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中国与日本近现代亚洲认识》一书问题意识与基本内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5 次 更新时间:2018-08-10 15:5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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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邦和,华东师范大学博导教授、中央民族大学首席教授、东京大学外国人研究员

  

   《中国与日本近现代亚洲认识》书稿研究近现代中日“亚洲认识”。何为亚洲?亚洲不仅是地理概念,还是文化概念。说起亚洲,人们不仅想起欧洲东边的沙漠、草原、山地与平原,思考区别“西方”的历史、文化、政治与经济。“亚洲认识”,是亚洲进入近代,西学东渐、西势东进以来,具备“亚洲”自觉的中日知识人,对“亚洲”地理方位的辨识,对“亚洲”文化坐标的寻认。

  

   一、问题意识

  

   平时阅读中日近现代思想史常有问题难解,缭绕脑际,现将这些问题择其要者归纳如下。写作本稿,即试图通过对中日近现代“亚洲认识史”的研究,解答问题。

  

   中国与日本最初的“亚洲认识”是什么?此为“亚洲”地理的知晓,“华夷”论的反省与“天下”观的再释。在此基础上,又有对东西之间,败胜弱强的思考及“师夷制夷”思想的产生。

  

   如何对东西文化,具体而言对于亚欧文化作意义辨识与比较分析?近代以来,无论中日都出现过东西文化比较的运动。这个运动,在日本发端于西学启蒙时代,至于国粹时代日益开展。在中国始于洋务时代,到了20世纪新文化运动时期得以进一步推动。中日知识人以此了解西洋文化的特征,探寻亚洲文化的本质。

  

   求富求强,西学日炽,亚洲传统文化地位何在?本稿叙论中日国粹运动沿革及其思想表现,目的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同时也提出新的问题,何为国粹?如何阐扬?如何规避“国粹”背后的“原教旨”倾向?

  

   日本、中国先后出现亚洲主义,日本亚洲主义有否它的早期表现与后期“右转”,如何最后演化为亚洲侵略主义?就中国而言,孙中山有“大亚洲主义”,李大钊有“新亚洲主义”,与日本亚洲主义区别如何?连带思考当下有无亚洲主义,如何探究这个主义的新内容与新形式?

  

   如何看待“现代”?“现代”理论是否等同于“西方”理论,而与“亚洲”的本质相悖?无论中日,无论亚洲主义及国粹主义,都体现对于“现代”理论的质疑与批判。日本的冈仓天心、印度的辨喜,及至中国的章太炎,甚至可以说是连带发动了一场泛亚洲的“现代”反思运动。在日本,直至上世纪60年代,因竹内好等人的倡导,“现代超克”的思潮再起波澜。在中国,上世纪30年代由梁启超、梁漱溟、章士钊等人发起,将“现代”反思推向高潮。

  

   旧亚洲性质是什么?新亚洲特点是什么?中日及亚洲的未来是什么?“村社”组织的顽韧生存、原始“公有”的长期存在、国家“威权”的强大显示,以及历史进程的“停滞”不前,乃属亚洲的历史“洲情”,亦为中日的文化“国情”。了解旧亚洲,展望新亚洲,将为亚洲与中国的进步提供思想的支持。

  

   二、研究内容

  

   本稿合八章,每章内容如下。

  

   第一章《中日早期亚洲观》,分述以下问题:一、《海国四说》:世界、亚洲与朝贡圈;二、进入近代之际日本思潮中的“亚洲”元素;三、“千岁丸”访问上海与中国情况报告。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与日本1853年黑船事件,标志两国进入“近代”。《海国图志》、《海国四説》等著作先后问世,表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走出既往的蒙昧,接受文明的启蒙,知晓“亚细亚”其名,认同“地球”观新知。不过这时梁廷枏等人记东亚“朝贡”历史,还以天朝自居,视他国为蛮夷。此时日本思想,还保留华夷论、名分论等中国文化的原典元素。“千岁丸”来航上海,是近代中日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前日本视中国为礼义之邦,崇仰有加。然而登陆所见,一片败亡景象。积弱积贫,不思进取。上下无信,唯利是图。顽固派嚣张无忌,当道者彷徨迷茫。原有的中国观因此颠倒,仰慕之心顿失,轻蔑之情渐生。

