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宇:康有为伪造阔普通武的戊戌奏折了吗?——兼论戊戌时期君主立宪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5 次 更新时间:2018-08-15 01:57:23

进入专题: 康有为   君主立宪   戊戌奏折  

陈新宇  
其谈到:“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这种观点与阔普通武提倡开设议院的主张正好相反。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两文刊行时间,相隔已近两年,时局有所不同。

   两文统计分析,阔普通武的档案折凡812字,与梁启超《古议院考》有高度相似性的达195字之多,近四分之一的比例,更兼有方法、观点上的相似性。那么,到底是“英雄所见略同”还是阔普通武“参考”了梁启超的文章?对此问题的判断,还需要进一步展开讨论。

   (二)梁启超的心理分析

   梁启超在1897年春给严复的信中,曾谈到该文写作经过与感受:

   “《古议院考》乃数年前读史时偶有札记,游戏之作,彼时归粤,倚装匆匆,不能作文,故以此塞责。实则启超生平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此实吾国虚骄之结习,初不欲蹈之,然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往往自不免。”

   从中可以看到两则重要的信息:首先,《古议院考》中的种种古典论据,是梁启超读史时有感,抄录所得。其次,梁氏本人对这种托古改制的方法颇不以为然,只是因为宣传需要,不得已而为之。需要指出,这种旧瓶装新酒,甚或“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手段并非梁氏私人独有,毋宁是改革者们为了减少阻力而有意为之的时代潮流,其并非个案,君不见晚清修律大臣沈家本的名著《历代刑法考》中,就多可得见。

   粱任公之为人,不妨借用何炳棣先生的一个术语来概括,可谓具有高度“安全感”的人。他不仅在私隐性的通信中承认不足,甚至在公开性的出版物中也开诚布公、自揭其短,例如:

   “有事虽非伪,而言之过当者……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

   又如:

   “(按:对清代学术的评价)当时多有为而发之言,其结论往往流于偏至。”

   对于梁启超这种“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6]的行径,我们可以批判其善变,但也要承认其胸襟确实是“君子坦荡荡”(《论语·述而》),有值得肯定之处。需要特别指出,梁任公专门在学术性的著述《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举《戊戌政变记》之例,以史学家的立场、当事人的身份提供了对当年事件的看法,他虽然承认有感情成分掺杂其中,但并非无中生有——“非伪”——这也可以给当代学者指责康有为作伪提供另外一种角度的思考。

   (三)有关议院的时代作品与时人感受

   关于奏折的著作权问题,是否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即梁启超和阔普通武两人都参考了相关主题的某些先前作品,然后各自表述呢?

   首先爬梳、比较戊戌变法之前影响甚巨、涉及议院问题的著述,例如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郑观应的《泰西诸国设立议院源流》、汤震的《危言》、许象枢的《议院利害若何论》、杨史彬的《议院十难》、陈翼为的《议院得失论》、陈虬的《治平通议》、陈炽的《庸书》、何启与胡礼垣的《新政真诠》等,可以发现观点和方法等方面或有相同、类似之处,但文字上则很难有如梁文与阔折两者一样高度契合者,而且托古的论据也远远没有《古议院考》所罗列的之多。

   其次看时代中人对于议院古典渊源之认识。以孙宝瑄为例,其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

   “观《周礼》司寇一职所述,询国迁,询国危,询立君,皆询及士庶人。而当询之时,自公卿大夫以至士庶人,皆有所立之法。又凡决狱,亦往往询及庶人。则古人似有议院之法。章枚叔云。”

   孙宝瑄出生清末官宦世家,其父孙诒经是光绪朝户部左侍郎,其兄孙宝琦是清廷驻法、德公使暨顺天府尹,其岳父李翰章是两广总督,其本人曾在工部、邮传部、大理院等处任职,笃志向学,交游甚广。以他的家世背景和知识视野,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应该算是佼佼者,但其在戊戌年也只是从章太炎(字枚叔)口中听到古人有议院的例证,并且专门在日记中记下这些内容,可证明当时印象深刻。据此可以间接地看出,有关议院的托古论据如果不是平日有心留意,是很难获得像梁启超《古议院考》那样丰富素材的。

