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岗:“文学式结构”、“伦理性法律”和“赵树理难题” ——重读《“锻炼锻炼”》 兼及“农业社会主义”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 次 更新时间:2018-08-11 14: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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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岗  

一、新颖的“赵树理文学”:一种“具体”的“抽象性”

  

   1959年7月,《文艺报》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的批评赵树理小说《“锻炼锻炼”》[1]的文章,文章称《“锻炼锻炼”》是“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所谓“歪曲现实”,主要是指小说描写的如“小腿疼”、“吃不饱”这样典型的落后、自私和懒惰的妇女,“不是占农村妇女的大多数”,“1957年秋季,农村虽然刮起了妖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大大抬头,为了搞各种个人经营而损害集体利益的社员纵使会有,但并不是像赵树理同志所说的:‘大半妇女不上地,棉花摘不下。’‘摘头遍花能超过定额一倍的时候,大家也是这样来得整齐。’‘一听自由拾棉花时,就什么事也没有了。’而拾二三遍花时,却是‘说来说去,来的还是那几个人’。”在作家的笔下,“除了高秀兰这个理想的进步妇女外,读者看不到农村贫农和下中农阶层的劳动妇女的形象,所看到的只是一大群不分阶层的、落后的、自私到干小偷的懒婆娘……退一步来说,即使争先社的确有这样的情况,作者把它写到纸上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如果说是为了通过这样的描写把这个社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衬托得更逼真,通过批判达到教育群众特别是‘利己主义者’的目的,那么,这一‘大半妇女’的本身除了被捉弄以外,又何曾受到了什么样的教育呢?”因此,文章发出了严厉的责问:“难道这就符合农村现实吗?”“难道这就是农村妇女的真实写照吗?”[2]

   面对这多少显得有点简单粗暴的批评,尽管当时有人站出来表示愿意“充当一名保卫《锻炼锻炼》的战士”,由此在《文艺报》上展开了关于这部小说的争鸣,进而对文学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3]但赵树理却没有发表任何为自己辩护的文字。[4]而是在两年后的1961年9月,借着给长春电影制片厂电影剧作讲习班上课的机会,在如何处理“深入生活”与“业余写作”的关系的语境中,回应了当年围绕着《“锻炼锻炼”》开展的争论:“关于《‘锻炼锻炼’》的争论,基本观点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一种是用概念。从概念出发,他就会提出‘这像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吗?’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不是像不像的问题,你跑去看一看吧,你跟我到一个大队去住几个月吧,你就不会这样提问题了。如果凭空在想:既然合作化这么久了,农村还有这种情况?这就没法说了,因为从概念出发和从事实出发,结论不常是一样的。1955年以前,农村一半还是单干户,合作化到今天,才五年多时间,怎么会没有小腿疼、吃不饱呢?所以,这种争论首先得有根据,没有根据就是瞎说。”[5]