  

   第二章《中日近代变革中的亚洲观》,将以下的几个问题作为重点考察的对象。一、近代中国第一场东西文化比较;二、黄遵宪与《朝鲜策略》;三、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与“脫亚论”;四、日本“疑古史学”与东亚古史观的颠覆;五、“德学”——适合亚洲的“西学”。

  

   19世纪50-60年代开始,世界继英、法、美之后出现新一轮现代化运动。德、俄先行,日本接踵其后。同时中国出现洋务运动,“现代化”由此起步。此期中国,言论活跃,发起近代第一场东西比较运动,指出中国异于西方者,为男耕女织的农业经济,而非经商求富,贸易立国;为君临天下的政治框架,而非举“贤”为“公”,立宪治国;为拘泥虚文的文化体制,而非经世匡时,讲求实学;为“遗体求用”的片面心态,而非“体用兼备”、“本末具有”。同时,黄遵宪作《朝鲜策略》,提出以“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为要点的“防俄之策”。

  

   在日本,福泽谕吉刊《文明论概略》等,又写《脱亚论》。将世界作野蛮、半开化、文明的区分,勾画“文明”前景,描绘“进化”之途,强调走向“文明”是亚洲历史的大势,鼓吹“以西洋文明为目标”,脱出亚洲的“固陋”。然其“恶友”论,将中朝定格为不思上进的“恶友”,为侵略论提供“文明”的借口。白鸟库吉刊《西域史研究》、《满鲜历史地理》等,又埋首中国史研究,提出“尧舜抹杀论”,反对“崇尚三代”,试图颠覆中日固有的“法古”历史观。本稿还记叙日本学界“英美学”与“德国学”的消长历程。

  

   第三章《中日国粹主义与传统复归》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讨论:一、日本国粹主义的兴起;二、关于日本国粹人物的评析;三、中国国粹思潮及中日“国粹”的比较。

  

   纵观历史思潮的涌动,可以察觉某种文化力学隐藏其后,对文化生态发生有力的宰制作用。即所谓一个思潮应运而生,对应的思潮已经隐伏待发。结果两大思潮轮换交替,宛如钟摆左右摆动。在日本,与自由民权运动联袂而至的西学思潮,促使旧思想的祛除与新理念的诞生,同时也给日本带来道德体系沦陷、历史记忆淡漠、民族自信消失等种种弊病。此后国粹主义登场,重塑道德体系,恢复历史的记忆,再树民族的自信。如婴儿的孕育须有母体,新道德的诞生须有文化的母体。国粹运动为日本新道德的诞生确认母体。

  

   然而,国粹主义毕竟是一种文化“抵御”主义。究其本质而言,具有一剑双刃的特性。如此“主义”一方面为建设新道德建立基础,另一方面走过了头,将转化为狭隘民族主义与文化原教旨主义,民族的学习精神由此衰竭,“抵御”进步、旧态复归,在日本则最终演化为侵略主义。日本国粹主义思潮出现不久,中国国粹运动兴起。本稿将中日本国粹运动作了比较。

  

   第四章《日本亚洲主义的兴起与转折》讨论以下几个问题。一、关于日本亚洲主义早期情况的述评;二、日本亚洲主义的急骤“右转”;三、德富苏峰及其日本“膨胀”论;四、竹越三叉的“日本中心说”;五、北一辉亚洲态度的内里揭示;六、大川周明的“复兴亚细亚”。

  

   近代以来,亚洲遭遇欧美侵略,“攘夷”成为亚洲各国的共同意愿。19世纪下半叶,日本思想界呼吁亚洲团结,主张协同抵抗,成为亚洲主义的早期表现。随着日本完成资本主义变革,急骤步入列强行列,这样的“早期亚洲主义”发生变化,原本反侵略的“攘夷”转化为列强间的利益争夺。此刻“大亚细亚主义”登场,表达以日本为“盟主”的地区霸权主义,其所谓“解放亚洲”、对抗英美,实质是独霸亚洲,“进军”全球。

