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特:坏声明与好法治——社会主义中国文艺法律政策中的权利书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6 次 更新时间:2018-08-15 02: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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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特  

   摘  要 中央芭蕾舞团的“法盲”声明,是现代法治回溯历史,建立起对文艺的治理者身份的产物。认识这个历史过程,关键在于梳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文艺法律政策的关系。《红色娘子军》著作权纠纷案反映了,通过确立个人产权来解决分配不公的逻辑和不断完善的《著作权法》,从而悄然完成了从集体权利到个体权利的置换。但这一产权逻辑与劳动者享有果实的逻辑与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文化生产机制均发生激烈碰撞。为了获取伦理正当性,该逻辑借力现代言论自由来消解红色经典,但由此造成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的紧张关系,政治伦理无法重建,这一后果的严重性随着新形势的到来更加突出。

   关键词 著作权;分配;劳动;社会主义文化生产;现代言论自由

   作  者 李斯特,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广东广州 510631)。

  

一、事实与问题

  

   2017年12月28日,西城区法院依法开始对被执行人中央芭蕾舞团(下称中芭)强制执行,扣划其款项138763元。仿佛早早在等着这一刻,猛然间,就如在他们的舞剧中一样,中芭掷下了愤怒的声明,猝不及防地把这起《红色娘子军》(下称《红》)著作权纠纷案引向高潮。2018年1月2日下午,中芭在微博发布声明,直指“渎职法官”“枉法判决”,判决书“是在掌掴中国法律和中国司法”,中芭“已沦为司法冤民,将被逼步入上访大军”!

   当晚,西城区法院发布声明,对案件的审理和执行情况进行说明,并表示:“鉴于中央芭蕾舞团尚未履行向梁信书面道歉的义务,我院将依法继续强制执行。”几乎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推送了特约评论文章,严肃地批评中芭的声明“对法院生效裁判及法官进行污蔑和语言攻击,并充斥着激烈的道德指控”,“折射出其法治意识和规则意识的欠缺”,“这种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确定的义务,又用‘泼妇骂街’方式攻击生效裁判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法律”。翌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指出中芭的“严正”声明与法治背道而驰,“让人不寒而栗,有一种穿越感,仿佛在读40多年前随处可见的大字报一般”。《环球时报》亦指斥中芭的“严正声明”太不得体。于其时,就我所见,主流媒体对中芭的声明是否定的,极不以为然的。俗语云,弱者示强,强者示弱。仅就1月2日的声明来看,中芭似乎毫无法律意识可言,然而事物是动态发展的。本案于2011年底被立案受理后,中芭称一直不愿对媒体发表意见干扰司法。反观原告梁信的女儿、女婿一开始就积极借力媒体和自媒体,一审期间不止一次召开了案情说明会。试想,如果不是中芭“泼妇骂街”的反应,本案只是一个著作权经典案例。因此,从深层说,中芭的法盲声明是逼出来的。究竟是什么令一个全国顶尖的艺术团体,不顾翩翩起舞的高雅形象,采取了极端的行动?而另一方的回应则处处流露着一股理直气壮、从容不迫的优越感。如果说优越感来自专业性,芭蕾的门槛并不低于法律。是的,著作权是法律问题,然而是什么使其成为法律问题,从而令法律可以成竹在胸、居高临下地在文艺王国里宣示主权?以致于被逼到墙角的文艺工作者成为拙劣、可笑的法盲?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我们如何归纳、分类知识;知识的分类就是权力本身。

   但放眼社会,中芭并非孤立无援。声明发布的极短时间里,支持和反对的评论都在快速增长。本案在有关部门的眼里已超出普通的民事纠纷。2018年5月12日,最高院对同样由西城区法院一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二审的首例党和国家领导人照片著作权归属案作出再审裁定,撤销原判决,认定该类摄影作品为特殊职务作品。 14日,最高院公布通知,要求各级法院“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地依法保护红色经典传承和英雄烈士合法权益”。该通知的立场迥然有别于前,令人不能不对最高院的急遽变化产生遐想。中芭的法盲声明似乎扳回了一局,因为法院及其支持方在争论中坚持本案“不过是当事人之间关于著作权的民事纠纷”;中芭则决然激化本案的政治矛盾,他们及其支持者不断强调《红》的革命意义、国有文化资产的私有化、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时期的关系等重大政治问题。就此而论,前者的愿望落空,而后者的反击获胜。

