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拉斯·诺斯:我的学术生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4 次 更新时间:2018-08-09 16:5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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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诺斯  

  

   本系列前一场的主讲者科斯好心地送给我一份他的讲稿。他在第一页就提到:“我一直是在到达之后,才了解自己到了哪里。”我却不是如此。打从我立志要成为经济学者的那一天起,我就清楚地知道自己要走的方向。我一开始就探索是什么因素造就了经济的富庶或贫困,因为在我看来,只有作到了这点,接着才能谈如何改善经济的表现。探索经济表现的最初根源,可以说是一段漫长而充满意外旅程,从马克思主义转变到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但一路走来,这项持久不变的目标却一直指引、塑造了我的学术生涯。

   我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并非因我的家庭和此地的高等学府有何关联,而是家父当时担任附近城镇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的经理,而在1920年,附近最近的医院就在剑桥。我是三名子女中的老么,上有兄姐各一,都是家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前往欧洲之前出生的。

   1、国际化的教育经历

   从我出生的第二年起,我们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搬了好几次家,先是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后来他升任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加拿大办事处的主管,我们又搬到了渥太华。因为家母崇尚多元教育,因此我们乃前往欧洲游历,1929年到1930年间,我在瑞士的洛桑(Lausanne)念书。后来我在渥太华完成小学教育,再进入一家私立中学。1933年搬回美国后,我在纽约市以及长岛的私立学校分别念过短暂的时间,最后是在康涅狄格州的学校完成高中教育。高中时我迷上了摄影,而我认为自己年轻的岁月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就是曾在国际性的大专及高中摄影竞赛中,荣获首奖以及第三、第四与第七名。

   我的家庭并不是书香门第。家父当初进入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担任小职员时,连高中还没毕业;至于家母,我也不敢确定她是否完成了高中教育,不过她真是一位精彩人物,聪慧又有求知欲,在我的知识发展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我的一些长辈也都对我有相当的影响,他们引介我进入了古典音乐的世界。即使到了今天,我的姑姑阿德莱(Adelaide North)还是我生命中非常特殊的人。

   我要上大学那年,原本已经拿到了哈佛的入学许可,可是因家父调任为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美国西岸主管,我们又搬到了旧金山。因为不想离家太远,于是我决定改念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在那里,我变成了马克思主义信徒,生命也全然改观。

   马克思主义当时之所以吸引人,在于它似乎能对那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提出解答,其中也包括我们正面对的经济大恐慌——我在1939年—1940年所学的凯恩斯学派之前的经济学,对此则并未触及。我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就在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入侵苏联时,我突然发现自己支持和平的立场变得很孤单,因为其他人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转向支持战争了。

   因为忙着参与学生运动,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大学部的成绩只能算是中等,平均成绩大概比“C”稍好,不过我选了三门主修:政治学、哲学以及经济学。我原本打算进入法学院,但随着世界大战爆发,再加上不愿杀人的意志强烈,因此1942年5月从柏克莱毕业后,我进入了商船服务。

   就在出海后不久,舰长把我叫到舰桥上,问我是否愿意学习领航:大部分的高级船员都只受过基础教育,而我们的船正由旧金山航行到澳大利亚。后来,我真的成为领航员,而且乐在其中。我们往返行驶在旧金山与澳大利亚之间,并且进入新几内亚及所罗门群岛。

   海上航行的岁月,让我有三年的时间持续不断地阅读,就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立志要成为经济学者。大战的最后一年,我在加利福尼亚州阿拉梅达(Alameda)的海事人员学校,教授领航的课程。这时我又一次接触摄影,而陷入两难的抉择;到底要当摄影师,还是进入经济学的世界?1941年夏季,我跟着农村安全署(Farm SecurityAdministration)摄影部主管蓝姬(Dorrothea Lange),到加利福尼亚州中部山谷拍摄过境候鸟的照片。蓝姬一直想说服我当摄影师,她的先生泰勒(PaulTaylor)任职于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系,却鼓励我往经济学发展。结果是先生赢了。

   2、专研经济史

   我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研究所就读——由于大学成绩乏善可陈,这是唯一接受我的学校。作为研究生,我所设定的目标,是要找出到底是什么决定了经济体系运作的方式及其成败。显然,经济史是最符合这一目标的范畴。我不敢说自己在柏克莱研究所学到了什么正规的经济学。当时影响我最深的教授,都不在正统经济学的主流之列——如布莱迪(Robert Brady),在经济思想史上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罗金(LeoRogin),至于M·M·奈特(奈特的兄弟)虽然不相信理论,但是对经济史的事实及背景却了如指掌,后来成为我在柏克莱的导师,也是论文指导教授。我也曾用死记的方式来学习一些必要的理论,但却无法真正了解其中的精义。

   事实上,我一直要到从事第一份工作,也就是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时,借着和高登(Don Gordon)这位优秀的年轻理论家下棋的机会,才开始真正学到经济理论。在三年的时间里,我们每天从中午下棋到下午两点,在棋艺上我略胜一筹,但在经济理论上是他指导我;更重要的是,他教我如何以经济学者的方式思考,而这项技巧迄今仍可算是我最重要的研究工具。