  

   第五章《“大亚细亚主义”在华反应及引起的警觉》,关心以下问题。一、关于章太炎“亚洲和亲”与“亚洲古学”思想的形成与特质;二、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三、李大钊与“新亚细亚主义”;四、围绕戴季陶的《日本论》的一些问题的讨论;五、中日亚洲主义的比较。

  

   1897年间,章太炎倡导“亚洲古学”。李大钊1919年提出“新亚洲主义”。1924年,孙中山作题为《大亚洲主义》的演讲。一系列中国式“亚洲主义”,可谓对日本亚洲主义的思想回应,这个“回应”中更多体现的是对日本侵略阴谋的警觉,提醒国人在迷惑的口号中看破真假,在思想的航路中辨识经纬。

  

   第六章《质疑“泰西”与回归“东洋”》从以下方面展开讨论。一、“东西文化”论争与“东洋文明”的特征;二、“文化建设”的宣言与东方“本位”的申辩;三、“反思”的勃兴与“亚洲”的回归。

  

   “五四”运动前后,杜亚泉、陈独秀、胡适等人兴起“东西文明”论争。上世纪30年代中期又发生“本位文化”大讨论。“本位”有多种解释,实指“本来地位、独尊地位”。本位文化运动就是恢复传统文化“本来独尊”地位的运动。在此同时,中国形成“现代”反思派。他们反思“学习西方”,主张质疑“泰西”;反思工商立国,倡导“农国精神”;反思强国战略,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

  

   第七章《“亚细亚”理论及其中国反响》,叙论上世纪三十年代“亚细亚理论”传入中国激起的热烈反响,由此观察中国人亚洲观的历史性变迁。本章分四个方面。一、何为“亚细亚”理论?二、国际学术界围绕“亚细亚”理论的讨论;三、中国回响与社会性质论战;四、“亚细亚”理论与中国现代史学。

  

   上世纪30年代国际上的“亚细亚理论”讨论,引发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论战焦点为: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的阶段?中国封建社会起于何时,终于何时?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如何?论战中,中国学者试图解明“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即为“原始共产社会”,论证奴隶社会于中国的存在,否认中国“亚细亚特殊论”,指明中国历史进程与世界一致,确认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形成历史唯物的亚洲认识与中国史观。

  

   第八章《当代中日的亚洲认识》,讨论战后中日亚洲认识的特点。重点解说以下几个问题。一、丸山真男的亚洲文化观;二、松本三之介“儒学”与“国学”的世界;三、关于日本“新日本主义”思潮的讨论;四、滨下武志等学者对于战后亚洲再认识;五、“亚洲价值观”与儒家文化;六、传统文化的现代跋涉与“文化东亚”。

  

   战后,丸山真男研究日本传统文化,探询日本历史的“持续底音”,证说日本朱子学、徂徕学,以至国学,皆不断发生以“走向近代”为特征的内在变化,指出东方现代化非“外加”,而为“内生”,反对现代化起因论中的“西方冲击说”与“欧洲中心”论。松本三之介揭示近代日本专制政治的理论基础,认为近世日本以“理学”为“心灵学”管理人民思想,以“国学”为“政治学”,确立天皇地位。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复苏,挤入强国行列,于此同时,学术界出现“新日本主义思潮”。学者提出“现代伦理”论、“第一文明区”论、“生态史观”、“海洋文明”论等,解释“日本成功”的原因,在此同时,围绕“何为亚洲?”的问题,热心探讨亚洲的现代“身份”。

  

   在中国,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1958年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提出“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如何寄托”的问题。九十年代,杜维明、余英时等关注东亚文化的复兴,确认中华传统与儒家思想在东亚发展中的作用。上世纪末,“亚洲价值观”引发讨论,焦点为儒家思想是否可以成为东亚发展的经济伦理;建立在儒家基础上的威权主义与家长理念对错如何;东亚金融危机与“亚洲价值观”的负面元素有否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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