   不过,赵树理的这篇讲话没有止于将“批评”斥之为“瞎说”就了事,他更在意的是自己“写作”的“根据”,也即《“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吃不饱”只不过是一种症候,赵树理希望揭示出这种“症候”背后更深刻的因素:“合作化”作为一种与传统“个体”和“家庭”劳动形式不同的“新生产形式”——也即“集体劳动方式”——如何改变了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和农村的旧习惯?在这“新”与“旧”之间,“概念”和“事实”怎样产生矛盾,“生活所以复杂,就因为人的思想复杂。就说对公家和集体的态度吧,在集体地里干好,自留地里也干好,这当然好;有的人在公家地里干得只要像一个样子,能记上工分就行。”[6]为什么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集体劳动方式”重新创造出“公”与“私”的界限以及如何对待“公”与“私”的态度。当时的情况是给公家干活,农民没有实体感,觉得不像在自留地中干活那么实在:“四十岁以上的农民,都当过个体农民,社会制度变了,变成什么样子,以后会怎么样,没有现成的架子。农民不是光要几个政治口号,他是希望具体化的。在个体生产时,他和富人比,说某人过去是一个小中农,后来发了财,起了家;某人省吃俭用,每年买五、六亩地,二十来年买了几顷地。这些他都很清楚。他想向他们学。”因为目标具体,所以农民“为了买地,可以几年几十年穿一件衣服,系一根腰带,干活还很卖劲。”[7]相比之下,“土改后他们思想上很明确:分了地就能发家,合作化就不太明确了,地入了社怎么办?又不准买卖,什么现代化等等,他不清楚,叫他去参观现代化农场,他不一定和自己联系起来,他只看见自己的村子,自己的家。”如此一来,“概念”和“现实”的矛盾,就变成了如何处理“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农民的前途缺乏具体化;我们做思想工作的,讲抽象也讲不清楚,更别说具体的了……现在能用什么办法进行教育,使他们直接和生产的劲儿结合起来呢?总觉得缺少具体的东西。”[8]按照赵树理写给陈伯达的信中的说法,农业合作化之后农村的问题,“总不外‘个体与集体’、‘集体问题与国家’的两类矛盾。”[9]仅就“个体”与“集体”的关系而言,具体到“农民”,问题的复杂性就显现出来了:作为“小私有者”和“小生产者”的的“农民”一方面依然保有长期“小农经济”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10],另一方面又由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而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因此,赵树理在把“农民”拿来与“工人”对比时,特别强调农村这种“新旧杂糅”的情况:“旧的东西总好捉摸,新的东西就不大好捉摸。旧的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形成的,而新的是十几年形成的。一般说,无产阶级的私有观念不大,自从这个阶级产生起就是这样。铁路工人不会产生分火车头、分铁路的想法,不会想分上一个车头、分上一段铁路回家自己开,而农民就想把地分回去自己种。农村中新和旧的斗争非常激烈,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新的东西,常常微妙地绞合在一起,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否则就不会是真实的。”[11]

   从这儿不难看出,农业合作化不仅仅是一种“集体化”的诉求,同时也显然包含了“现代化”的追求,对处于“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双重束缚下的“农民”来说,这是双重意义上的“解放”:一是从“小农经济”中“解放”出来,获得某种“现代经济”分工合作的社会化大生产意识;二是从“资本主义经济”(也即“私有经济”)中“解放”出来,从“集体经济”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平等和公正。在这个意义上“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不仅仅指简单地批评农民“老婆孩子热炕头”、“顾小家不顾大家和国家”的旧思想,更重要的是如何教育农民从“集体化”和“集体劳动方式”中体会到一种新的自豪感和尊严感。[12]但问题在于,“集体化”和“集体劳动方式”极大地改变了农村基层社会的状态和农民的生活状态。一方面合作化之后,“集体经济”的“公家”和“工分”确实比“自留地”更“抽象化”了;可另一方面农民对于“生产劳动”的感受却依然是“具体化”的。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在不同层面上发挥“抽象”和“具体”的作用?赵树理是用“现实主义文学”来思考如此重大的改变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命运的问题,在他那儿,“现实主义文学”首先是“具体”的,“只要真正到生活中去,就能发现每个人都是具体的,千万不要在具体人身上加上概念。每个地方存在的问题也不一样,产生问题的原因,有的在于人,有的在于物,有的在于制度”;[13]但“现实主义文学”的“具体化”并不等同于“琐碎化”和“细节化”,反而因为“形象化”和“典型性”的要求,通过所谓“形象思维”来感知与把握现实生活,具有了一种将“具体”和“抽象”、“特殊”与“普遍”结合起来的功能,最终创造出新的“具体”的“抽象性”或“具体”的“普遍性”。正如日本学者竹内好发现“赵树理的文学”的“新颖”之处在于:“在创造典型的同时,还原于全体的意志。这并非从一般的事物中找出个别的事物,而是让个别的事物原封不动地以其本来的面貌溶化在一般的规律性的事物之中。这样,个体与整体既不对立,也不是整体中的一个部分,而是以个体就是整体这一形式出现。采取的是先选出来,再使其还原的这样一种两重性的手法。而且在这中间,经历了生活的时间,也就是经历了斗争。因此,虽称之为还原,但并不是回到固定的出发点上,而是回到比原来的基点更高的新的起点上去。作品的世界并不固定,而是以作品情节的展开为转移的。这样的文学观、人生观,不就是新颖的吗?”[14]竹内好是从如何克服现代主体危机的角度来讨论赵树理小说中的“个体”的“整体性”,他认为,当西欧现代性所建构的那种现代主体已濒临崩溃时,个人的“自我完成”便首先要直面个人与整体的关系,以及“整体中个人的自由问题” ,“如果不用某种方法来调和与整体的关系的话,就很难完成自我。这一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在他看来,赵树理的文学提供了“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办法”,从而使个体有可能摆脱现代的束缚和现代主体的幽闭状态。[15]然而,有论者已经指出,这种表述一方面确实传达了某种共通的阅读感觉,但另一方面,也将赵树理的创作实践抽象化了。毋庸置疑,赵树理的创作起点是务实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他要求自己的创作应对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并及时地配合政治宣传的任务。[16]而从困扰赵树理的问题来看,可以进一步指出,这种“新颖性”对应的就是他作品中的“具体的普遍性”。这种“具体的普遍性”更多地来自于赵树理感受到的“农民”问题,而非竹内好所想像的“主体”问题,不过其效果却具有一致性,借用竹内好的说法,就是“新颖的赵树理文学”恢复了世界的“文学性结构”。[17]

