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晚清六大小说家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3 次 更新时间:2018-08-06 19:3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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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 (进入专栏)  

  

   在晚清小说璀灿的天幕中,闪烁着六颗耀眼的明星: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曾朴、黄小配和陆士谔。这六大小说家,不仅代表了晚清小说的最高成就,而且生动地反映了晚清小说的历史走向,集中地体现了晚清小说的本质特征。

  

   一、晚清小说历史走向的生动反映

  

   中国小说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至晚清而大变。晚清的改革形势,为小说创作的转型和繁荣准备了主客观方面的条件。梁启超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揭开了“新小说”的序幕。六大小说家的文学之路,莫不与上述两个因素密切相关,生动地反映了晚清小说发展的历史走向。

  

   李伯元不是梁启超那样的时代巨子,而是处于政治漩涡之外的普通人物;他的人生价值,在于作为一名职业报人和职业小说家的成功事业和开创一代风气的广泛影响。光绪二十三年(l897),李伯元创办了上海的第一张小报《游戏报》。《论〈游戏报〉之本意》云:“《游戏报》之命名,昉自泰西。岂真好为游戏哉?盖有不得已之深意存焉者也。慨夫当今之世,国日贫矣,民日疲矣,士风日下,而商务日亟矣。有心世道者,方且汲汲顾景之不暇,尚何有恒舞酣歌,乐为故事而不自觉乎?然使执涂人而告之曰:‘朝政如是,国事如是’,是犹聚暗聋跛辟之流,强之为经济文章之务,人必笑其迂而讥其背矣。故不得不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亦觉世之一道也。”(《游戏报》第六二三号,1897年8月25日)这种借“游戏”以寄托用世“深意”,“语涉诙谐,意存惩劝”(《论本报之不合时宜》,《游戏报》第一四九号,1897年11月19日)的态度,与西方“单纯以享受”为目的“游戏说”(《西方文论选》第108页),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正当《游戏报》处于为当世称颂的鼎盛时期,李伯元忽然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将《游戏报》的“铺底”盘之他人,而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另创《世界繁华报》。促使李伯元作如此重大决策的原因,除了他知机知变的经营性格外,更主要的是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早在戊戌变政以后,李伯元就写信给担任新加坡《天南新报》主编的邱炜萱说:“海内外日报诸家,足以令人服善者,惟天津《国闻报》为最,次则新嘉坡之《天南新报》,为其首持公论,力任开化,不随世运为转移,不窥祸福而趋避也。”(邱炜萱:《挥麈拾遗》)表达了李伯元对于办报事业的信念:“首持公论,力任开化”,是从正面论述办报的历史的社会的责任;“不随世运为转移,不窥祸福而趋避”,则从反面揭示了办报的宗旨和原则。庚子国变以后,清廷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1901年1月29日)发布的改革上谕,使李伯元看到了一线希望。《繁华报》之报名由软性的“游戏”,改为具有时代性的“世界繁华”,说明李怕元其实已心注世界之大格局,并从这一大格局中来观察谛视中国的社会现实,显示了办报宗旨的变化;由《游戏报》之附印《凤双飞》弹词到《繁华报》之附印李伯元自著的《庚子国变弹词》、《官场现形记》等,表明李伯元已经自觉地选定了以小说创作来“首持公论,力任开化”的道路。光绪癸卯(1903)五月,商务印书馆创办《绣像小说》,聘李伯元为主编,得着这一机遇,李伯元益发放手运用小说的利器,以实现自己的宏愿。第一期首载《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云:

  

   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搏桑崛起,推波助澜。其从事于此者,率皆名公巨卿,魁儒硕士。察天下之大势,洞人类之颐理,潜推柱古,豫揣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以醒齐民之耳目。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揆其立意,无一非稗国利民。支那建国最古,作者如林,然非怪谬荒诞之言,即记污秽邪淫之事,求其稍裨于国,稍利于民者,几几乎百不获—。夫今乐而忘倦,人情皆同,说书唱歌,感化尤易。本馆有鉴于此,于是纠合同志,首辑此编,远摭泰西之良规,近挹海东之馀韵,或手著,或译本,随时甄录,月出两期,藉思开化夫下愚,遑计贻讥于大雅。呜呼,庚子一役,近事堪稽,爱国君子,倘或引为同调,畅此宗风,则请以此编为嚆矢。著者虽为执鞭,亦忻慕焉。