   据此可以认为,相比于“英雄所见略同”,阔普通武“参考”了梁启超文章可能性显然更大。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很难说阔普通武对档案折具有完全的著作权。

   (四)“(议院)议妥由总理衙门代奏”与康有为的上书经验

   重新梳理阔普通武的档案折,我们还可发现先前研究中皆没有指出的与康有为颇有渊源的一则证据,即决策程序上“(议院)议妥由总理衙门代奏”。管见以为,这很可能是康有为根据自身上书经验做出的安排。

   依据孔祥吉先生编著的《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进行统计,从戊子(1888年)到戊戌(1898年)十年间,康有为以自己名义一共上奏了23份奏章。笔者通过表格进行梳理,以便清晰地显示其关键点。

   按照清朝的制度规定,凡文官,京官自三、四品京堂以上和翰詹科道官员,地方官按察使以上,或者负有特殊使命的钦差官员,例如学政、海关监督、织造等官可以使用奏折,武官须总兵以上官员才可使用奏折。因此,康有为无论身为布衣、举人、进士,还是进士及第后作为工部的六品主事,皆没有直接上奏的权利。

   康有为曾提到光绪帝授予他直接上奏权利,其《自定年谱》记载,“(戊戌五月)初三日总理大臣代递谢恩折,上命曰:何必代递,从此康有为有折,可令其直递来”,但这一说法不符合史实。如果康氏真的在戊戌年五月获得直接上奏权利,其后的奏折就无需经过总理衙门代递了,对照上述表格显然不是。另外,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记录,康有为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五、六、七月四次上书,全是总理衙门代递,亦是他不曾获得直接上奏权利的重要佐证。

   如果康有为选择代奏,在当时的制度框架下,可供他选择的路径有三:首先,所属衙门的主管官员代为上奏。《大清律例·礼律·仪制》“上书陈言”律规定“若内外大小官员,但有本衙门不便事件,许令明白条陈合题奏之。本管官实封进呈,取自上裁”。其次,特定衙门代为上奏,例如都察院。《养吉斋丛录》记载,“康熙十年,宪臣奏请停止,凡非言官而建言为越职,例当降调。至言路大开之时,即非言官亦许陈奏,其不应具折者,准胪举条陈,赴都察院呈请代奏”,百日维新的很多士人上书,清季立宪代表的速开国会请愿运动,皆通过都察院来向朝廷表达意见。第三,深受皇帝信任与器重的中枢权臣代为上奏,例如雍正时期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等,曾被授予此权。

   康有为是工部主事,其是否同时也隶属总理衙门呢?在其《自定年谱》中有一条线索,记载康氏在戊戌四月二十八日蒙光绪召见后的情况:

   “既退出,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著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时李合肥谢恩同下,面色大变,对我叹息,谓荣禄既在上前面劾我,又告刚毅上欲赏官勿予,当予微差以抑之。上问枢臣以位置吾时,廖仲山将欲言请赏五品卿,而刚毅班在前,请令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盖欲以屈辱我也。于是发书告宋芝栋令其即上废八股之折,盖早已为草定者。乃与幼博游西山,既还,将议诣宫门谢恩,以诸臣忌甚,又无意当差,于初一日乃具折谢恩,并再陈《大誓群臣,统筹全局,开制度局》三义。”

   按照康有为的说法,他曾被授予“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之差,但这是刚毅、荣禄等保守势力嫉之妒之,试图屈辱他的手段,所以他没有接受。这一说辞,可能有康有为自我抬高的嫌疑,但其没有到总理衙门就职,应该也是事实。从他后来所上的奏章看,皆只列出“工部主事”,从未曾见“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头衔,而对比和康氏同日获得召见的张元济,其所上奏章乃标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刑部主事臣张元济跪奏”。因此,康有为与总理衙门之间,应该无隶属关系。