值得注意的是,武养的那篇批评《“锻炼锻炼”》的文章除了指责赵树理没有真实地描写农村妇女,批评的重点更是落在小说对杨小四这个农村干部形象的塑造上,认为“杨小四”并不是时代政治所要求表现的干部形象,而是“作风恶劣的蛮汉”,他对待“小腿疼”和“吃不饱”两个落后妇女的态度,也“不是社干部与社员的关系,而是民警和劳改犯的关系,所不同的只是这些社干部没有武器罢了。”面对这样的批评,王西彦以小说完全可以塑造“有缺点的干部”以显示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予以回应和辩护;唐弢更是从小说内部的“焦点”问题出发,揭示赵树理在刻画杨小四时,运用了中国小说传统塑造人物的一种特殊手法,“作者描写杨小四的偏急,同时也更加刻划了王聚海的‘八面圆”,后者的性格,是促成小说里许多人物行动的焦点。”[18]一般人大体上都会认为武养的批评过于粗暴,而或多或少认同王西彦或唐弢基于不同理由的辩护,认为赵树理运用了较为复杂的方式来表现当时农村——既包括落后妇女,也涵盖有缺点的干部——所面临的问题。然而,到了1990年代,随着所谓“民间立场”对“政治立场”的克服,另一种同样带有简单化倾向的评价方式变相地肯定了武养的粗暴论述,陈思和在《民间的浮沉》一文中认为《“锻炼锻炼”》“这是一篇赵树理的晚年绝唱,他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明眼人都能看出,他揭露的仍然是农村基层干部中的‘坏人’。那些为了强化集体劳动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基层干部,不但作风粗暴专横,无视法律与人权,而且为了整人不惜诱民入罪,把普通的农村妇女当作劳改犯来对待。‘小腿疼’‘吃不饱’这些可怜的农村妇女形象,即使用丑化的白粉涂在她们脸上,仍然挡不住读者对她们真正遭遇的同情。这篇小说从表面文本上看,等于把西门庆写成英雄,把武大郎写成自私者,但从文本潜在的话语里,真实的流露了民间艺人赵树理悲愤的心理。”[19]这样的解读是否契合了赵树理的真实心理,我们姑且不论。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进一步发挥,那就不是悲愤同情的“心理”问题了,完全可以进一步套用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谓“弱者的武器”,也即农民受到那些索取超额食物、租金和税收的剥削时,会利用各种日常生活的方式进行抵抗,这些方式往往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窃、诽谤和怠工等等。[20]如此一来,“吃不饱”和“小腿疼”不仅不是赵树理批评的对象,反而有可能成了实现农民生存伦理和民间正义的表率。也确实有社会学者、历史学者去研究农村的这类现象,称之为“农民的反行为”。[21]然而,仅仅从这个看似激进的角度能够穷尽赵树理这篇小说的复杂性吗?会不会导致另一种简单化呢?更何况,将当时“干部”和“农民”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为“民警”与“劳改犯”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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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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