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良:浅谈宋代司法传统中的若干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8 次 更新时间:2018-08-15 01: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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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良  
《折狱龟鉴》、《名公书判清明集》(判词类)及其词汇解读等。三是史料笔记类文献。这主要包括中华书局组织点校的《唐宋史料笔记》三十余种的宋代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的小说论史料笔记等。此外,《历代名臣奏议》、《宋代石刻文献全编》及中国各朝代律典或其它文献也会涉及。下面再申说文献之运用。

   徐世虹先生曾言:中国古代法律文献,一般是指以书籍形式或非书籍形式记载中国古代法律的文字资料,其主要载体有甲胄、金石、简帛与纸。其大别有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其类别则有政书律典、司法文书、档案、契约文书、判词、律学文献、乡规民约、便民指南等,种类繁多,数量可观。

   宋代由于史学的发达及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传世文献量大类广,浩如烟海,仅就《宋会要辑稿》而言,便有千万字之多,中华书局影印本八大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点校本则有十六巨册,而《全宋文》更是多至三百六十册。因此,泛谈文献的阅读是没有意义的。我以为文献的使用重在明其宗旨与确定取舍标准。我所确定的阅读宗旨是:基本史料为叙述事实、建构意义的基础,须重点阅读。

   就法律制度而言,研究宋代司法传统首先必须明确宋代三大基本史料《宋史•刑法志》、《文献通考•刑考》、《宋会要辑稿•刑法》的基本概貌,因为这三类基本史料,是支撑宋代司法传统研究的基础。对上述史料,既要通读,又要明其体例差异及其相互关系。就篇幅而言,《宋史•刑法志》字数最少,不过三万余字。《文献通考•刑考》居其二,有十六万字之多。量最大者,是《宋会要辑稿.刑法》约有近七十万字。就其相互关系而言,《宋会要辑稿》与《文献通考》二书中的刑法部分,是《宋史•刑法志》编纂的史源。故读《宋史•刑法志》务必知晓,此志的疏漏、谬误有之,移花接木者有之。欲明原委,邓广铭先生的《宋史刑法志考证》一文则是不得不读的。徐松所辑的《宋会要辑稿》,是从《永乐大典》中辑过来的。明朝史臣编纂《永乐大典》时,尚能看到元人从南宋史馆掠去的《国朝会要》及后人所称的《宋会要辑稿》二百多册。《宋会要辑稿》作为一种史学体例,开始于唐德宗时期的苏冕。冕集唐高祖至德宗九朝沿革损益之制,成会要四十卷。后经五代至宋初的王溥总纂而成一种新的史学体裁,赵宋320年,会要体史书编纂达到高峰。宋王朝共编纂《会要》十二种,文字难以估量与统计。由于宋王朝所编《会要》并不刊行,因此,大部分《会要》并没保留下来。南宋灭亡时,元人从南宋史馆掠去的二百余册,只是全部《宋会要》的一小部分。据专家考证,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清人徐松所辑的《宋会要辑稿》只是宋人张从祖、李心传续编的《总类国朝会要》之一种,已达千万字。

   会要与正史中的书、志性质相近,而内容与分类之详则又远非书、志所可比。即是说,它与书、志一样,是分门别类记载一代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的专书,但其内容远超书志,地理、风俗等皆包含其中。《宋会要辑稿》的史源主要来自“实录”、“日历”及其中央六部与监司、州、府、军、监档案。由于历史久远及屡遭战火,宋不同于明清,司法档案难寻踪迹,唯一值得欣喜的是赖《会要》之书,我们仍可看到宋代司法档案的元素与部分材料。

