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水法: 汉语哲学:方法论的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5 次 更新时间:2018-08-07 16:4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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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水法 (进入专栏)  
语言哲学家的回答或有差异,但无论如何都会指向一个中心,这就是语言的意义。那么,人们就会追问,难道语言学就不考察和研究语言的意义吗?语言哲学的主流观点会提出如下的区别,语言学并不关注语言或句子的意义的真假问题,而后者正是语言哲学的中心课题。

   在这里我将讨论语言哲学文献中有关意义理论的一些最重要的观点,以说明语言哲学的主题,从而可进一步来阐明汉语哲学对语言哲学的可能的方法论意义。丘奇与弗雷格认为:“一种恰当的关于自然语言的语义学必须为几乎一切语词既指定涵义又指定所指。”戴维森在塔尔斯基观点的基础上断定:“关于一种语言的真理理论同时是一种意义理论。”而斯特劳森论证说,“说某个东西为真也就是说话者意谓某个东西,因此,关于真陈述的概念必须依据一个说话者所意谓的东西加以分析”。虽然我们不能说语言哲学就是认识论的后续发展,但是现代认识论确实要借助语言哲学的工具,即确定表达知识的语句的真假的方式或可能的形式,因此任何认识论最终都必须回归到语言层面。由此,我也可以说,认识论在这里与语言哲学重合了。不过,这不是本文关心的重点,本文的重点在于,汉语哲学从其视角出发在现代语言哲学中发现了若干问题。现在,至少有如下四个问题值得分析和讨论。

   第一,“truth”(真理)和意义乃是现代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马蒂尼奇说,“主要的语义概念是真理(truth)和指称”。但是,“truth”译为真理,为语言哲学的汉语表达带来了许多困难。在语言哲学中,“truth”是指一个句子所表达的事实,亦即句子的意义有其经验的根据。因此,“truth”就是指一个句子的意义的真实的性质,它的准确的对译应是真实性或真性——尽管这个词语不是现成的。在汉语里面,“真理”这一词语主要指某种先天的、不来自经验的理论或观念。

   事实上,按照现代语言哲学的原则翻译“truth”,汉语应有许多可以用来对译的词语,比如情实、实情和真相等。但是,真理这一词语被随手拿来翻译,固然受到此前的传统哲学的影响,但也确实揭示了以汉语来研究语言哲学所遭受的语言表达上的若干困难。很显然,倘若“truth”这个词语的译法本身在意义上就是含混的,那么主要源于英语的意义理论在汉语中的表达就同样是含糊的,在传达和理解上都会出现偏差,这样,意义理论就无法准确地在汉语之中表达出来,或者,这个理论会以另一种方式建立起来。当然,这里最大的难点还在于:在英语和汉语之间是否能够建立一种完全等值的意义理论?这就是说,由某种语言表达的意义理论能否完全地在另一种语言中对译出来?倘若可能,那么“truth”就应当有其确定的对译;如果不可能,那么,意义理论本身的真值就成了问题:在不同的语言中,意义理论或许是不同的。

   戴维森指出:“我们能够把真理看作一种特性,这种特性不是语句的特性,而是话语(utterance)的特性,或言语行为的特性,或关于语句、时间和人的有序三元组的特性,而恰恰把真理看作语句、人与时间之间的关系,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了。”倘若意义理论能够成立,那么这种特性,无论以何种语言表达出来,都是一致的和等值的。这应当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

   第二,如果语言哲学的原则是普遍有效的,那么,人们就要承认或设定,存在着一种跨语际的意义理论。这样的意义理论可以在不同的语言中完全地表达出来,而所谓完全的表达就是指,它们是可以一句对一句地完全对译的。或者,我们可以采用一种可行的办法来测试:它们之间完全可以重复对译,而在意义上不会有所耗斁。戴维森认为:“一种不过是为语言定义真理的理论比起表面上的分析可能表明的要更接近于构造一种完全的意义理论。”这样的意义理论当然不会局限于英语。这样的完全的意义理论与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或有不同,普遍语法是所有语言都拥有的共同原则,它可以扩展为任何一种特定语言的语法,而后面这些具体语言彼此之间则容有相当大的差异。但是,意义理论就不是这样,否则,意义的真实性在不同的语言是不同的,而语言哲学家的信念即“命题的相同性是跨越语言的”就会崩溃。

