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岗:“文学式结构”、“伦理性法律”和“赵树理难题” ——重读《“锻炼锻炼”》 兼及“农业社会主义”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5 次 更新时间:2018-08-11 14: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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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岗  
他终究要满足各种需要,因而要从事各种有用劳动,如做工具,制家具,养羊驼,捕鱼,打猎等等……经验告诉他这些,而我们这位从破船上抢救出表、账簿、墨水和笔的鲁滨逊,马上就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开始记起帐来。他的账本记载着他所有的各种使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各种活动,最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种一定量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32]鲁滨孙即使在“劳动”形态上已经处于“孤岛”的“原始状态”,但由于深受英国“市民社会”——也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影响,“原始状态”的、仅仅为了维持温饱的“劳动”也被他用“记账”的方式纳入到新的“生产关系”中。如果仅仅为了维持温饱而劳动,根本无需记账。“记账”既标志着一种新型的劳动计量方式出现,也意味着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对“劳动”的规划与制约。马克思用鲁滨逊的例子是为了说明不能抽象化来理解“劳动”,而要时刻将这种“劳动”和制约、规划“劳动”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考察,才能把握住“劳动”与“生产”之间的关系。与此类似而效果相反的是,常年置身在自给自足、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传统中的农民,虽然“合作化”使之进入到以“集体化”为特征的“生产关系”中,可正如鲁滨逊身处孤岛却难忘“记账”一样,“集体化”了的农民同样在很大程度上习惯于用“小农经济”的方式来理解“劳动”,而对新的“生产关系”之于“劳动”的规划与塑造还难以适应甚至有所抵制和抗拒:“农业合作化虽然经过了七八年之久,个体(以家为单位)和集体(以现在的管理区为单位)矛盾依然不太小。我们自然作了些思想教育工作,但年岁大的农民受我们党政的教育才几年或十几年,而受小生产者个体主义教育(姑且这么说)则有几十年,所以这些人在集体劳动中,光凭已有的政治觉悟来指导他们的行动是很难符合生产要求的。集体生活的互相鼓舞、互相监督,这是推动他们只能前进不许倒退的主要力量,什么时候落了空子,什么地方落了空子,他们都会回头看一下:留块自留地本来是为了给他们吃菜和养猪造成一点方便,可是限制不当他便会把几百石肥料用在他那几分地里;在不妨害集体生产条件下编织个小器具赶个另花钱也是利己利人的事,可是不加限制,他会每夜编到鸡叫,第二天在田里锄着苗打瞌睡……”[33]

   尽管赵树理在给中央领导的信中只是提出用“思想政治工作”来“克服农民那种小私有者的残余”,但他的确地把握住了“劳动”(你很难说农民为自留地拼命干活不算是“劳动”)与“生产”(但这种“劳动”很有可能极大地影响“集体生产”的出勤率和生产率)之间的矛盾,并且在小说《“锻炼锻炼”》中把两者之间的紧张更集中表现为围绕“劳动计量方式”的变化所带来冲突。在“集体化”之前,农村基本上是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根据各自土地的收成来衡量劳动的价值,一般情况下,劳动投入越多收成回报也越多,因此,在家庭内部,劳动不需要以理性化的方式来计量;“集体化”之后,不再以家庭为单位来安排劳动,“生产队组织劳动的一个基本方法是,根据社员的性别、年龄、体力及劳动技能,把他们分为不同的劳动等级,并且根据每个人劳动的时间或完成的数量记一定的工分(因此有所谓的计时工分和计件工分)”。[34]根据“工分”对劳动进行计量,这是一种理性化、抽象化甚至直接表现为“货币化”的劳动计量方式,使得农民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导致了公私关系、公私观念的一系列变化。