   再就体例而言,《宋史•刑法志》篇幅虽小,但其序言对赵宋王朝立法、司法宗旨之概括,则是《文献通考•刑考》、《宋会要辑稿•刑法》所不具备的,故其史料价值仍不可取代。

   研究宋代司法传统,不能仅依据此三种史料,而是要广搜博取各种有关史料,勾沉稽微、探赜索隐,才能有所创获。但欲先辨别最为基础的史料,明其短长,还是必须的。

   宋代传世文献量大类广,与宋代司法传统相关的史料,浩如烟海。若不与课题的宗旨相联系,其对史料的取舍,必然漫无边际。因此,我的标准是:(1)站在比较的立场,以“司法文明”之内涵为据,尽量选取那些能反映宋代司法文明进步成果的史料,建构宋代司法传统中的“理性”意义,总结司法经验的重要成果,以为人们对中国古代法律传统的认识提供新的认识与知识支撑点;(2)《宋会要辑稿》一书,由于包含有大量司法档案之元素,故对宋代司法传统之研究关系极重,其中的食货、选举、职官、刑法诸类,更是提炼宋代司法传统之“理性”的直接史源,故本书是为文献选取重点;(3)本课题关注的重点之一是“宋代法官如何审理田宅诉讼”,即我们今日所说的民事审判,故《名公书判清明集》一书所载之真实案例与法官之判词,自然成为史料首选;(4)士大夫的审判活动及其与司法活动各类人物的角色之定位,也是本文考察的一个突出视觉,故与此相关的史料、士大夫文集、政体文书(如《作邑自箴》、《昼帘绪论》、《洗冤集录》等),也自然进入研究的视野,而成为首选之一种。

   文献虽可尽量收集,但有史料,无方法、理论,自然难以构建法律史及司法传统研究的新意。

  

六、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本课题属于中国法律史研究之范畴,故谈理论与方法,就从此说起。法律史研究中的史料、理论与方法,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法律史作为一个学科,是史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既有史学的属性,也有法学的内涵。历史学研究中求客观、真实的价值原则,亦同样适用于法律史的研究之中。就此而言,中外史学家对于史料与方法关系的研讨,其成果早已汗牛充栋。简言之,其形象的概括是:史料如同建筑材料,譬如钢筋、砖瓦、水泥、木材等。离开材料,各种风格的建筑物无从谈起,故史料为史学之基础。然而,仅有建筑材料,没有能工巧匠与图纸设计,则具有艺术价值的辉煌建筑不可能耸立于人们的视野中。在这里,能工巧匠就好比是史学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理论是指导艺术,方法是实施方案。如同建筑学中的设计师,建筑之所以呈现为各种风格,如罗马式、哥特式、中国古典式、现代抽象式,全靠他们的创造与智慧。以建筑学做比喻,意思是说,史料如同建筑原料,是基础,巧匠为具体实施者,就是方法。图纸设计为指导者,就是理论的创造者。同理,在史学研究中,史料为史学之基,法律史也是一样。研究法律史,首先必须重视史料的搜集、甄别、阅读与理解,因为历史之真须通过史料呈现。然梳理史料、呈现历史之客观、叙述事实,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如,与研究问题有关的史料,尽可能广泛搜集;搜集来的史料应在阅读时辨伪考异;史料的取舍应与宗旨对应等,都必须经过史学的严格训练,掌握一定的史学方法。

   方法如同能工巧匠,是史学研究中的具体实践者。然而,史料如何取舍,标准为何,作者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以什么样的范式表达作者之思想,叙述历史之事件,勾连已消失于历史长河中的事实碎片,给作者呈现出一个鲜活的、有意义的历史之真,这就非有理论不可。没有能工巧匠与图纸设计,再多的史料也只不过是建筑原材料,不会成为有艺术风格的建筑物。著名史学家何兆武先生曾把重视史料视为“史学研究一”,为首要原则;把理论与方法,则称为是“史学研究二”。故而,他认为史学既是求真之学,又是一门艺术,离不开理论与方法,离不开史家的认识论与世界观。

   就本课题而言,研究的对象为宋代,问题意识却是现实的,切入问题的视角是社会学,方法是历史社会法学,关注的重点是宋代司法主体——士人(即士大夫)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其理性创造与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

   申言之,研究方法的重点有三:首先,坚持认为,宋代司法传统的研究,阐释的方法是用现代的,离不开西方法学理论的视野,而坚持的立场则必须是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认同;其次,传统司法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儒家仁爱观念下的民本与恤刑思想,这与现代司法追求公平正义并不从根本上相悖。仁爱理念下的囚犯人道主义待遇恰恰就是现代社会中人权的基本内容。因此,传统与现代虽有不同,却又可以创造性地转换。那种截然相对的观点为本人所不取。最后,“理性”与“经验”之总结,通过宋代士人这个群体的两个面向而集中于司法实践中,这是本课题所持的一贯立场与方法。

   简言之,我的方法是以历史社会法学的眼光,把宋代司法传统的研究集中于两个面向:一是理性思维的求真;二是价值关怀的向善。“以现实的眼光关注法史,于法史研究中体悟现实”是我承担本课题研究的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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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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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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