  

   《绣像小说》的宗旨,是“醒齐民之耳目”、“开化夫下愚”,与“新民”、“教育国民”,是同一个意思。但它所刊载的作品,不像《新小说》杂志那样以高昂的调门从正面宣传改革与立宪,而是着重于“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和“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后一方面,写国家之危险,是为了反衬改革的紧迫性,命意比较显豁;前一方面,对人群(包括政府与民间)之积弊而下砭,其实也是改革事业题中应有之义。改革所要克服的,正是这种种“积弊”;而诸如此类的“积弊”本身,又恰恰是改革的障碍和阻力。这一点,与新小说的发起者是完全一致的。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继李伯元之后的又一位办报大家吴趼人受到极大的震动。他痛切地认识到,重要的不仅仅是引进西方的技术,而是制度的改革与民众的教育,于是,他自光绪丁酉(1897)起,开始投身于办报的生涯,“初襄《消闲报》,继办《采风报》,又办《奇新报》,辛丑(1901)九月,又办《寓言报》,至壬寅(1902)二月辞《寓言》主人而归”(《吴趼人哭》),同年四月,复应《汉口日报》之聘,赴鄂参加报纸筹组工作,1903年5月,因武昌知府梁鼎芬强行将《汉口日报》改归官办,吴趼人愤然辞去主笔职务,主持各报笔政达六年之久。尽管吴趼人对他的办报生涯日后怀着一种追悔的态度,说它“实为我进步之大阻力,五六年光阴,遂虚掷于此”(《吴趼人哭》),但客观地说,吴趼人办报的态度是严肃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他凭着自己广博的知识,多方的才能,运用“惯作大刀阔斧之文”(《趼廛诗删剩》自序)的犀利文锋,抨击时弊,赢得了强烈的共鸣,“犹幸文章知己,海内有人,一纸既出,则传钞广诵者,虽经年累月,犹不以陈腐割爱”(《近十年之怪现状》自序)。既然这样,吴趼人为什么会对办报生涯如此不满,甚至认定是自己进步的大阻力呢?

  

   根本的原因,在于吴趼人对于当时的政治改革,有着自己独特而深沉的见解。李葭荣说他“生新旧蜕嬗之世,恫夫国势积弱,民力浸衰,赞翊更革,数见于所为文辞,惟于方寸取舍,分际綦严,亡时流盲从之患”(《我佛山人传》,《资料》11页),是很贴切的。尤其可贵的是,当康有为期望依靠皇帝的一纸诏书在短期内实现改革的时候,吴趼人已经看到了“开民智”的重要性,说:“欲保民者,其先开民智乎?开民智之效最捷者,莫如学堂。”(《趼呓外编·保民》)戊戌变政失败,政治转向反动,历史转向倒退,驯致庚子国变的惨祸,于此,吴趼人的悲愤失望,是可以想见的。所以当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发布改革上谕以后,吴趼人和大多数志士仁人—样,是不能不怦然心动的。《吴趼人哭》中有一段说:

  

   庚子拳匪作乱,外兵逼都,两宫西幸,知守旧之不足以自存,乃诏廷臣议程新政,立政务处,改外交部,变科举,开学堂,次第举行,与戊戌新政相仿佛。而拟诏旨者多作暮气语,承旨者多作瞻顾语。或问于吴趼人曰:“此次新政与戊戌何如?”吴趼人曰:“草茅下士,焉足以知朝廷?”又问曰:“得无与同治之设同文馆相类乎?”吴趼人哭。

  

   吴趼人对于由煌煌上谕所确认了的改革,怀着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复杂心理。他看出,这次改革与他所寄予厚望的戊戌变法是相仿佛的,上谕中“法积则敝,法敝则更,惟归于强国利民而已”,“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与他所主张的“法无古今,弊生则宜改;法无中西,善在则可师”(《趼呓外编·说法》)精神也完全相通,他对此表示欣喜,是很自然的。但是,历史的教训,现实的状况,又使他不像几年前那样天真与乐观。他看到,改革的倡议者和推行者,都不免瞻顾迟疑,因而很可能如同治间之设同文馆那样半途而废;《汉口日报》的经验,又使他看到像梁鼎芬那样“守数千年词藻考据之学,耳食一二西学皮毛”而“办事之手段,每每加人—等”(《已亡〈汉口日报〉之主笔吴沃尧致武昌知府梁鼎芬书》),行为卑污,表里不一的人物来主持新政,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馀的。