   综上分析,从康有为所上23份奏章的情况看,其可以说尝试了制度允许代奏的三种路径,即所属衙门(工部)、特定衙门(都察院)和中枢权臣(翁同龢),但仅仅有《上清帝第三书》一次通过都察院代奏获得成功,其余的四次皆被拒绝。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与制度内的举措基本无功而返相比,反倒是打破常规,通过并无隶属关系的总理衙门多次实现目的。

   在等级森严的帝制时代,品秩不高的康有为的奏章之所以能够上达天听,除了其确有过人之处外,总理衙门无疑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甚至为其代奏有违制之嫌。根据学者考证可知,幕后的推手应该是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这位康有为的贵人乃署中的当家人物,而且深得光绪帝的信任,正是他建立了康有为与光绪帝沟通的重要渠道。除了张荫桓之外,倾向变法改革者张元济、李岳瑞等作为总理衙门章京,也有可能施以奥援。

   因此,阔普通武的档案折以总理衙门作为议院议妥后的代奏机关,而不是制度上具有代奏职能的都察院,很可能不是无心之举。考虑到康有为上书的经历,在广开言路的时代背景下,由总理衙门代奏更能使其或者其同盟者的观点脱颖而出,这一做法应该是其深思熟虑之结果,毋宁为路径依赖的体现,可谓“康有为的选择”。

  

三、代拟奏折事件真相的推测


   (一)若即若离:阔普通武与康有为、梁启超关系的再探讨

   我们根据梁启超的《古议院考》和康有为的上书经验这两则新发现的证据,基本上可以推定梁启超、康有为对档案折具有著作权。当然,考虑到梁启超、康有为代阔普通武起草奏折这一历史证据链的完整性,还应该考察康、梁与阔之间的关系问题。关于阔氏的履历及其与康、梁的关系,已经有学者做过介绍,但在细节上还可修订与补充,在此基础上的推论能够更有力地佐证笔者的观点。

   阔普通武,字安甫,满洲正白旗人,光绪丙戊科进士。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八月十七日,因内阁学士钟灵升任出缺,时任詹事府詹事的阔普通武被补授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1]其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三所上《变法自强宜仿泰西设议院折》,正是以此头衔上奏。同年七月十九日,礼部六位堂官即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左侍郎堃岫、署左侍郎徐会灃、右侍郎溥颋、署右侍郎曾广汉因违抗谕旨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被一并革职,七月二十二日,阔普通武迁任礼部左侍郎。需要注意,从以内阁学士身份兼任礼部侍郎到专任的礼部堂官,虽然品秩都是从二品,但前者乃虚衔,后者乃实权职务,可谓升迁。康有为认为与阔普通武上书主张开议院有关,“(皇帝)虽不用阔言,犹拔为礼部侍郎,上于言必酬如此,知人之明,鼓励维新,莫不颂我圣明也”[4],这一说法应该是符合史实的。戊戌政变后,阔普通武为守旧势力弹劾排斥,同年十月二十八日,为西宁办事大臣。

阔普通武曾经参与维新派的活动。胡思敬的《戊戌履霜录》谓其“结交康有为,入保国会”,但此说不够精确。光绪二十四年戊戌闰三月念三日《国闻报》刊登的《京城保国会题名记》,有第一次会议的与会者名单,阔氏赫然榜上有名,但隔日《国闻报》同样以《京城保国会题名记》为标题,罗列保国会的会员名单,阔氏则不在列,可见阔普通武只是参加了保国会的成立大会,但没有成为该会的正式会员。这些历史细节可以证明阔普通武与康有为之间存在交集,在某种程度上阔普通武对康有为的政治理念有认同之处,但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交谊未必很深。因此,梁启超、康有为代阔普通武起草奏折存在可能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康有为   君主立宪   戊戌奏折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律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1641.html
文章来源:法学学术前沿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