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宇:康有为伪造阔普通武的戊戌奏折了吗?——兼论戊戌时期君主立宪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5 次 更新时间:2018-08-15 01:5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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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宇  

   从日本近代的立宪历程看,明治十六年(1883年)伊藤博文完成在欧洲关于宪法及相关制度的调查归国后,开始以宪法体制为取向的制度改革,明治十七年(1884年)3月17日成立由其担任长官的制度取调局,负责起草与设计内阁制和相关各种官制、官吏任用制度、地方制度、行政裁判制度,以及国会、皇室、华族的各种制度,明治十八年(1885年)12月22日废除太政官制,建立内阁制,由内阁总理大臣和外务、内务、大藏、陆军、海军、司法、文部、农商务、通信大臣组成,凡十人,伊藤出任首任内阁总理大臣。12月23日,废除制度取调局,在内阁中设法制局。明治十九年(1886年)11月,伊藤开始组织人员秘密起草宪法,经数番修订,在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4月将宪法草案上奏天皇,并于4月30日成立枢密院,同样由伊藤担任议长,审议宪法、皇室典范和其它重要法案。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2月1日,天皇发布钦定宪法及议院法、众议院议院选举法、会计法和贵族院令,并宣布以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议院开会之时为宪法生效日期。

   在这一过程中,从个人层面而言,伊藤博文纵横捭阖的领导能力起到关键作用,从制度层面而言,其领导的内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伊藤内阁不仅是行政机关,其作为内阁总理大臣所管辖的法制局,还具有某些立法、甚至司法的职能,该局下设行政、法制和司法三部,“行政部,掌外交、内务、劝业、教育、军制、财务、递信之命令起草、审查之事。法制部,掌民法、诉讼、商法、刑法、治罪法及命令之起草、审查。司法部,掌恩赦特典及诸裁判所之官制及行政裁判”。即是说,立宪之前的伊藤博文内阁乃天皇制下国务(立法、行政、司法)最高辅弼机关,不同于立宪以后,明治宪法第55条规定的作为天皇行政权辅弼机关的内阁。其体现出某种议行合一的特质,是一种特别内阁模式,可谓宪政中枢机构。伊藤博文关于近代立宪的理论与实践,对康有为产生重大的影响。

   (三)康有为的“制度局”考释

   康有为念兹在兹的制度局,其名称很可能出自庆应四年(1868年)“三职七科”及后来“三职八局”体制下的“制度事务局”、明治四年(1872年)太政官体制下的“制度局”,其组织结构和人员编制乃模仿伊藤博文的内阁制,其理论基础乃三权分立学说和伊藤博文的人体功能论,并有所改造与发展。

   从组织结构上看,康有为的制度局下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局、社会、武备十二局”(《上清帝第六书》),或者“法律、度支、学校、农工、商矿、铁路、邮政、海军、民兵诸局”(《为恭谢天恩,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大局折》),这与伊藤博文内阁的设置颇多相似。

   从人员编制上看,康有为的制度局“妙选天下通才十数人为修撰”(《上清帝第六书》),同一范畴的议政处“以三十员为限”(《请设议政处疏》),前者与伊藤博文内阁成员的人数(10人)相近,后者恰好是伊藤内阁成员(10人)加上其法制局参事官(20人)的人数之和。