  

   同时,吴趼人更敏锐地看到,除了官僚的腐败与颟顸,广大民众的不觉悟,也是改革的巨大障碍。《吴趼人哭》中列举了“天下事有极可怒者,有极可哀者,更有怒之无可容其怒,哀之又不仅止于哀者,则惟哭敝之而已”的各种表现,不少都与民众的不觉悟的有关。如他曾与人说:“我,中国一分子也。”便有人以此言为痴,理由是:“汝不过中国一布衣,何得有中国一分?”如茶室中有人讲“人群进化之理”,而隔座笑声嗤然;如某使臣致书外务部,以“平等自由”为邪说,等等。《吴趼人哭》最后写道:

  

   欲强国者必当开民智。万民之中,愚蠢拙笨如吴趼人者,复何足道;然求愚蠢笨拙如吴趼人者,尚没有几个,吴趼人哭。

  

   吴趼人著《吴趼人哭》,或曰:“恐怕没有几个人会读。”吴趼人哭。

  

   吴趼人著《吴趼人哭》,或见之曰:“用不着你哭!”吴趼人哭。

  

   吴趼人著《吴趼人哭》,或见之曰:“我亦欲哭!”吴趼人遂与之抱头大哭,且欲与之携手登昆仑山顶,放声大哭。

  

   吴趼人认为办报是自己进步的阻力的又一个原因是,他历任的主编,只是报馆主人的高级职员,并无多大的主动权。他在回顾自己的经历时道:“仆昔就馆沪地,曾四易其主,而仍蝉联,然此乃前主者不支,乞后主者为继,故仍为之供奔走耳。”尤其是在《汉口日报》的遭际,更使他沉痛莫名:“为《汉口日报》馆主者,以慑于夫己氏之故,凡仆所为论说之稍涉忌讳者,皆屏而勿录,而后日见腐败,盖将取容于夫己氏,不得不然;仆实非之,以宗旨虽殊,情谊尤笃,姑留此席,以冀改良耳。”(吴趼人:《己亡〈汉口日报〉之主笔吴沃尧致武昌知府梁鼎芬书》)所谓“夫己氏”,犹言“某甲”,这里当指时任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的端方(王立兴:《吴趼人与〈汉口日报〉》)。既要坚持报馆为舆论之喉舌的信条,又不得不在形势的压迫下做出让步与妥协,这对于“言自由,言平等,诬罔不淑”(吴趼人:《已亡〈汉口日报〉之主笔吴沃尧致武昌知府粱鼎芬书》)的吴趼人来说,是何等的痛苦,他又怎能不视办报为自己进步的大阻力呢?于是,在与《汉口日报》决裂以后,吴趼人毅然宣布:“浩然归志,不可复遏!”终于摆脱了报馆生涯,投身于小说创作了。《吴趼人哭》是吴趼人即将告别报馆生涯,迈向小说创作之路前夕调整心绪的杰作。正当他痛感知音不偶时,东瀛日本传来了梁启超关于“新民”的响亮呼唤。梁启超的呐喊,在吴趼人心底激起了强烈的共鸣。“愤世嫉俗之念,积而愈深,即砭愚订顽之心,久而弥切”,这种急切的心志和丰厚的蕴积,已非昔日那种“另金碎玉”“断简残编”的小报所能容纳,亦非“以恢谐之笔,写游戏之文”的形式所能包容,他终于找到了寄托自己心志的最好的形式,首先写下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站在改革的背景下,对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提出了自己对于改革的全面系统的思考,从上海虹口蓬路日本邮局将书稿寄往横滨《新小说》社,这部巨著就这样在梁启超的赏识下,于1903年8月发表于该刊第一卷第八期。

  

曾朴与康梁则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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