   随着本案及后续事件的发展,学术问题渐渐浮现。双方的立场,由此导致的话语对位是如何历史地形成的?社会主义文艺政策和著作权法律是否存在矛盾?应当如何妥善处理红色经典和著作权的关系?本文将从《红》的著作权纠纷出发,梳理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文艺生产和改革开放后的著作权法的推进,细致观察历史遗留问题与著作权的纠缠及其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本文的研究亦可归入法律与文学运动中的研究著作权、出版、言论自由等法律治理的“有关法律的文学”一支,但社会主义中国的文艺和法治历史是西方的法律与文学运动所不能涵盖的。

  

二、法人作品和职务作品


   中芭是否可能以电影文学剧本《红》属于其所在单位的法人作品或特殊职务作品,而梁信无权主张权利为由进行抗辩呢?这是对中芭最有利的诉讼策略。

   法人作品的构成要件有三: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意志创作;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职务作品的构成要件也有三:自然人与作为单位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存在劳动工作关系,作品是为完成单位工作任务而创作;作品的创作主要利用了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作品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法人或其他组织视为法人作品的作者,特殊职务作品的署名权归自然人,其他权利由单位享有。本案是否存在认定此两类作品的事实?

   先从梁信说起。1957年,时任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创作员的梁信受“反右”浪潮波及,被部队安排转业去黑龙江漠河。据其本人回忆,接到命令后,心情郁闷的他再到自己原来战斗过的地方——海南的琼崖去看看老战友。机缘巧合的是,他见到了老战友娘子军连连长冯增敏,冯增敏帮梁信找来了十几个尚健在的娘子军战士,但由于语言隔阂,交流很困难。“为了收集第一手材料,我在深山老林中一呆就是3个多月,带着翻译和每一个老战士聊天。”梁信回忆说。多年来在他的心里萦绕的红色娘子军的故事一下子有了主线,“四天四夜,梁信闷在招待所里写出了电影文学剧本《琼岛英雄花》。”

   据此,剧本《琼岛英雄花》完全是梁信的个人作品。但上述回忆存在疑点:第一,有人质疑梁信不太可能与冯增敏是战友。那么他为什么联系、又如何联系上冯增敏?第二,当时身为战士的梁信,是否可以“放下一摊子事,打个背包”就擅离部队?又能否在深山老林里一呆三个多月?考虑到事情发生久远,回忆人年事已高,尤其是上述采访发生在梁信与中芭产生矛盾之后,我认为需要谨慎地对待。

   在梁信更早的两处回忆里,1958年,他为了写纪录片脚本出差到海南。他在海南军区文化处翻看《琼崖纵队军史》时无意中发现了娘子军连,感到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重大题材,但“鉴于《琼崖纵队军史》太简略,他亲自到万宁、乐会一带,找到了冯增敏等人,并在当地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这就不是更晚的回忆那样,创作纯是个人的意志和行为了。结合《红》创作的其他史料来看,我认为早期的回忆更为真实。请看——

   1956年,中央军委决定发起“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征文编辑部征集到海南老红军红色娘子军连连长冯增敏的回忆录《红色娘子军》。负责征文工作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副主任刘志坚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共同商定要求把这些好的题材的回忆录交由作家、艺术家进行深入的采访,然后改编为小说、电影和舞台剧,以发挥更大的宣传作用。“可以说,目前国内所有有关红色娘子军的纪实作品、文学作品、艺术作品的原创素材都源起于三十年征文编辑部征集到的冯增敏的回忆录。”据报告文学《红》的作者刘文韶回忆,同样是《琼崖纵队发展史》提到的女兵连引起了他的兴趣。他把这个想法向军区政治部和宣传处领导作了汇报,得到批准和支持。其后,海南区党委和军区政治部为他的采访安排了摄影记者兼编辑王学梅同行。不久,广州军区把娘子军连的题目列为建军三十周年的重点征文题目上报总政。随后,根据领导的安排他开始了第二轮的采访。组织又安排军区文工团演员林秀琼当翻译。刘文韶的《红色娘子军》报告文学发表在1957年8月的《解放军文艺》上。