   从理论基础上看,首先,康有为通过近代立宪的三权分立学说,赋予制度局立法权,这与日本近代法制史上曾两次设立的制度局具有的立法职能相似。例如制度事务局负责“撰叙官职、制度、名分、仪制、考课诸规则事”,制度局负责“撰修制度律例”。在康有为的语境里,立法权与“议政”、“论议”等词汇通用。例如“臣考泰西论政,有三权鼎立之义。三权者,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又,“实未知泰西之强,其在政体之善也。其言政权有三:其一立法官,其一行法官,其一司法官。立法官,论议之官,主造作制度,撰定章程者也;行法官,主承宣布政,率作兴事者也;司法官,主执宪掌律,绳愆纠谬也。三官立而政体立,三官不相侵而政事举”。对于制度局名称渊源之一的“制度事务局”,康有为的按语就是“制度一局,议政之司也”。所谓“议政”、“论议”,指的是中国古典政治中“议”的传统,即做出政治决策之前,安排有制度性的臣工讨论。康有为奏请设立议政处的理由就是认为清朝初期曾设立议政处,但在军机处设立后,这种集体讨论的旧制基本被取消,仅存于朝审,因此亟需恢复。[9]以上例证一方面可以证明“制度局”、“议政处”、“立法院”三者确实是名异实同,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康有为作为近代今文经学家的方法论,他将近代西方的政治理论与传统中国的政治实践加以比附,进而达到理论的自洽。

   其次,康有为模仿伊藤博文的人体功能论,彰显立法的重要性。伊藤博文的人体功能论是将国家比喻为一个人的身体,天皇为头脑,各种国家机构为人体各个器官,从而论证天皇总揽统治权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康有为独辟蹊径,将其运用到三权关系之中,并将立法视为心思,行政视为手足,司法视为耳目,在这种譬喻下,立法成为三权中最重要的一环。

   “夫国之有政体,犹人之有身体也。心思者主谋议,立法者也;手足者主持行,行法者也;耳目者主试听,司法者也。三者立以奉元首,而后人事举。而三者之中,心思最贵。心不思而信足妄行,不辨东西,不避险阻,未有不颠仆者。三官之中,立法最要。”

   以此对照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康有为看来,最大的问题正是专门的议政(立法)者的缺失。

   “今万几至繁,天下至重,军机为政府,跪对不过须臾,是仅为出纳喉舌之人,而无论思经邦之实。六部总署为行政守例之官,而一切条陈亦得以议,是手足代谋思之任,五官乖宜,举动失措。”

   又,

   “六部为行政之官,掌守例而不任出议,然举行新政无例可援,军机出纳喉舌,亦非论道行邦,跪对顷刻,岂能讨论?总署困于外交,且多兼差,簿书期会,刻无暇晷。变法事体大,安有无论思专官而可行乎?周公思兼三王,仰思待枕。《中庸》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后笃行。今有办事之官,而无议论之官,譬有手足,而无心思,又以鼻口而兼耳目。不学问思辨,而徒为笃行,夜行无烛,瞎马临池,宜其丛脞也。”

   因此,康有为乃将法律局列为制度局下属十二分局的第一局,法律分局所对应仿效的,应该是伊藤内阁后来增设的由总理所管辖的法制局,这种改造可以看成是上述强调立法的思维逻辑的表现。

   康有为设计的以制度局为核心的政治改革方案,体现了分权与集权两种趋势的吊诡并存。一方面以近代立宪的权力分立理来论证制度局享有“立法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以具有近代知识的人员(“通才”)组成的机构专门负责国家政策法令、制度规章的制定,“治人”与“治法”并重,相辅相成,试图改变旧有官僚体制权限不分、职任不明的弊端;另一方面,它与下属十二分局这种“修撰/参议——专局”议行合一的体制建构,乃试图整合与统一当时军机处与六部的权力,恰如时人胡思敬所说,“窥其隐谋,意在夺枢府之权归制度局,夺六部之权归十二分局”,康有为试图通过制度局凝聚权力,建立近代政府体制,摆脱旧有官僚体制对改革的掣肘,不可避免引发保守势力激烈的反弹,制度局的方案最后没被光绪皇帝采纳,应该是权力的博弈的结果。

