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中国人在国际关系中的世界观

——兼论“中国例外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9 次 更新时间:2018-08-11 21: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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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 (进入专栏)  

  

   西方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和美国对世界的看法有共同之处,就是把自己看作例外,即所谓“中国例外说”。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但又不尽然。提到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概念,必须分清古今,不能笼统而言。当然传统观念必然对现在仍发生影响,形成某种特色。这里古今的划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线。不言而喻,那条线是指一个缓慢的转变过程的开始,绝非两种观念的分水岭。

   1、古代中国没有民族国家观念,因此也谈不到“国际关系”。古人只有“天下”的观念,“华夏”居中,“夷狄”居边。“华夏”主要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至于“四海”之外是什么,只存在于丰富的想象中,成为神话故事的题材。在这片广阔的陆地上各种政治力量、封建王侯以及族群之间进行过无数次流血的争斗与和平谈判。有过多次边疆少数民族征服汉人入主中原,但是不久在文化上就被高度发达的汉文化同化。所以说:“只闻以夏变夷,不闻以夷变夏”。有时中国皇朝也发动“拓边”之举,征服边疆少数民族。但是其目的只是要他们向“天朝”称臣纳贡,只有象征意义,没有或极少经济利益。这就是西方人所熟悉的“中央王国”观念。

   2、鸦片战争之后起了剧烈的变化。事实上“民族国家”的观念乃至后来发展成中国的“民族主义”都是被西方列强和日本刺激出来的。“中央王国”的梦幻在眼看着自己的国力和地位一落千丈中破灭。这一过程极端屈辱而痛苦:中国最早派驻欧洲的大臣发现了一个更加先进的文明,而且欧洲人看中国如古代中国人视“夷狄”。此后在一次又一次与列强相遇中总是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从那时起,民族屈辱感成为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难以治愈的精神创伤,因而摆脱列强强加于身的民族屈辱也就成为中国人最长期、最基本的共同诉求。这种诉求已经与“中央王国”的观念相去甚远。事实上,强国雪耻是任何一个遭受失败的民族都有的愿望,中国并不例外。只不过中国有着几千年辉煌历史的集体记忆,使这种愿望更加锥心刺骨。因此,以下诸点也许可以视为 “中国式的民族主义”的特色:

   ——“爱国主义”取代了过去的忠君思想,成为中国人超过一切的最高道德标准。个人权利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利益。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包括科学家和企业家的优劣都要以这一尺度来衡量。最受尊重的政治领导人是那些在外国压力面前表现英勇不屈的人。甚至历史人物也以此标准划分忠奸。

   ——特别强调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分而治之”。这固然是由于众所周知的过去被列强瓜分为势力范围的惨痛经验,同时也由于直到现在,反对中央政府的分裂势力总是得到外国的支持和同情。

   ——尽管“中央王国”的观念已成过去,“面子”在对外事务中仍居重要地位。中国人遇到与外国的摩擦很容易与“民族尊严”联系起来,往往超过实际利益的考虑。在外交来往中对“礼遇”规格特别重视;个别中国人在国外或在外国人面前的行为不当为国人所诟病,首先是因为“丢中国人的脸”;另一方面,个别中国人,甚至华裔外籍人的成就都被视为“为祖国争光”。

   —— 一个半世纪以来,对西方的影响始终存在一种矛盾心理:为谋求中国的现代化和繁荣富强,无数仁人志士热切地向西方学习,包括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民主自由思想;同时,在捍卫民族独立反对外国压迫中又反对“西化”,亦即拒斥西方影响,并且很容易把与西方关系较为密切的中国人视为“洋奴”。这两方面组成中国改良与革命的基本特点,从正面概括就是“反帝反封建”,从反面讲是“盲目崇洋”和“闭关自守”两个极端。

