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岗:“文学式结构”、“伦理性法律”和“赵树理难题” ——重读《“锻炼锻炼”》 兼及“农业社会主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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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岗  
均载《赵树理全集》第五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

   [5] 赵树理:《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电影剧作讲习班的讲话》,《赵树理写作生涯》页81-82,董大中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

   [6]赵树理:《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电影剧作讲习班的讲话》,《赵树理写作生涯》页75。

   [7]赵树理:《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电影剧作讲习班的讲话》,《赵树理写作生涯》页75。

   [8]赵树理:《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电影剧作讲习班的讲话》,《赵树理写作生涯》页75—76。

   [9]赵树理:《写给中央某负责同志的两封信》,《赵树理全集》第五卷,页323。

   [10]历史学家陈旭麓曾相当精辟地概括出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特点:“如果从生产者的角度加以比较,那么,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劳动力同土地的结合是实现与个体小农的一家一户之中的。一家一户可以完成生产、消费、再生产的循环,因此,中国的小农具有自己独立的经济。相比之下,西欧的农奴只不过是庄园经济的一个部分。固然,小农经济是一种遭受剥削的经济,有它悲惨的一面……但是,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它又把生产者的收益同自己的劳动联系起来,可以寄托追求,这是另一面。由于这种两面性的存在,遇到政治承平的年份,小农通过自己的劳动而达到丰衣足食并不是不可能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页6-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11]赵树理:《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电影剧作讲习班的讲话》,《赵树理写作生涯》页76。

   [12]正是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如上述两个过程是“一步走”还是“两步走”——的分歧,表现出“新民主主义”的思路与“社会主义”的思路的差异,也即涉及到下文关于“农业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

   [13]赵树理:《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电影剧作讲习班的讲话》,《赵树理写作生涯》页76。

   [14]竹内好:《新颖的赵树理文学》,载《外国学者论赵树理》页77,中国赵树理研究会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

   [15]参见竹内好:《新颖的赵树理文学》,载《外国学者论赵树理》页73-74

   [16] 参见冷嘉:《家庭、革命与伦理重建》第三章之第四节《阶级政治与伦理牵绊/涵容:从赵树理谈起》的相关论述,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17]在《〈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1943年3月)中,竹内好曾写道:“今天,文学的衰退已经成为无可遮蔽的事实。把它昭示于天下的是大东亚战争。文学的衰退,客观地说,就是世界不具有文学的结构。今日的世界,与其说是文学性的,毋宁说是哲学性的。”《近代的超克》,179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18] 参见王西彦:《〈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文艺报》1959年10月号;唐弢:《人物描写上的焦点》,《人民文学》1959年8月号。

   [19] 陈思和:《民间的浮沉》,载《上海文学》1994年1期。

   [20] 参见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农民抵抗的日常形式》一书中的相关论述,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

   [21] 参见高王凌在《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一书中的相关论述,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6年。

   [22] 强世功:《革命与法制的悖论——新中国的法律改造运动及其后果(1949-1976)》,载《法律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23]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赵树理写作生涯》页55。

   [24]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页88,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

   [25]参见倪文尖:《如何研读赵树理》,《文学评论》,2009年第5期。

   [26]赵树理:《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赵树理全集》第五卷页329。

   [27]赵树理:《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赵树理全集》第五卷页329-330。

   [28] 赵树理:《写给中央某领导的两封信》,《赵树理全集》第五卷页324。

   [29] 唐弢在《人物描写上的焦点》中指出:“艺术作品《“锻炼锻炼”》的讨论, 终于集中在工作方法上, 成为对‘争先社’干部提意见了, 这倒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无意中道破了赵树理在“文学作品”和“农村现实”之间有意识地勾连。

   [30]赵树理:《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电影剧作讲习班的讲话》,《赵树理写作生涯》页78。

   [31]关于“劳动”和“生产”关系的论述,可以参见叶启政:《“个体化”社会的理论蕴涵——迈向修养社会学》一文的第三部分“劳动、生产和表现”,载《社会理论学报》2004年1期。

   [3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页94,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33]赵树理:《写给中央某领导的两封信》,《赵树理全集》第五卷页325。

