治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实行中道,这个社会才会有张力、和谐。

   他关心政治,又并非政治人物。他带有“五四”和启蒙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底色,介于文化与政治之间,但骨子里是文化人。他更愿意在政治背后看到文化,在文化背后去看政治。

   在文化上,许纪霖又在古典和现代之间。他自认不是古典主义者,骨子里是“五四”的精神支持者,是现代的爱好者,但他所爱的现代是有古典韵味的现代——它从古典延长而来,在今天又赋予新内涵。他的复杂,也体现在治学领域的丰富上:知识分子、思想史、中西文化比较、现代化,当代中国文化评论等,他涉猎极广,建树颇多。

   英国大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曾引用古希腊一个狐狸与刺猬的寓言,分析历史上的两种思想家:“狐狸有多知,刺猬有一知”,前者兴趣广泛,思想在诸多领域焕发光彩;后者兴趣集中,能够创造理论体系。许纪霖在狐狸与刺猬之间。

   从气质上看,他自认为是狐狸型,但思维以理性见长,有一种刺猬与狐狸之间的紧张。他说,在学术高度分工的时代,要在本专业领域拥有刺猬的建树,在非专业领域充当一个狐狸;刺猬为体,狐狸为用,以专业的刺猬之道,在公共空间发挥狐狸的功用。

   “以出世的态度入世,以入世的态度出世”,在许纪霖看来,学术从某种意义上是出世,但他从来无法为学术而学术,他关心学术背后的文化意义,特别是对当下社会的意义。

   许纪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文革中他阅读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在人道主义精神的熏染中开始启蒙前史,打开了面向世界的心灵。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开始接受现代性知识教育,之后又长期在母校任教。

   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许纪霖观察到中国知识分子总体上缺乏独立人格,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之一、中国文化的缺陷之一,他从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起步,开始了知识分子研究。他借鉴新社会文化史,将知识分子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开拓知识分子社会史的新论域。

   他的更大雄心,是在有生之年,写一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像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那样。在一个似乎到处都在狂飙突进的年代,他不给自己限定时间。“心态很从容,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不着急,用林毓生先生的话说,就是一种’比慢’的精神吧。”

   风雨如晦时节,不忘家国天下。许纪霖在新书《家国天下》后记中写道:“风声雨声读书声,大风浪中可耕田?我只想说:家国天下,我心依旧。”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与大学前心灵启蒙

  

   财新记者:许老师,您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知识分子家庭和您以后做知识分子研究,有哪些因缘关系?

   许纪霖:先讲一个故事吧。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叶文心教授,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魏克曼的学生,她在做博士论文时,魏克曼老师让她做上海的“黑社会”。叶文心是严复的后代,她说,我们家族出过商人,出过读书人,就没有出过“黑社会”。

   她就很为难,她做不了“黑社会”研究。她的博士论文做了民国大学史的研究,她后来做的很多研究,不是上海的商人,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白社会”,不是“黑社会”。

   做研究,不是说有一种技能、有一种方法,你想做谁就做谁。我的体会是,你如果真正做研究,特别是做人物研究,你要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历史学研究最有魅力的是,以理解的方法去做它,这就需要你和研究对象能够心心相通。你所做的研究,一定和研究对象的生活轨迹、阅历有某种关系,这个关系不是外在的关系,而是一种内在的、心灵之间的关系。

   我研究知识分子,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宿命。我的确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家族里面最有名的人物,就是杜亚泉了。他是我祖母的伯父,从今天来看,关系是蛮远的,但在当时都是大家族,家族里面出了一个有出息的人物,就要对整个家族负有责任。我们家原来在浙江绍兴,到我爷爷这一辈移民上海,就和杜亚泉有关。

   杜亚泉在清末民初到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译所理化部主任,后来又做《东方杂志》主编,就把我们家族的人都带出来了。杜亚泉之外,我的祖父、曾外祖父,都在商务编译所做编辑,特别是曾外祖父杜就田,杜亚泉的堂弟,后来还做了商务印书馆《妇女杂志》的主编。

   我父亲抗战时考入西南联大,后来在清华毕业,虽然父亲去世很早,但是家里总是有这样一种读书的氛围。

   我讲这一段是想说,的确我家是有这样书香门第的基因,这使得我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

   1982年大学毕业留校,系里让我研究中国民主党派史,我反而对民主党派中的大知识分子感兴趣,当时很多大知识分子都是民主党派人士,如梁漱溟、罗隆基等,我就觉得这些人物的命运特别吸引我,我就开始研究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人物着手。

   财新记者:您是知识分子家庭,在“文革”中因此受冲击比较大吧?“文革”中,您的学习生活是怎样的?

