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宇:康有为伪造阔普通武的戊戌奏折了吗?——兼论戊戌时期君主立宪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 次 更新时间:2018-08-15 01:5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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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宇  
但阔普通武是否愿意马上以自己名义上奏,则要打个问号或者折扣。双方这种微妙的关系,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若即若离”,其很可能造成了起草到上奏之间的时间差,导致当代学界的争议。

   (二)欲说还休:康有为、梁启超关于开设议院的态度变化

   阔普通武在档案折中提到“恭读六月二十三日上谕,遇有交议事件,内外诸臣,务当周谘博访,详细讨论,及力除壅蔽,上下以一诚相感等因,钦此。仰见皇上宵旰勤劳,舍旧图新之至意。”可见其受到戊戌年(1898年)六月二十三日光绪上谕的激励,所以上奏此折。该上谕内容为:

   “目今时局艰难,欲求自强之策,不得不舍旧图新。前因中外臣工,半多墨守旧章,曾经剀切晓谕,勗以讲求时务,勿蹈宋明积习,谆谆训诫,不啻三令五申。惟是朝廷用意之所在,大小臣工,尚恐未尽深悉。现在应办一切要务,造端宏大,条目繁多,不得不采集众长,折衷一事。遇有交议之件,内外诸臣,务当周谘博访,详细讨论,毋缘饰经术,附会古义,毋胶执成见,隐便身图;傥面从心违,希冀敷衍塞责,致令朝廷实事求是指意,失其本旨,甚非朕所望于诸臣也。总之,无动为大,病在痿痹,积弊太深,诸臣所宜力戒。即如陈宝箴,自简任湖南巡抚以来,锐意整顿,即不免指责纷乘。此等悠悠之口,属在缙绅,傥亦随声附和,则是有意阻挠,不顾大局,必当予以严惩,断难宽贷。至于襄理庶务,需才甚多,上年曾有考试各部院司员之谕。著各该堂官,认真考察,果系有用之才,即当据实胪陈,候朕录用。如或阘茸不识,亦当立予参劾,毋令滥竽。当兹时事孔棘,朕惩前毖后,深维穷变通久之义,创办一切,实具万不得已之苦衷,用在明白申谕。尔诸臣其各精白乃心,力除壅蔽,上下以一诚相感,庶国是以定,而治理蒸蒸日上,朕实厚望焉。钦此。”

   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拉开变法维新的序幕。但改革举步维艰,进展缓慢,在这种背景之下,两个月之后,这位年轻的皇帝再次颁布谕旨,要求臣工积极响应革新自强。从因果关系来看,很可能阔普通武就此揣摩圣意,认为皇帝改革之心弥坚,而且此前的二月初八日,已经有御史宋伯鲁的《请设议政处疏》中提到“今拟略师泰西议院之制,仍用议政名目,设立议政处一区”倡议仿行议院,因此这时将梁启超、康有为的奏折上呈,不仅可以积极响应皇帝的号召,而且也可能降低政治风险。

   但此时开设议院,已经不是康有为的意旨。康氏在戊戌年四月二十八日获得光绪召见,思想发生转变,按照王照的说法是“即变其说,谓非尊君权不可”。应该指出,这种因为政治机缘对改革者思想主张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例并不鲜见,孙中山当年求见李鸿章而不得,促使其由改良转向革命,便是典型的例证。[4]康有为在《自定年谱》戊戌年中曾专门记载他反对阔普通武开议院一事,“内阁学士阔普通武尝上书请开议院,上本欲用之,吾于《日本变政考》中,力发议院为泰西第一政,而今守旧盈朝,万不可行,上然之。”类似的举动,还可见《自定年谱》所记录的他在戊戌年阻止谭嗣同和林旭开议院一事,“于时复生(按:谭嗣同)、暾谷(按:林旭)又欲开议院,吾以旧党盈塞,力止之。”当然,他最为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的证据,是戊戌五月二十八日的《答人论议院书》。