劳动积极性问题的出现和这一背景的转换密切相关,农民开始有了损公肥私、占“集体”便宜的想法和做法,也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赵树理曾形象化地描述了这种变化:“就说对公家和集体的态度吧,在集体地里干好,自留地里也干好,这当然好;有的人在公家地里干得只要像个样子,能记上工分就行。比如锄草,有一棵草没锄掉,用土一盖就过去了,谁也没有见到,完全能把人哄过去,隔几步埋几棵草是看不出来的;但他在自留地里就绝不会这样干。”[35]产生“占小便宜”想法的前提是“集体经济”与“小农经济”之间的转换与断裂,农民缺乏劳动积极性也同样与“劳动计量方式”发生变化有关。事实上,“吃不饱”和“小腿疼”这类农民并不是天生好吃懒做,而是基于新的公私关系进行精明的算计。譬如小腿疼“要是地里有点便宜活的话也不放过机会。例如夏天拾麦子,在麦子没有割完的时候她可去,一到割完了她就不去了。按她的说法是‘拾东西全凭偷,光凭拾能有多大出息’。后来社里发现了这个秘密,又规定拾的麦子归社,按斤给她计工她就不干了。又如摘棉花,在棉桃盛开每天摘的能超过定额的一倍的时候,她也能出动好几天,不用说刚能做到定额她不去,就是只超过定额三分她也不去。”

   赵树理了不起之处在于,他虽然只是描绘“小腿疼”参加集体劳动的个别情形,却通过这个个案显示了对“工分制”下农民劳动以及相应管理策略的深刻把握。如果从改革开放以后所形成的简单地将“集体劳动”视为“大锅饭”的角度来看,“小腿疼”的遭遇恰恰可以证明集体化农业失败的原因,“即集体化下劳动与报酬的脱钩,导致农民在集体生产劳动时普遍‘开小差’,只图混工分,不讲究农活质量”。而这种看法成立的前提则是假设“中国农民”只是“自私、理性的小农,只对物质刺激有兴趣,且根据不同的劳动报酬形式,调整自己的劳动收入”。[36]不过,细读赵树理的描述,却不难发现上述整全式判断难免粗糙浮表,他通过“小腿疼”展示了一个集体化劳动与劳动管理的动态过程:首先是如何处理“拾”和“偷”的关系,“拾”遗落在地上的“麦子”是劳动应得,但“偷”还没有收割的“麦子”则是“化公为私,“小腿疼”参加劳动表面上是“拾”,实际上想“偷”,公私关系之所以出问题,核心就在这儿;紧接着为了避免这种明“拾”暗“偷”的行为,“社里发现了这个秘密,又规定拾的麦子归社,按斤给她计工”,也就是使用“计件工分制”,但“小腿疼”却不干了;最后她形成了对付所有“定额”也即“计件工分制”的策略:“能超过定额的一倍的时候,她也能出动好几天,不用说刚能做到定额她不去,就是只超过定额三分她也不去”……“小腿疼”在算计“工分”上不可谓不精明,但也正是这种爱占“集体”便宜的心理,使得她最后中杨小四的“计”。这里的关键显然不是集体劳动的计量方式究竟该使用“计件制”还是“计时制”的问题,即使使用了劳动与报酬似乎更密切挂钩的“计件制”,也难以避免如“小腿疼”现象。况且就像李怀印以“秦村“为个案对集体化劳动的“计件工分制”研究所显示的,“计件制”也可能鼓励人们用不正当的手法增加自己的件数和工分。如果没有生产队干部得力的管理,它并不一定带来理想的公平和效率。而且,“计件制”尽管有刺激劳动者积极性的功能,可也不是适合于所有农活。只有在具备了这样一些条件才能实行,如该农活可以由个人而非集体来完成;农活本身可以被精确计数;农活只有在使用计件制才可能有效地提高劳动效率……之所以要强调这些条件,是因为对于社队的劳动管理而言,计件制大大增加了干部的工作量,上工前先要考虑好“定额”也即工分标准,说服社员接受标准,标准订高了,社员不愿意干,标准订低了,社员又可能像“小腿疼”那样占集体的“便宜”,对于其他每天参加劳动的农民来说,很不公平;而且收工时,干部还要给每人计算工作量,虽然是按件算工分,但也不能不光看数量而不兼顾质量,有人会钻计件制的空子,为了追求数量把活做得很粗。无论是订标准还是算工分,在这个过程中,干部和农民任何一方若有异议,彼此就会发生争执,所以要在农村完全推行“计件制工分”的成本太高,有很多实际的困难需要克服。况且,社队还有大量的并不那么费力的农活,如手工选棉种、用锄头除草、用钉耙碎地、剪除棉花公枝、摘瓜果等,农民通常可以在规定时间内毫无困难地完成这些劳动,干部也觉得没有必要使用计件制,他只需要告诉农民在何时何地完成这项农活可以拿到多少工分就行了,也就是使用“计时工分制”。[37]《“锻炼锻炼”》的重点不在讨论“工分制”内部“计件”或是“计时”的优劣,而是牢牢把握住“工分制”这种抽象化的“劳动计量方式”是如何带来了农民公私观念的变化。在小说中,杨小四有针对性的“设计”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天劳动时人来的齐是因为有便宜可占,那些平时不参加劳动的人也来了,再加上队长守住了回村的路,所以想不干也不行——反而显示出赵树理更多的困惑:以后这套还有用吗?知道没便宜可占,来参加劳动的人会不会越来越少呢?况且最终处罚的只是“偷花”的行为,对于不参加集体劳动的人,能起什么作用呢?