   需要指出,康有为关于立法权的中国诠释并不符合学理,康氏的制度局所享有的“立法权”毋宁只是某种起草法令、提出议案的权力,可以说是具有某种立法的职能,却非近代立宪主义之下通常由议会所享有的立法权。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学术素养,戊戌时期的康有为对立宪的相关理论很可能尚未清晰地把握,实际上一直到1902年,梁启超才发表《论立法权》,区分“立法部”与“立法权”两个概念,辨析立法权的归属,在学理上澄清此问题;二是政治体制,在皇权一统之下,立法权最终乃由皇帝所掌握,即便是当时已经立宪的日本,其明治宪法第5条也规定由天皇行使立法权,议会只是起到协助参赞的作用,因此对此无需专门辨析;三是个人品性,对于有着强烈个人自信,更倾向“六经注我”的康有为而言,这种有心抑或无意的解读正是康氏风格的体现。

   (四)尚未正式登场的“宪法”

   如果说有关议院、制度局的设计虽然粗疏但仍有具体内容的话,相比之下,“宪法”在奏章中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比重、分量较轻。14份奏章中“宪法”仅出现5次,而且有2次专指日本宪法。从时间上看,该词首次出现是在《上清代第五书》(1897年),前四书中皆不见踪影,很可能是康有为通过编辑《日本变政考》了解日本的立宪过程后,才将“宪法”写入奏章之中。《为恭谢天恩,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大局折》中没有“宪法”的内容,在1911年出版的《戊戌奏稿》中,根据该折另写的《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中才增添“宪法如何而定”内容,这种变化显然与后来立宪已经成为时代主题有关。综上可见在戊戌时期,“宪法”并不是康有为关注的重点。二是内涵语焉不详。在关于中国的3处“宪法”中,其中2次只是简单提到“定宪法”,只有1处通过譬喻的方式加以解释,即“立法院……草定章程,酌定宪法,如周人之悬象魏,如后世之修会典”(《变法先后有序乞速奋乾断以救艰危折》),其更多地从“宪法”一词的中国古典语义即公布法令,法典、法度,[19]用以昭示臣民,寄寓良法图治的角度来理解立宪与宪法,缺乏对近代意义的宪法之把握。

   关于宪法的认识,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1899年的《各国宪法异同论》中,才从根本法的角度谈到对宪法的理解:

   “宪法者,英语称为Constitution,其义盖谓可为国家一切法律根本之大典也。故苟凡属国家之大典,无论其为专制政体(旧译为君主之国)、为立宪政体(旧译为君民共主之国),似皆可称为宪法。虽然,近日政治家之通称,惟有议院之国所定之国典乃称为宪法。”

   但即便梁启超已经意识到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地位,仍然纠结于政体与宪法的关系,因此这种意识还是停留在似是而非,似懂非懂的阶段。一直到1901年的《立宪法议》,他才认识到近代宪法关涉到君民共守、根本法源、有限政府、人民自由等问题,对其有了比较清晰完整的把握:

   “宪法者何物也?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也。西语原字为The Constitution,译意犹言元气也。盖谓宪法者,一国之元气也。立宪政体,亦名为有限权之政体……有限权云者,君有君之权,权有限;官有官之权,权有限;民有民之权,权有限。故各国宪法,皆首言君主统治之大权及皇位承袭之典例,明群之权限也;次言政府及地方政治之职分,明官之权限也;次言议会职分及人民自由之事件,明民之权限也。”

   综上可见,在戊戌时期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尚未正式登场,但也可以看到,其即将登上历史的舞台,并且取代“议院”成为时代关注的焦点。

  

结论


   笔者仿效冯友兰先生的“照着讲”与“接着讲”,试图对学界聚讼不已的“康有为是否伪造内阁学士阔普通武戊戌奏折”之争论做出回应,在澄清史实的基础上理解与反思时代中人与时代变迁。

拙文从研究思路上引入了对梁启超与程序问题的关照,并发现了重要的线索。从两则新证据,即更早发表的梁启超的《古议院考》与阔普通武的档案折在文本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康有为的上书经验与档案折在程序上“(议院)议妥由总理衙门代奏”的安排相符合,可以推定该折是梁启超、康有为代为起草,梁启超在其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康有为后来在《戊戌奏稿》中对奏折内容进行改动,但并非伪造。我们固然可以从道德层面加以批评,但作为政治人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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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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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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