   “承见教责以不建言请开议院,所以督责者甚至,此诚大君子忧国救民之盛心而爱人以德之高义也。然仆之愚,讲求变通宜民直故,窃有所斟酌焉,非苟为采袭已也。夫议院之义,为古者辟门明目达聪之典,泰西尤盛行之,乃至国权全畀于议院而行之有效,而仆窃以为中国不可行也。该天下国势民情地利不通,不能以西人而例中国。泰西自罗马教亡后,诸国并立,上以教皇为共主,其君不过如春秋之诸侯而已。其地大者,如吾中国两省,小者如丹荷瑞比乃如吾一府,其臣可以仕他国,其民可以游外邦,故君不尊而民皆智,其与我二千年一统之大,盖相反矣,故中国惟有以君权治天下而已。顷皇上聪明神武,深通外国之故,戒守旧之非,明定国是,废弃八股而举行新政,目不暇给,皆中旨独下,不假部议,一诏既下,天下盛行,虽有老重大臣,不敢阻挠一策,而新政已行矣。若如足下言,则定国是,废八股,开学堂,赏新书新器,易书院,毁淫祠诸事,足下故怀忭鼓舞喜出望外者也,然下之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又下之公车诸士会议,此亦西人之上下议院也,三占从二,然后施行,试问驳者多乎,从者多乎。方今士大夫能知变法维新以保危局者,百不得一,其稍有所知者,亦皆模棱两端,然已不可见矣。虽以皇上之毅然变法,然犹腹诽者众,泄杳如故……然以此辈充议员,凡此新政必阻无疑,然则议院能行否乎,不待言矣。故今日之言议院,言民权者,是助守旧者以自亡其国也。夫君犹父也,民犹子也。中国之民,皆如童幼婴孩,闻一家之中,婴孩十数,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童幼婴孩主之议之,能成家自养否乎?必不能也。君犹师长也,中国之民,皆如蒙学,试问蒙馆之中,童蒙数千,不听师长主之教之,而听童蒙共主之自学之,能成学否乎,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三年而成效著。泰西三百年而强,日本三十年而强,若皇上翻然而全变,吾中国地大人众,三年可成。况圣上天锡勇智,千载罕逢,有君如此,我等但夙夜谋画,思竭涓埃,以赞圣明足矣……”

   此番言论,要点有三:一是强调中国历史、地理等国情的特殊性,认为不能盲目模仿西方;二是认为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素质不高,见识有限,如果参与议政只会成为改革的阻力;三是推崇光绪帝的领袖魅力,认为其足可担当领导改革之任。一言以蔽之,中国自强只能走君主主导的“开明专制”之道,不能走西方式的议院之路。因此,阔普通武在戊戌七月开设议院的建议与康有为当时的理念相悖,而且所提的“拟请设立上下议院”,更不符合康有为这个时候关于“议院”的设计(详见下文),成为他不惜“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的对象。

   从反对开设议院的《自定年谱》与主张立宪开国会的《戊戌奏稿》的写作/刊行的时间看,前者“编者按”谈到“此年谱系根据赵丰田所藏钞本录下,后经与康同璧所藏钞本对校,原文至光绪二十四年为止”,可见其主要完成于1898年前,后者则印行于辛亥(1911年)五月。

   综上所述,事件的真相很可能是:康有为、梁启超很早就认识到议院的重要性,但开设与否取决于他们对政治局势的判断和政治地位的变化,呈现出一种欲说还休的态势。他们曾经以阔普通武的名义起草了一请开设议院的奏折,但是阔普通武因为某些顾虑并没有立即上奏,而是斟酌再三,观察时局,直至戊戌六月二十三日光绪颁布倡导革新的谕旨后才决定上奏,但这时康有为已经有登“庙堂之高”的机会,政治思想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忌讳与民权关系密切的“议院”一词,因此不再认可阔普通武的提议,《自定年谱》、《答人论议院书》成为他表明心迹、划清界限的方式。而到了辛亥年,局势早已经大变,1906年清廷宣布“仿行宪政”,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预备立宪计划,1909年作为议院基础的资政院正式开会,到了1911年时,“国会”与“宪法”早已经成为政治正确和朝野共识,在这一背景下,康氏为了避免落后于时代,于是重作冯妇,窜改当年的奏折。

  

四、戊戌时期的君主立宪问题


   (一)康有为的奏章中有关“议院”、“宪法”范畴的叙述

   对该奏折引申出来的戊戌时期的君主立宪问题的探讨,不能满足于单个奏折的考证分析,从法学的角度看,需要对法政关键词的表达样态、发展演变展开深入的探讨。笔者依据孔祥吉先生编著的《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通过表格梳理从戊子(1888年)到戊戌(1898年)十年间,康有为以本人或者他人名义上奏的奏章中有关“议院”、“宪法”范畴的叙述,在此基础上展开分析与论证。