   不过,与那种简单地将“集体化”等同于“大锅饭”、把“中国农民”比附于理性自私的“小农”不同,赵树理的“困惑”更多地表现为“前进”中的“问题”。即使没有任何性别研究的训练,也不难发现《“锻炼锻炼”》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让更多的农村妇女参加集体生产。那么,为什么农村妇女的劳动问题会成为整部作品的焦点之一?是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使得农村妇女参加集体劳动成为可能?就是那种“占便宜”的行为本身不也折射出农村妇女在集体劳动中获得较大回报的可能吗?尽管从更激进的性别理论来看,集体化农业实行的“工分制”还无法完全覆盖农村妇女的劳动付出(如繁重的家务劳动就从未计算在内),但新的劳动计量方式也显示出巨大的进步性,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农村男女劳动的“同工同酬”,使得之前不能参与生产或不完全承认其劳动价值的农村妇女的地位发生了显著改变。在以“家”或“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中,妇女是不算劳力的,农村集体化改变了这种状况,最初在互助组里,妇女参加劳动只能算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的“工”,最多算到三分之二的“工”,也就是一个女劳力最多只能等于三分之二个男劳力,始终没有做到“同工同酬”。只有随着集体化规模的扩大,男女“同工同酬”才在合作化过程中得以实现。事实上,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最早成立村民互助组,也最早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原因就在于此。[38]而文学则更关注这一变化引发的社会、家庭和妇女自身主体性的转变。当时有一部引起轰动的小说《李双双小传》[39],作者李准为什么要给“李双双”这样的普通农村妇女做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她从“家庭”走向了“生产队”,成为了一名生产能手。在改编成电影时,李准更是将主要事件由办食堂改成了农村为了发挥妇女劳动积极性,围绕“工分制”,正确开展“评工记分”运动。电影或许为了和小说区别开来,原来拟定的名字叫《喜旺嫂子》,但后来又改回成《李双双》,这一来回改动,把小说为“李双双”做“小传”隐含的意蕴也表现了出来。就像小说开头描绘的:“李双双是我们人民公社孙庄大队孙喜旺的爱人,今年二十七岁年纪。在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以前,村里很少有人知道她叫‘双双’,因为她年纪轻轻的就拉巴了两三个孩子。在高级社的时候,很少能上地做几回活,逢上麦秋忙天,就是做上几十个劳动日,也都上在喜旺的工折上。村里街坊邻居,老一辈人提起她,都管她叫‘喜旺家’,或者‘喜旺媳妇’;年轻人只管她叫‘喜旺嫂子’。至于喜旺本人,前些年在人前提起她,就只说‘俺那个屋里人’,近几年双双有了小孩子,他改叫作‘俺小菊她妈’。另外,他还有个不大好听的叫法,那就是‘俺做饭的’”。原来作为农村家庭妇女的“李双双”是没有姓名的,只能依附于丈夫孙喜旺,叫“喜旺家的”,或者尊敬一点称为“喜旺嫂子”,或者干脆就被丈夫叫做‘俺做饭的’,彻底成为了一个“无名者”。只有在成为公社社员,成为劳动能手之后,她才获得自己的姓名并得到了做“传”的资格,小说结尾用喜剧性的手法显示出意味深长的变化:“喜旺说:‘进叔,你去报喜时再捎上一条,就说李双双那个爱人,如今也有点变化了!’他这么一说,大家都乐得轰轰地笑起来。”“孙喜旺”成了“李双双那个爱人”,这不能不让人体会到在“工分制”特别是“男女同工同酬”的制度下,农村妇女因为劳动、因为被社会承认且可以计量化的劳动而获得了某种新的“主体性”。

这种“主体性”还表现在,妇女由于经济地位的改变在家庭中所担负的责任和所扮演的角色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赵树理称之为“经济的内容”带来了“家庭的冲突”:“一个家,七口八口,孩子大了,娶了媳妇,经济由父亲控制,还是大儿子控制呢?媳妇要做件衣服,但婆婆公公不同意,媳妇说,我在外边干活挣一二百工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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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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