   纵观迄今为止的近现代史的实践,反帝总是压倒反封建。历届中国的统治者率多对西方民主自由思想持抗拒态度,视之为对自己权威的威胁,同时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行为又无意中帮助中国统治者诉诸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文化强大的冲击力,也担心失去文化的民族自性,因而疑虑重重。日本在走向现代化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心态就大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背景,中国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受伤害的大国,从这一立场出发,在国际事务中强调以下道义原则:争取平等、反对强权(现在更多提“霸权”);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国干涉和支持国内分裂势力;主权高于人权。

   上述中国在对外事务中的特点在不同时期各有消长,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不过核心至今未变。

   1、1949年以后的情况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前30年:领导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是几种极端的混合:既激进又保守,既理想主义,又现实主义;彻底否定传统,又延续传统的诸多特点。首先是诉诸民族主义,高举彻底反帝旗帜。事实上,共产党在革命中赢得中国近代史上任何政治力量所无法企及的最广泛阶层的支持,其秘诀正在于此。因为它满足了几代中国人对民族自豪感的诉求,而其他政治力量都做不到。

   其次,他又倡导国际主义,实行支持各国革命的政策。这一立场推向极至,就带有“中央王国”的回响,出现的形式是以世界革命领袖自居。

   第三,他以反对和挑战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和孤立政策始,却以自我孤立终。在他的晚年曾决心蔑视一切现行的国际法与国际规则,不再谋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而倡导联合世界“真正的革命力量”成立一个“革命的联合国”。这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例外论”。但是在实践中,又是十分谨慎、现实,在国际事务中不是冒险主义者。这一务实的方面导致了影响深远的打开中美关系的“乒乓外交”。

   ——后20年(截止讲话时):在这一时期,中国努力争取融入国际社会,完全放弃了前30年外交中支持“世界革命”这一面。从逻辑上讲,这是“中国例外论”的反命题,但是在明显的变化中仍能分辨出传统特点的延续。

   变化的一面:

   1、从理论上放弃了列宁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世界战争就不可避免的论断,以及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

   2、放弃闭关锁国,承认全球化为大势所趋,明确与国际社会的主流接轨的目标。

   3、不再想做世界革命领袖,把经济发展放在国家目标的中心,从而在国际事务中采取务实和低姿态。

   延续的一面:

   1、对西方影响的矛盾心理如故。在包括大众文化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实践中大规模努力学西方的同时,对西方的政治思想影响仍采取抗拒态度。官方文件中一再出现反对“西化”和“和平演变”,作为一种原则目标。

   2、国际强权政治的受害者的意识仍使广大中国人耿耿于怀,一旦遇到突发事件(如驻南使馆被炸)这种强烈的民族情绪还会达到爆炸性的地步。

   3、尽管确定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在涉及领土主权这样更高的原则时(例如台湾问题),并非不可以牺牲这一目标。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变化的轨迹几乎重复了20世纪的头20年的循环。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10年,即80年代,大多数思考的中国人都向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之为各个领域中现代化的榜样。下一个10年中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几乎是百年来范式的重复。在多数中国人,特别是青年学生中民族主义情绪再次升起,对美国对华高压政策和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公平待遇强烈反感。

   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最惠国待遇问题、WTO问题、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乃至西方对待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罪行持明显的不同态度,等等。尽管各种中国人有不同的理由对政府有所不满,但是多数人对主权的关注还是在人权之上。这种情况对政府当局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利用民族情绪抵制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影响,从而推迟政治改革;又会把自己置于非理性的压力之下,使出自实际需要的较为稳健的对外政策遭到非难,造成被动。

   这是当前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处境,既有历史的延续性,又有当代的特点。实际上这种对外政策受本民族文化历史和内部的公众压力的影响并非是中国独有的。不过各国的矛盾内容各不相同。中国有自己的特色。互相深入了解民族心理的特点有助于更妥善地处理国家间的关系。

  

(本文为作者在美国一次国际论坛上讲话,原文为英文,作者自己译成中文,首发于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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