   奎因说:“真理一般地依赖于语言和语言之外的事实两者。”不过,他又说:“说在任何个别陈述的真理性中都有一个语言成分和一个事实成分,乃是胡说,而且是许多胡说的根源。总的来看,科学双重地依赖于语言和经验;但这个两重性不是可以有意义地追溯到一个个依次考察的科学陈述的。”奎因的观点无疑给意义理论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许多并不包含事实成分的陈述的意义在跨语言翻译时因此就缺乏有效的约束,从而意义完全一致的对译就是不可能的,于是“命题的相同性是跨越语言的”这个说法只有在严格的约束条件之下才是正确的。

   事实上,戴维森已经看到了如下的现象,即语言际的真值定义或真理受到不同语言差异的影响:“当对象语言里的量词的范围在某些方面过于宽泛时就会产生语义悖论。但是,没有真正搞清楚的是,把乌尔都语(Urdu)或文德语(Wendish)的量词范围看作不足以产生一种关于‘在乌尔都语中为真’或‘在文德语中为真’的明确定义这种看法,对这两种语言是如何不公平。或者,用另一种方式(如果这种方式不是更严肃的话)表述这个问题就是,在道理上,始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我们在理解另一个人的语言(真理概念)的过程中所把握住的某种东西,是我们不可能传达给他的。”如果一种意义理论中关于真性(truth)的定义和条件依赖特定的语言,那么,要么自然科学、数学、逻辑和其他相应知识的普遍性瓦解,要么这样的意义理论就是不成立的。诚然,汉语哲学的任务不是否定语言哲学,而是为语言哲学增加一个维度,意义理论、句法理论或一般的语法理论的语言际的有效性或同一性等问题就如上面所引述的文字所表明的那样,原本就存在,但汉语哲学则使这些问题更加清楚地凸显了出来。

   第三,自然语言的含混、不确定因而包含语义悖论,使得人们倾向于寻找一种意义理论或形式化语言来解释自然语言的语句的意义。现在我们假定,撇开各种争论和不同意见,这样的意义理论或形式化语言是能够构造出来的。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意义理论或形式化语言是否可以自在地发挥作用?我的意思是,这样的意义理论和形式化语言是否可以仅仅以其语言的形式产生效果,人们只需阅读它们就可以有意义地运用自然语言,或者从自然语言中获得意义?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即便假定意义理论和形式化语言的形成无需人们之间的交流和传达,它们之运用于自然语言,尤其是运用于他人的自然语言,必定要通过交流和传达才能产生效果,否则,它们是否有效就根本无法验证。

   比如,塔尔斯基甚至认为,“语义学在诸如物理学、生物学等这类自然科学中不可能找到任何用途……因为在这些科学中没有一个与语言现象有关,与语言表达式和这些表达式所指称的物体之间的语义关系就更是毫不相关了”。然而,物理学、生物学和数学、逻辑之所以能够达到塔尔斯基所谓的真性的程度,就是因为从事这些研究的学者之间不仅通过这些科学语言,而且也通过自然语言进行交流和合作。塔尔斯基上述论断看来包含着这些科学本身在运作的意思,而这显然是不成立的。

