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岗:“文学式结构”、“伦理性法律”和“赵树理难题” ——重读《“锻炼锻炼”》 兼及“农业社会主义”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5 次 更新时间:2018-08-11 14: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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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岗  
”[44]赵文词(Richard Madsen)通过广州附近的“陈村”自1950年代以来历史的研究,发现尽管乡村文化中存在着多样性和不统一状态,但一种共同文化毕竟存在。在不同具体历史条件下,所有这些文化构件的互动发展出各种影响到每个干部和群众的行动方式,这一图景因此展现出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渗透;[45]黄树民则通过对厦门附近的“林村”历史的研究,发现1949年以后中国农村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一种全国性文化明显抬头,传统上小型、半自治而独立的农村社区,慢慢被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大众文化”所取代,行政系统通过高度的组织化网络渗透到基层社会的各个角落,但与此相应的是,某些传统信仰和价值观虽然受到压制和抑制,却依然存在于农民的日常生活中。[46]

   这种状况用赵树理话来说,就是“国家与集体”、“集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才能够将“国家”的“普遍性”与“村庄”、“农户”的“具体性”联系起来,症结在于“集体”——往往又体现在“干部”身上——是否能够发挥“纽带”的作用。因为“年岁较大的农民受我们党政的教育才几年或十几年,而受小生产者个体主义教育(姑且这么说)则有几十年,所以这些人在集体生产中,光凭已有的政治觉悟来领导他们的行动是很难符合生产要求的。集体生活的相互鼓舞、相互监督,这是推动他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主要力量”,但由于“国家”对“集体”的计划日益细密,甚至直接决定“集体”的行动,“规定下种斤数、定苗尺寸、规定积肥、翻地等具体时间,规定每种作物的产量等等……什么也规定,好像是都纳入了国家规范了”,这就必然带来“所有者与决定者”的矛盾,当这样的矛盾出现以后,“社干的主要精力便放在对付这种矛盾上,而把克服农民那种小私有者的残余思想工作放在次要地位,甚至还会和一部分有那种思想的人结合起来共同对付上级领导。”[47]看到这点,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锻炼锻炼》为什么聚焦于“干部”,套用唐弢的说法,不是西洋油画式的“聚焦”,而是中国小说传统的“聚焦”:“作者掌握了人物描写上的焦点,通过焦点来展开各个人物的行动,这是中国古典小说在人物描写上一个优秀传统。焦点的作用在于突出人物之间的关系,使情节的舒卷产生有机的联系,这样一来,人物形象的独立性不仅不会削弱,而且可以更丰满,更多变化,更容易深入到主题的核心。”[48]运用这样的手法来建立人物之间的“关系”,焦点就不在哪一个具体干部身上,而是将深陷“具体性”的王聚海、只懂“抽象化”的村支书和敢想敢干却使之鲁莽的杨小四联系成一个“干部”谱系,从不同的方面折射出“国家”与“集体”、“集体”与“个人”之间的互动与矛盾。

  

四、“赵树理难题”与“农业社会主义”问题

  

   引人注目的是,《“锻炼锻炼”》处理“干部”之间的关系具有一种“历史性”眼光,具体表现为“老经验”与“新情况”之间的“矛盾”。历史地看这个“矛盾”,当然不应该局限在“争先社”,而是处于农村集体化的进程中:从互助组到合作社,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每一个阶段既是阶级话语、集体主义等社会主义“新传统”改造农村基层社会的结果,也是传统乡村共同体和农民日常生活实践与之冲突、妥协并有可能转化、重返的结果,两者的共同作用所形成的“经验”有一部分可以适应于下一个阶段,但也可能由于“改造”的最终目标在于消灭私有财产制度和传统的基层市场体系,使得之前行之有效的“经验”完全失效。赵文词就认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家庭结构,或者说没有分解家庭生活的传统组织。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当政府紧密围绕农村的传统社会生态体系而建立新的组织进行集体农业劳动时,共产主义的意图便明显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当政府试图打破某些基本的传统社会生活方式,尤其是组织起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时,结果则造成了经济和政治上的混乱。所以到最后,这种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便基本上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49]按照他的看法,自然是“老经验”没问题,“新情况”出状况了。就像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指出的,互助组是中国共产党早在老解放区就已经发明了的传统,在互助合作合作运动的初期,由于同民间传统冲突较小,重叠较大,“发家致富”的口号作为政治话语与农民家户私有的观念相契合,所以不像后来合作社阶段那样遭遇到激烈的“退社风潮”。经济学家林毅夫在研究1959年至1961年的中国农业危机时,甚至用“博弈论”的方法将1958年秋合作社成员退出权的被剥夺看做是俗称“三年自然灾害”的发生根源,“在1958年以前的合作化运动中,社员退社自由的权利还受到相当的尊重,但自1958年的公社化运动以后,退社自由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因此,‘自我实施’的契约无法维持,劳动的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滑坡,由此造成了这场危机”,而自然灾害、政策失误和管理不良以及公社规模过大只是这场危机的第二位原因。[50]其中隐含的意思就是认为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公社化”过于激进,不合当时的“国情”——“国情”在这儿被解释为农民“种田万万年”的小私有观念和农村经济的“小生产性质”,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如果设想建设社会主义,那就难免是带有乌托邦气息和民粹主义色彩的“农业社会主义”了——这就是为什么另一位经济学家周其仁在研究合作化以来中国农村所有权关系的变迁史时,按照“制度经济学”的方式,提出了所谓“所有权悖论”:“一方面,所有权不能完全不要国家而得到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国家的引入又非常容易导致所有权的残缺”。为解决这一悖论,他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基础上构想了一个理论假设:“只有当社会与国家对话、协商和交易中形成一种均势,才可能使国家租金最大化与保护有效产权创新之间达成一致”,并且简单地将西方式排他性的私有产权套用到中国农村“公私相对化”的财产观念上,认为集体化对农民土地私产权的剥夺所导致的集体经济,其实质是国家控制农村经济权利的一种形式,其实践违背了上述假设,因而是低效率的,并最终归于失败;而市场取向的农村改革则使实践的逻辑逐渐符合重建产权秩序的理论逻辑。[51]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改革开放开始之际,需要在理论上对“农业社会主义”进行清算:“人们认为,合作化运动这样迅猛的发展,是广大农民蕴藏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迸发的结果。这种看法在理论上是没有根据的。”[52]理论上有根据的自然是将“集体化”重新“私有化”和“市场化”,而且必须以面对“现实”、正视“国情”为前提,就像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说得那样:“对集体化也好,对市场也好,共产主义这不得不接受既定的传统结构,不得不在它们呆滞的力量之上进行建设,不得不通过它们向着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机构努力。……在传统的市场共同体限定了共产党为农村改革所选择的手段的同时,农村改革又不可避免地非常确实地反过来赋予它们以新的形式。”[53]

