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业:新时代的中国经济:沿袭抑或超越现行政策工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4 次 更新时间:2018-08-08 23: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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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新业  
生态保护的正外部性收益是否牺牲当地居民发展权的充分条件?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值得仔细审问的。

   中国当下和未来遇到的一系列发展问题,与不合适的政策设计是密切相关的。户籍制度、耕地红线、生态红线等政策,都是对要素自由流动的限制,这种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市场的替代。针对这些特定领域、要素类型,行政命令仍然起着要素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而政府主导的区域发展政策、产业政策等,则是人为地创造“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扭曲了要素的相对价值,从而改变了人们的激励和行为。

   即便政府出台一系列扭曲性政策是出于良好的政策目标,人们也往往过多关注政策的收益,而忽视了政策的成本。更重要的是,人们对政策的风险缺乏认识。一旦扭曲性政策的一致性无法保证,人为的“竞争优势”就会消失,基于这种“竞争优势”作出的决策将会被市场证明是完全错误的。此时,这些失败的决策就会转化为资金呆坏账、人力资本呆坏账、技术呆坏账,使社会背负沉重的成本。

   要规避这种风险,归根结底就在于放开政府对市场经济施加的不必要的人为约束。解决中国当前和未来遇到的一系列发展问题,政府政策调整都是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环。政策调整的基础原则是合理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简言之,就是让不同政策的边际净收益均等化。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每项政策的成本和收益,考虑政策资源的重新配置,突破现有政策形成的人为“竞争优势”和依赖这种优势的利益集团,实现政策工具的优化提升。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其一,减少市场扭曲,提升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中国未来的改革发展仍然离不开经济增长。除了培养经济增长新动能以外,更应该关注经济效率的提升。取消户籍限制,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放弃区域发展战略,使企业投资更理性,更符合市场规律;调整产业政策的实施策略,放弃盲目追赶和“弯道超车”;放开生态红线和耕地红线,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让人们享有普遍的发展权。所有这些政策调整都将改善人们的决策行为,并使经济效益得到改善。

   其二,更加重视技术的升级改造和优势技术的推广应用。技术创新的潜在收益必须与合理评估的技术创新成本和创新失败风险相契合。考虑到中国尚处于技术应用水平较低的阶段,推进现有优势技术的推广应用,对存量资本和生产组织实施技术升级改造的潜在收益巨大且风险较低,应该为政府所重视。

   其三,更加重视开拓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新市场。中国的各项重要技术革新,是增大全球行业竞争性,增大全球消费者福利的举措。中国应该减少对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市场的介入和替代,避免在各个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上与发达国家全面竞争。同时,应该积极推进各项技术创新在亚非拉地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推广应用,在这些地区建立先发优势,培养网络型产品的在位者优势,增大技术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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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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