   另一条线索是,1954年,海南已出现由民间故事改编的琼剧《琼花》,由集新剧团团长王黄文指派李秉义编写,1955年底在海南各地演出。1957年初,王平和李秉义合作将《琼花》改名为《红》后公演。1958年上级领导组织搞建国十周年献礼,吴之等人根据吴之在1954年写过的《琼崖纵队发展史》创作琼剧《红》。1959年5月开始,《海南日报》副刊连载《红》琼剧剧本,由吴之等三人执笔完成。

   梁信的《琼岛英雄花》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列为重点片拍板投拍,并将片名定为《红》。电影于1961年公开上映。据刘文韶回忆,天马电影厂曾约其改写电影剧本,因工作繁忙无暇兼顾,但仍在业余时间里完成了剧本修改稿。后来他听闻梁信也创作了剧本且被八一电影制片厂选中,就没有把自己的稿子拿出来。吴之的回忆是:电影《红》的材料是从琼剧来的;他也参加了电影剧本的写作,在天马厂住了半个月;他曾邀梁信合作创作剧本,所有文字材料都是他提供的,多数情节都是按照琼剧的情节编排的,只有少量改动。梁信和谢晋都矢口否认了吴之的陈述,我也没有发现别的支持材料,但梁的剧本是建立在前期原有材料的基础上是没有问题的。梁信在总结剧本创作时提到剧本修改中其他人提出的许多意见,因为《红》被列为重点片,后期的剧本由单位组建优秀队伍集体修改完成也是没有问题的。

   从上述事实可以总结出:当时的创作都是由单位立项,布置个人任务,由单位提供人财物的支持,最后由单位验收。梁信本人是军队的创作人员,他的剧本不可能例外。但是不是就可以据此认定该剧本是法人作品或特殊职务作品呢?我想有必要先回顾相关案件。在抗美援朝战争照片著作权纠纷一案中,一审法院认定涉讼的九幅摄影作品属一般职务作品,被告人民出版社、军事博物馆未经许可,将上述作品收入使用在由军事博物馆编辑的《抗美援朝战争》一书中,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二审法院考虑到“孟某拍摄涉案照片时的身份是解放军画报社军事记者,拍摄照片的过程比较特殊,主要体现在拍摄涉案照片是部队的重要任务,涉案照片是在孟某接受军队的最高指挥机关赴朝的命令、在严密的保护措施下、由部队决定拍摄内容并提供特殊的保障条件下创作完成的”,作品的财产权利应由双方共享。事实上,如冯象教授指出,自1990年代的《我的前半生》著作权纠纷案始,司法已开革命题材作品的著作权归个体所有之先河。虽然经查明“《我的前半生》一书从修改到出版的整个过程都是在有关部门的组织下进行的”,但法院仍认为该书“既是由溥仪署名,又是溥仪以第一人称叙述亲身经历为内容的自传体文学作品”,体现其个人意志,该书的舆论评价和社会责任也由其个人承担,故溥仪是该书的唯一作者。

非红色经典但同样涉及历史遗留问题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下称“美影厂”)的一系列著作权纠纷亦可作为参考。在“葫芦娃”造型设计美术作品著作权纠纷案中,法院对被告的系争作品是法人作品的主张不予支持。法院指出:“虽然两原告系单位职工,造型设计属于其职责范围,系争作品是在单位主持下,为了完成单位的工作任务而进行的创作,责任亦由单位承担,但是,我们不能将法人意志简单地等同于单位指派工作任务、就创作提出原则性要求或提出修改完善意见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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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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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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