   无论是集体化还是市场化,当代中国农村的变革始终都要面临落后的“小农经济”。这一问题意识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对“共和国60年”做一个“整体观”的可能。因为坊间发表的许多总结和反思共和国60年经验教训的文章,关于如何处理“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后三十年”的关系,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关键的分歧也在于如何评价建国后毛泽东的功过得失。有一位论者特别指出:

   毛泽东有着浓厚的“乌托邦”情怀,也就是刘少奇说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后来,学者胡绳概括为“民粹主义思想”。毛泽东努力在中国搞试验,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续革命”为手段,借助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他憧憬每个村庄人人劳动,人人自由,人人有权,人人平等,人人有文化,甚至每个村庄都有大学,兵民一体,学校同时是工厂。他的梦想是如此“美丽”。平分土地没几年,就搞合作化;刚刚搞了初级社,马上就拉起高级社,紧接着就闹人民公社,锅碗盆勺一概归公。当他这一套实践证明根本行不通并为人们所反对时,他就拿出“继续革命”、“阶级斗争为纲”的武器,打击不同意见。“反右派”“反右倾”都是如此。即便在三年大饥荒饿死千百万人后,他那一套搞不下去了,在七千人大会上,他作了检讨,但紧接着就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强化阶级斗争学说。可见前次检讨时,他的乌托邦主张并没有改变,不过是政策上作了暂时让步。到1965年,形势稍有好转,他马上准备和发动了“文革”。“文革”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他要“继续革命”,实现他的乌托邦。[54]

   所谓“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指的是希望把社会主义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由此放弃了“新民主主义”路线,过快地走向了“社会主义”,也就放弃了允许资本主义在中国存在的空间和机会。很显然,对“农业社会主义”问题的分歧点在于究竟毛泽东的构想是“乌托邦”还是在中国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乌托邦”。当然,今天的主流观点是批评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而要克服其弊端就是不要过快地改造资本主义,并允许和鼓励它的存在。

   一直有人认为赵树理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写作,所以就有推测认为他可能也具有某种“农业社会主义”的倾向。其实,赵树理始终是贴着农民的眼光看问题,但他并非简单地认同农民的立场,而是充分意识到农村必须改变,只不过这种改变需要顾及原来社会内部的结构。如果我们不把“农业社会主义”做一种简单负面的理解,那么,某种程度上在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落后农业大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也可以称之为“农业社会主义”。但实现的方式不一定是民粹主义式的。毛泽东早就批评过幻想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的想法,[55]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把在农业大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视为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克服。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一个农民占绝大数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集体化”两者之间的矛盾需要构想新的治理方式。

今天回过头去看,比较容易从解决资本原始积累的“交易成本”的角度去理解“现代化”也即“工业化”和“集体化”之间的关系,“……中国工业化面临的是一个平均分配土地的彻底的小农经济,于是它的资本积累的制度成本就非常高。因为我们知道,工业化最早的资本原始积累必须解决工业和农业、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交易。小农经济越是分散,得到农户剩余的制度成本就越高。于是,在50年代中期,为了解决城市工业的积累问题,政府建立了农村的集体化制度”。[56]提出这个观点的温铁军甚至更具体化地指出:中国在1949年以后进入了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世界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地缘战略尚不稳定的时期,中国在这个历史阶段所经历的工业化过程,和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走的工业化路径是相似的,也就是宗主国投资,后发国家承接投资。如果撇开意识形态来看当时苏联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宗主国的作用。但宗主国的投资一定是有条件的,如果不能满足宗主国的条件,投资就会停止。因为朝鲜战争的缘故,中国获得了苏联的投资,以推动军重化工类型的工业化建设。在此基础上,并没有直接导致城乡二元结构,反而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动员2000万青年农民进城工作,这些人是为了配合工业化来挖土方、修马路,进行基本建设。然而众所周知的是,由于涉及到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大是大非,中苏关系发生破裂,苏联突然提出不增加投资,这就意味后续资本投入趋零。看看世界历史,一般发展中国家在宗主国停止投资后,都会出现经济崩溃、政治体系坍塌导致社会动乱甚至种族屠杀。而中国出现了什么呢?1958年之后的调整直到1960年确立自力更生路线,其实是在资本极度稀缺的条件下,中国人不得不以高度的集体化和单位制,成规模地组织低成本的劳动力去替代极为稀缺的资本,最终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完成了国家工业化不可逾越的原始积累。[57]无论是从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理解“集体化”,还是用“劳动力”替代“资本”来解释“工业化”,这种强调“功能”和“效用”而非简单地从意识形态出发来重绘历史图景的努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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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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