   [34]李怀印:《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页164,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根据此书提供的材料,1955年11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首次提出计件工分制,1956年又在《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中加以重申。此两项章程皆为合作社的指导性文件。也与赵树理《“锻炼锻炼”》所描写的“争先高级社”的情况相吻合。而在李怀印研究的秦村,1956年冬就在上级区政府指导下首次推行计件工分制。据前合作社社长称,当时所有村民都满怀热情地接受了这一制度。1957年向高级社过渡后,大部分农活依然推行计件工分制。20世纪60年年代和70年代,除了“文革”高峰期外的大多数时间里,当地主要分配制度仍是计件制和计时制。

   [35]赵树理:《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电影剧作讲习班的讲话》,《赵树理写作生涯》页75。

   [36]李怀印:《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页164。

   [37]关于中国集体化农村“计件工分制”和“计时工分制”的详细讨论,参见李怀印:《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页165-178。与一般认识有所差别的是,根据他的研究,在计时制下,农活的质量总体上要好于在计件制下干活。由于在计时制下同等劳力的社会在做同样的农活时都拿同样的工分,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竞争,所以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留心农活的质量。干部也觉得没有监督的必要,因为社员们都知道怎样去做这些最普通不过的农活。但他也强调了“计时制”可能带来“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所以干重活,最好能够实行“计件制”。

   [38]1953年1月25日,《人民日报》以《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为题,报道了西沟村妇女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事迹,在全国引起轰动,西沟村获得 “中国最早实现同工同酬的村庄”的美誉。随后,男女“同工同酬”迅速在全国普及,并于1954年被写进了新中国的首部“宪法”。

   [39] 李准:《李双双小传》,载《人民文学》1960年第3期。

   [40] 赵树理:《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电影剧作讲习班的讲话》,《赵树理写作生涯》页75。

   [41] 从解放区开始,妇女工作就强调生产劳动之于妇女解放的重要性,譬如浦安修在《五年来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妇女运动的初步总结》中写道:“生活的好坏要靠男女共同努力,提出‘二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创造模范夫妇——共同劳动生产、互相忠实、进步等条件。”(《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711页)蔡畅在对1943年妇女工作新方向的阐释中,就讲述了“延安柳林区二乡的妇纺运动,及其在各方面所得到的成绩”。她以此为“生动模范的例子”,说明妇女工作如何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并以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组织方式,引导村民建设和睦、团结的家庭及村社关系。参见蔡畅:《迎接妇女工作的新方向》(1943年3月8日),原载《解放日报》1943年3月8日第一版,《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652页。

   [42]李怀印:《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页180-181。

   [43] 蔡翔:《〈创业史〉和“劳动”观念的变化——劳动或者劳动乌托邦的叙述(之三)》,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 第1期 。

   [44] 赵文词(Madsen Richard):《五代美国社会学者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载涂肇庆、林益民主编:《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西方社会学文献述评》页47,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

   [45] 参见赵文词《一个中国村庄的道德与权力》(Madsen Richard, 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 1984,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以及赵文词、陈佩华和安戈合著的《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Chan Anita, Madsen Richard and Jonathan Unger, Chen Village: 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 China, 1984,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46] 参见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47] 赵树理:《写给中央某负责领导的两封信》。

   [48] 唐弢:《人物描写上的焦点》,《人民文学》1959年8月号。

   [49] 赵文词:《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农村》,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页717,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年。

   [50] 参见林毅夫:《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载《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51] 参见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归》,载《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52] 参见王小强:《农业社会主义批判》,载《未定稿》第49期(1979年12月15日)。

   [53]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页7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54] 杜导正:《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4期

   [55] 参见新华社信箱:《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载解放社编:《农业建设问题》第1-11页,新华书店,1949年。早在1944年的延安,毛泽东在给博古的一封信中就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 (毛泽东:《致秦邦宪》(1944年8月31日),载《毛泽东书信选集》页237-23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机器”首先指的就是“工业化”,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是无法建设“社会主义”的,所以要保证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就必须“集体化”和“工业化”两条腿走路。

   [56] 温铁军:《战略转变与工业化、资本化的关系》,载《解构现代化——温铁军演讲录》页24,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关于这个问题,更详细的讨论还可以参见温铁军:《八次危机与软着陆》,《文景》2012年8期。

   [57] 参见温铁军:《中国1950年代的两次重大战略转变》,载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

   [58] 温铁军:《八次危机与软着陆》,《文景》2012年8期。

   [59]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181-183,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

   [60] 温铁军:《八次危机与软着陆》,《文景》2012年8期。

   [6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页191。

   [6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电子版)。

   [63]参见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 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溯考》,载《中国乡村研究》第3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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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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