   (二)作为敏感热词的“议院”

   笔者拟提出“‘议院’在戊戌时期是一个敏感热词”之观点,如果要从现代的视角更好地理解体会,可以说彼时谈论“议院”一词好像我们曾一度对待“人权”一词的态度,亦有如当前谈论“宪政”一词的境遇。

   在甲午之后,国人对西方的学习,已经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转而为“制度上感觉不足”,变法逐渐成为时代的共识和主题。在这一背景下,议会问题成为舆论的热点。根据学者考察,近代议会思想进入中国,可分为四个阶段:1、从1840—1870 年30年间是知识性的介绍,只是一些初步的了解,并无袭用的观念。2、1871—1895年这25 年间,士人视议会有“君民一体”、“下情上达”的功能,可以团结人心,众志成城,已含有价值观念。3、1895—1904年这10年间,民权说代起,强调议会是人民权力表现的场所,“不出代议士不纳税”的观念取代“君民一体”而风行。4、1905年以后,议会思想根植国内,人民要求付诸实现,因此有清政府之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不仅深入议会理论,同时考求实施的技术,至此中国进入锣密鼓紧的实行时期。

   康有为、梁启超有关议院的论述,介于第2与第3阶段之间,因此议院既是君民上下同心的自强之道,又体现分权与限权的理论学说,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一方面,民间可以谈论“议郎”、“议院”、“国会”、“宪法”等词汇,这些词汇甚至是舆论热词,不算“触犯时忌”,但另一方面,“议院”一词所承载的思想尤其是“民权”观念,又不可避免与传统大一统的君权有着天然的紧张关系,这使得时人谈论需要区分场域,因此在上书言事时,对“议会”这一可能的特洛伊木马之处理尤为谨慎。从数据上分析,有学者就发现在其掌握的275份士民上书中,论及议会的仅有10份(包括支持、反对以及与议院相关者),约占3.6%,可见比例甚低。

   对此,康有为、梁启超的应对方式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在称谓上大做文章,或者托古改制,在传统资源中寻找中西暗合的论据,同时利用古典的词汇,例如“议郎”、“议政处”、“武英殿”、“太和门”、“懋勤殿”、“集贤馆”、“延英馆”等来旧瓶装新酒,此点前文已经谈及。或者借助外来资源,尤其是参照日本明治维新,使用其相对中性的词汇,例如“顾问”、“参议局”、“立法院”、“制度局”等来缓解压力。

   其次是调适“议院”的具体内容,尤其是小心翼翼地处理其与君权的关系。例如议郎(即议员)的选举,在《上清帝第二书》、《第三书》中是“士民公举”,比例是“约十万户而举一人”,到了《上清帝第四书》,其比例虽然相同,“令天下郡邑十万户而推一人”,但方式则大相径庭,更强调君主的人事权,“至会议之士,仍取上裁,不过达聪明目,集思广益,稍输下情,以便筹饷。用人之权,本不属是。乃使上德之宣,何有上权之损哉”,比较之下,可以判断前者为民选议员,后者为钦定议员。

   第三是机制建设的重心从议院模式转向特别内阁模式。以《上清帝第六书》为分界点,前者冠以“议院”、“国会”之名,人数为“十万户而举/推一人”,或民选或钦定,着重于建设近代议院机制,后者冠以“制度局”、“议政处”、“立法院”、“懋勤殿”之名,人数为“十数人”、“三十员为限”,着重于建设近代日本的特别内阁机制,这一变化,体现了康有为从理想进路到历史进路的转变。所谓理想进路,就是模仿立宪国家的既有制度进行建设,例如其所提倡的议员“十万户而举一人”、表决“三占从二”等内容,便是受到《德国议院章程》及其译序的影响,所谓历史进路,就是模仿立宪国家的历史经验进行制度建设,这方面的影响以《日本变政考》为代表。该书是一部关于日本明治维新的编年体史书,在戊戌年间康有为曾先后两次进呈光绪帝,为康氏提供了政治改革的思路与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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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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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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