   斯特劳森有一段相当中肯的判断:“当我们探究意义的性质时,它易于使我们忘记语句的用途是什么,我们把意义与真相联系,又(过于简单地)把真与语句相联系,而语句又属于语言。但是,作为理论工作者,除非我们理解了人类言语(Speech),否则的话,我们便对人类语言(language)一无所知。”无论真性甚至真理,意义理论还是形式化的语言,都是为了认识和交流,因此势必要通过言语才能达到。因此,以英语表达出来的物理学和以汉语表达出来的物理学,要在语言中达到真性,还必须通过科学家之间实际的交流和合作,而这种交流和合作甚至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比如关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的引力波的验证差不多是一个世纪之后才完成的。只有直接关涉事物的合作的行动才能最终达到对句子的共同理解。因此,即便存在一种真性的理论,理想的意义理论或形式化的语言,可以在任何语言之中毫无差异地对译,它如果要付诸实践和应用,也必定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传达。这种交流和传达当然也包括语言际的交流和传达。

   于是,在汉语哲学的视野之下,语言哲学的语义、语用和语境就都遭遇了新的问题,这就是语言际的交流和传达。先前语言哲学的理论和观点基本上是以印欧语系的语言——主要是英语——为工具和对象发展和建立起来的。但是,真性、意义理论等都需要语言际的验证,比如,一个句子经过翻译之后,它在两种不同语言中的意义,就成了一个问题:一个句子用汉语表达出来,与用英语表达出来,是否会发生语义上的变化?或者更加准确地说,在什么样的环境和条件之下会发生变化,以及发生怎么样的变化。

   因此,问题不仅涉及语义,而且还直接关涉语法和语境。语法的差异造成句子中的语词秩序的差异,而不同的语言又依赖于不同的语境。如果语法相对固定,那么,语境就取决于社会状态,乃至语言与该种状态之间的关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发现一种现象:在相同的环境之中,人们的行为事实上还受到他所操的语言的意义的约束。这样的限制不仅体现在这些个体的对话之中,也发生在这些个体自己的思考之中。如果他不熟悉他在特定时间所处的特定场所的通用语言,亦无法通过别的手段与当地人交流,那么他要理解周围的世界、把握该世界的关系,必定要依赖于既有的经验,亦即要受制于他所操语言表达的那些意义。

   塞尔在分析以言行事的现象时指出:“一种语言的语义学被视为一系列构成规则的系统,并且以言行事的行为就是按照这种构成规则完成的行为。”不过,塞尔并没有区别不同的规则,比如科学规则与文化规则之间就容有相当的差异。理解一套叙述科学或数学或逻辑知识的规则即便需要借助交流和合作,人们也能够达到高度的一致性,他们的行为因此也能达到高度的契合。而对一套文化或社会的规范的规则,人们就难以达到一致的理解,因此,他们依照这种规则的行为也难以达到一致性,从而也难以实现密切的配合。当然,对一套文化或社会的规则,如果相关的人经过反复的学习、交流和训练,亦能达到较高程度的一致理解,并且达到行为的一致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不再是文化或社会的规则,而成为技术的规则。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白塞尔如下的观点:“陈述以言行事行为规则的努力也可以被视为是对在言语行为的背后存在着构成规则这个假设的一种检验。”

   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事实是,语言哲学家,比如塞尔,关注的是日常语言。然而,日常生活中的简单句子只是在具体因而复杂的文化结构中才能够获得切实的意义,除非经过纯化,否则即便使用同一种语言,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关联中,意义也会大有差别,更不用说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中了。比如,塞尔给出的以允诺为例子的“以言行事”的5条语义规则,除了第1条外,其他的都是外在的规则,而这些规则都是要经过反复的确认或检验才能达到的,这已不是日常对话,而像是一种理想条件下的对话。他在此之前提出的9项条件,也包含太多的心理因素,是从语句中分析出来的主观意向,而不限制在字面意义。

   总之,语言学的宗旨是研究语言的原则、形态、语言的社会境域和语言史,为此,它要利用有助于达到这些目的的各种方式和途径。而现代语言哲学的根本目的则是试图通过研究语言,来了解和把握人们的认识以及该种认识与行为的关系。因此,除了语言本身,它必须认识到,意义在语言际的传达还必须借助语言以外的东西。语言哲学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必定需要语言以外的行为,而只有经过这个途径,语言哲学才能达到语言际的有效性。

  

二、汉语哲学与心智结构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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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公众号2018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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