   我的博士论文是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史,获得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奖助金,到美国东海岸从事基础研究的工作。那是收获丰硕的一年。我不只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墨顿(Robert Merton)的社会学研讨课程,也接触了哈佛大学的科尔企业家中心(Arthur Cole Entrepreneurial Center)。由于熊彼特是企业家学派(Entrepreneurial School)的导师,因此我受到他强烈的影响。我早期的研究以及著作重心,是由博士论文扩充的寿险分析以及寿险公司与投资银行的关系。

   后来,我的研究工作转向发展一套分析性架构,以观察区域经济成长,我并在《政治经济期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标题为《区位理论与区域性经济成长》(Location Theory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由此一研究成果出发,我发展出一套主要的经济成长理论。

   在经济史学会(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的某次会议中,我幸运地结识了当时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部主管费伯利肯。在1956年到1957年间,我应邀前往该局担任研究员,那是我生命中极为关键的一年。我不但结识了与局里往来的重要经济学者,而且每周会去巴尔的摩(Baltimore)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 Hopkins University)向顾志耐学习,他的指导给我非常深远的影响。在经济研究局那年所从事的实证研究工作,为我早期主要的数量化研究——1970年到1980年美国的国际收支——奠定了基础。

   我在1944年第一次结婚。研究所求学时代,妻子在学校教书的收入是我们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三个儿子道格拉斯、克里斯多佛及麦尔肯,在1951年至1975年间出生。三个小孩都上学后,我妻子成为华盛顿州议会中出色的政治人物。

   从我任职于经济研究局到1966年至1967年我获得福特教师奖助金(Ford Faculty Fellow)前往日内瓦从事研究的十年间,我主要的研究是美国经济史。成果就是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1790年至1860年美国的经济成长》(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790 to 1860)。该书对市场如何在一个以出口为主的成长模型中运作,有直截了当的分析。

   3、经济史新貌

   到1960年时,年轻一代的经济史学者之间已然弥漫着一股骚动,尝试将这个学科从原来以叙述性、制度面为主的性质,转变成重视分析性与数量化。就在1957年我任职于经济研究局的那一年,该局和经济史学会共同针对美国经济成长展开第一次数量化研究的专案计划,并在马萨诸塞州的威廉斯镇(Williamstown)举办了一场会议,我也发表了一篇有关1790年到1860年美国国际收支的论文。这次会议可以说是经济史新研究方法之始。不过直到我早期的两位学生——任教于普渡大学(Purdue)的休斯(Jon Hushes)以及戴维斯(Lance Davis),才首度把有兴趣将经济理论与数量方法导入历史研究的经济史学者召集一堂。1960年2月,大家在普渡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次大会非常成功,以后就成为例行的年会。与会人员包括经济史学者、理论家以及计量经济学者。会议进行期间,可以说百无禁忌,演讲人常会遭到严厉的批评,然而,我们都知道自己正在重塑经济史这门学科,因而备感兴奋。

   我们在经济学界受到热情的接纳。各大学的经济学系迅速表示有兴趣聘用新经济史学者,或者说是我们自称的克里欧计量学者(cliometricians——克里欧是司职历史的希腊女神)。也因此,当我和华盛顿大学的同事墨里斯(Morris David Morris)共同规划这方面的研究所课程时,的确吸引了一些素质最佳的学生来加入经济史的研究工作。60年代与70年代初期,就业市场上的反应颇佳,我们的学生很快地就在全国各地找到工作。

   1966年到1967年间,我决定把研究的重点从美国的经济史转到欧洲,也因此当我获得福特的奖助金前往日内瓦作为期一年的研究时,我决定重新调整研究方法,结果也导致我的学术生涯全盘改变。因为我很快地发现,新古典经济理论这一套工具,不足以解释中世纪以来欧洲经济中的基本社会变迁。

   4、找寻新分析构架

   新古典理论所关切的是市场的运作,同时又假设市场中存在能够运作的先决条件,但对市场是如何演进而来,则略而不提。再者,新古典理论是静态的分析,而我们需要一套动态的理论,来说明经济随着时间而演进的过程。我们所需要的新分析工具,在新古典理论中并不存在。长期以来,我一直在追寻能提供新分析工具的架构,因而引发我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趣与关切。早在研究所期间,我就曾读过韦布伦及康盂斯的著作,也深刻感受他们对经济体系运作的透彻见解,但他们并没有提出一套理论架构。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用来解释以及分析经济史的理论结构。老式的制度经济学,因为无法能提供这种理论架构,也因此无从真正成为替代新古典理论的另一项选择。马克思主义开宗明义就表明了对制度面的关切,也提出了一些切中要点的好问题,并对长期的变迁有所说明,但是它的模型里头有太多的漏洞。其中主要的缺陷,是把阶级当作分析的单位,又没有将人口的改变纳为主要的变迁来源。至于新古典理论的长处,是在于毫不妥协地专注在稀少性的问题上,因此将竞争视为整个经济学的关键所在,同时以个人为分析的单位,并以经济的方式进行分析。如何能融合上述各种方法的优点于一套理论结构之中,正是我等为新制度经济学所作的努力。

为什么要专注在制度呢?在不确定的世界,人类设法以制度把人际之间的互动建立结构。制度就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也因此成为塑造经济、政治、与社会组织的诱因架构(framework of incentives)。所谓制度包括了正式规则(宪法、法律、规定)与非正式的限制(惯例、行事准则、行为规范),以及上述规则与限制的有效执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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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管理学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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