   许纪霖:我们家受冲击不是因为知识分子问题,而是因为我奶奶是小资本家,文革一来,我们就被抄家。当时我家住在山阴路上的大陆新村,是父亲在世时的房子,我现在还记得,山阴路在上海是蛮特殊的地方,住在山阴路,特别是大陆新村的,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比如说良友图书公司的赵家璧。

   我记得读中学时,还是按照居住地来分班的,我们班同学都住得比较近,成绩又好,即使在文革时依然保持了非常浓郁的读书氛围。我觉得我最早的现代性的启蒙,是在中学里传看禁书,就是“文革”前17年出的欧洲经典作品,特别是19世纪俄罗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可夫、普希金等人的作品,我的近视眼就是那时看出来的。比如说《安娜·卡列尼娜》传到我手里,只能看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要还,只能通宵看书。

   我觉得我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就是那个时候奠定的。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有着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特别是我们看的从赫尔岑到托尔斯泰的作品,充满着一种人道主义关怀,同时又具有一种民粹主义倾向,对民众的苦难有一种深切的同情,同时对专制、社会的黑暗有强烈的义愤。

   我是1977年高考,作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进入大学,大学赋予我的是一个思想,一个头脑,但我的心灵是在中学时奠定的,那个时候刚好是身体的发育期,人格刚刚开始的成长期。读了那些作品,虽然当时似懂非懂,但很多萌芽就此播下种子,这就像传统中国私塾,学生上来就要背四书五经,根本不求甚解,但就是背的这些东西,影响了人的一辈子。

   我自觉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经济上是社会主义者,文化上是保守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这是和19世纪俄罗斯思想传统能够接上轨的。我很难接受一个冷冰冰的,很冷酷的自由世界,也很难接受一个非常狂热,似乎很平等但是漠视个人价值、个人尊严的世界。

   这不仅是我个人的经历和体会。后来我和王元化先生走得比较近,先生一直讲心灵的契合。王先生去世以后,我为他写文章,说王先生是十九世纪之子,没有把他定位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里,王先生早年受到的教育,和他一生挚爱的,都是19世纪文学,从这点来说,我们构成了一个心灵的契合,这不是偶然的。

   财新记者:1975年您中学毕业后就去插队,当时的生活情况又是怎样的,有时间阅读、学习、思考吗?

   许纪霖:1975年,我下乡了三年,1977年再通过高考回到上海。我当时在南汇县的东海农场,现在的临港新城,上海自贸区的总部就在那里。

   说到阅读,这个问题很好,我们不能把启蒙说到“文革”以后才开始。当时中国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是在林彪“爆炸”,特别是尼克松访华以后,中国虽然没有打开大门,但已经悄悄地开了一道窗缝,开始改变了1949年以后的政治上一边倒局面。

   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在农场三年,有幸管理单位的小图书馆,当时中国内部已经出版发行了一些东欧图书,以及苏联“解冻”以后的文学作品。上海当时出了一本杂志《摘译》,内部发行。上海福州路和山东路口有一家科技书店,二楼有一个专门卖内部书籍的地方,我可以凭着单位介绍信,盖个红印章去买书。

   在文革后期,读了不少这种作品,这让我打开了一个世界,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情,虽然事情都是发生在苏联,虽然还都是批判式参考。

   那些书翻译得非常好,都是“五七”干校里的资深老学者翻译的,有苏联的小说《你到底要什么》,南斯拉夫的《新阶级》等。启蒙在这时已经开始了。这段历史,现在似乎已经被忘却了,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启蒙前史。

   那时我还太小,20岁不到,还没有能力去思考中国现实。1975年批判邓小平翻案风时,我们也是稀里糊涂参与的,心智还不健全,虽然心灵上非常亲和“文革”前的人道主义传统,但是在知识能力上,远远缺乏自觉的反思能力。我们不像老“红卫兵”这代人,他们在林彪事件以后已经有了反思能力。

   比如金观涛作为文革中的老大学生,那时已经构思出了《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像“老三届”里的北岛,对现实已经不仅有反感,而且有批判。

   那时只有基本的是非观念。我记得1975年批判邓小平时,发下来反面批判资料,我也读了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的讲话,到现在还记得胡耀邦在讲话里说,“我们要高举骨头,前进!”当时就觉得,啊,这个看上去更亲切,有一种同感,要比批邓材料更亲切,但我在那时还没有达到自觉反思的程度。

   上大学之前,启蒙的种子已经播下,让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是心灵意义上的,还不是知识意义上的,但是我想说,心灵比知识更重要,不要以为知识是万能的。心灵才是最重要的,当你的心灵开放时,什么知识都能吸纳进来,但是很多人的心灵处于某种封闭或半封闭状态,哪怕你给他书,给他知识,他也接纳不了。

  

   恢复高考开启了专家治国的新时代

  

   财新记者:您在回忆文章中称,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你是在一艘船上听到的,当时是怎样一种情景?

   许纪霖:那时,我母亲作为上海支援内地的职工在重庆工作,所以我每年都要去探亲。

   1977年探亲,我是和中学时最好的同学一起去的,在从重庆回上海的船上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然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10月。当时船已经开到了武汉了,早过了三峡,视野里前景非常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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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许纪霖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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